对爱尔兰队比赛前夕，主教练科曼照例主持赛前战术布置会议。

约翰也去参加，坐在会议室最后一排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嘴里叼着一枝铅笔。他时不时咬着笔杆，眼前笔记本上却空空如也，一字未记。

这次会议很程式化但也很细节，从阵型安排到进攻战术、防守战术、攻防转换等策略和注意事项都一一在列。

约翰远远看着科曼手里的战术板，见上面赫然是4-3-3阵型，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自己教出来的弟子，如果执掌荷兰国家队时反而推出了英德等国的惯用阵型4-4-2，估计他真得当场吐血。

罗纳德·科曼也已不是当年那个巴萨的后防中坚，他那一头金色短发已略有些发灰，阅读平板电脑上的资料时也已需要戴上眼镜。但他依旧是个态度相当严谨的主教练，冷静、沉稳，一开口便滔滔不绝，花了很多时间给在场球员讲解阵型的种种变化。

约翰坐在这间会议室里，恍惚间，他似乎回到了六十年代的阿贾克斯，人群前面站着的是他自己的恩师里努斯·米歇尔斯——

米歇尔斯的声音洪亮，手势有力，正站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正中，向所有人讲解专属阿贾克斯的“全攻全守”战术。

“全攻全守”并不是荷兰人的发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英国人杰克·雷诺兹率先将这种战术带到了阿贾克斯，最终由雷诺兹的弟子米歇尔斯随之将这种战术发扬光大。

在全攻全守的体系内，场上十一人除守门员之外，全部进可攻退可守。这十人在场上的位置从头到尾都是流动的。前锋可以去踢后卫，后卫也可能会去打前锋的位置——同时会有队友快速递补，顶上换位球员原先的职责。

随着场上情况的变化，场上球员表现得就像是一涌活跃的活水，不断流淌，不断变化，不断创造空间，哪里有机会就流动到哪里去……

约翰微闭着双眼听着。或许在旁人看来，这个少年似乎是被这些枯燥的内容给“催眠”了。

但他双眼一睁，目光锐利，突然看向站在会议室最前头的科曼。

就他意识到科曼布置的阵型与战术应用和“全攻全守”相去甚远，每个人活动的区域相对固定，因此阵型更加规整与实用。

但这和约翰心中对荷兰国家队的预期实在是相去甚远。

科曼也不知怎么了，突然打了一个冷战，连说话的声音也顿了顿，似乎感受到了一股不知名的压力。

但约翰随即将视线收回。

一定程度上他能够理解科曼的选择——

“全攻全守”是一种无限趋近完美、追求极致的战术。因此它也极度需要所有球员都拥有极其全面的技术，并能够胜任多个位置。

换句话说，“全攻全守”需要一群足球天才来实现。而这个世上，天才本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这大概也解释了为什么1974年荷兰能够强势杀入世界杯的决赛，最终却还是1比2，败在了德国足球皇帝贝肯鲍尔所率领的西德队手中。

追求“完美”本身就是一件艰难而冒险的事。保守与实用主义无可厚非。

这时科曼也终于缓过来了，望着会议室中的每个人认真开口：“各位，我想提醒你们，这次比赛我们的目标是全取三分。

“首先要赢得比赛，其次才是提出赏心悦目的足球！”

这里科曼强调了“取胜”的重要性。

约翰却突然向前一靠，凑近了坐在他前面一排的范戴克耳边：“为什么罗纳德说是全取‘3分’？”

在克鲁伊夫的时代，一场胜利所带来的积分只有2分。

范戴克：……？

他根本就不理解约翰的问题。

但本着爱护后辈的想法，范戴克极小声地解释：“主教练这是在说，下一场主场对爱尔兰，我们要全力争胜，绝不能‘苟’。”

这一下约翰就全明白了：大概是国际足联为了鼓励进攻和取胜，不知在什么时候改了规则，将比赛胜利带来的积分改成了3分①。

在过去，一场胜利不过相当于苟两次0比0的平局。

但现在……约翰满心都在为这种锐意进取的变革疯狂叫好，这可太合他的心意了。于是他小声对范戴克说：“懂了，国家队比赛要全力争胜。”

范戴克老怀安慰地点点头。约翰却懒洋洋地将后背靠回椅背上，目不转睛地望着科曼。

说实在的，他也并不完全赞同科曼：赢得比赛和踢得好看，不应该有先后之分。

在足球场上，“既要又要”才是他克鲁伊夫的风格。

科曼不知感应到了什么，竟忍不住又打了一个寒噤。

这时战术布置已经到了尾声。科曼确认了首发十一人的名单——其中当然没有约翰，毕竟这是国家队的正赛，不是U19或者U21。

之后科曼便宣布了散会，单独留下了范戴克。

约翰知道这是主教练在交代队长职责。他兴致缺缺，起身想要从会议室后门溜走。

科曼却看了他一眼：“约翰，请你留下，我还有话想要问你。”

“我？”约翰有些意外。

范戴克投来鼓励的目光，似乎他知道等着这小孩的会是好事。

于是约翰勉为其难地留下，等科曼与范戴克将要说的都说完，后者转身离开。

会议室中，便只剩约翰、科曼和科曼身边一个名叫克里斯·詹森的助理教练。詹森手中抱着纸笔，似乎等着要将科曼对约翰的安排记下来，回头一起整理在国家队的会议纪要里。

“我相信这里没有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的人了。约翰，请问你能踢场上的哪个位置？”

科曼的开场白相当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