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点十分时，嫌犯抵达了。各位会听到有关的证词，让各位决定他究竟是不是在极其激动的状态。他拒绝脱下大衣，要求马上带他去见胡弥先生。戴尔带他去了书房，然后离开房间，顺手关了房门。

“大约六点十二分左右，仍然在门外小走廊上的戴尔听到嫌犯说：‘我不是到这里来杀人的，除非真有那个必要。’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听到胡弥先生大声叫道：‘老兄，你怎么了？你疯了吗？’他还听到某些声音，将来都会形容给各位听。”

这回检察总长只略微停顿了一下。华特·史东爵士越来越起劲：虽然他仍然维持着冷淡的态度口若悬河地发言，也仍然刻意字正腔圆地读出他引用的句子。他唯一的手势是用他的食指随着他所念的每一个字慢慢地移向陪审团。华特爵士是个很高的人，而他黑色袍服的袖子有点飘动。

“就在这时候，各位陪审员，戴尔敲门问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的雇主回答说：‘没事，我能料理好。走开！’于是他就走开了。

“到了六点三十分。艾蜜莉亚·乔丹小姐下楼来，在走出大门之前，先去了书房，她正准备敲门，却听见嫌犯的声音说：‘起来！起来，你该死的！’乔丹小姐试了下门把，发现房间从里面闩住了。于是她由小走廊跑过去，碰到了正走进小走廊里来的戴尔。她对他说：‘他们在打架，他们彼此要杀对方；快去拦阻他们。’戴尔说最好去叫警察来。乔丹小姐说：‘你是个胆小鬼，跑到隔壁去把傅来明先生找来。’戴尔建议说这时候乔丹小姐最好不要一个人留在屋子里，最好是她自己去叫傅来明先生。

“于是她就去了，却看到傅来明先生正离开家门往外走。傅来明先生陪她回来之后，发现戴尔正拿着一根拨火棍从厨房进来。他们三人一起走到书房门口，戴尔敲了敲门，经过一分钟之后，他们听到有声音，很正确地认为是在门的那一边把门闩慢慢地由插孔中抽出来的声音。我说‘很正确地’，各位陪审员。那根门闩的确是在那时候抽开来的，而那是一根很难拉开的门闩，需要相当大的力气才能拉得动，这件事嫌犯本人也再三地表示过。

“嫌犯把门拉开了几吋。在看到他们之后，他把门整个打开，说道：‘好了，你们不如进来吧。’

“在那样的情况下，你们也许会、也许不会认为这句话很冷漠无情。那个情况就是：胡弥先生躺在窗子和书桌之间，你们会听到有关位置所在的叙述。一支箭插进他心口里，仍然竖立在尸体上。你们会听到经认定在最后见到死者和凶嫌单独在一起时，那支箭还挂在书房的墙上。这一点，也确实经由嫌犯本人确认过了。

“关于这一支箭，我们要以医学证据，证明箭矢是以什么样的力量和方向刺进身体，使得刺穿心脏而造成立即死亡。

“各位会听到专家证人的证词，证明那支箭不可能是射出来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是由一张弓射出来的，而是用作手持的武器，像用刀一样。

“你们也会听到警官作证，说在那支箭(那支挂在墙上已经有很多年的箭)上面积了一层灰。那些灰尘只有一处弄乱的地方，而在那里发现了清楚的指纹。

“最后，各位会听说到，这些指纹正是在押被告的指纹。

“现在，嫌犯打开书房的门让乔丹小姐、傅来明先生和那位管家进去之后怎么样了呢？他们会证明房间里只有他和死者。傅来明先生对他说：‘谁干的？’嫌犯回答说：‘我想你们会说是我干的。’傅来明先生说：‘呃，那你已经把他杀死了；我们最好找警察来。’不过，他们还是先检查了那个房间：发现窗子的铁遮板仍然由里面锁住，而窗子同样地也由里面锁住了。我们会向各位说明，他们发现嫌犯独自一人和遭到谋杀的死者在一间这种情况下无法进出的房间里；而且，我们也可以很确实地说，那里没有任何一点缝隙能让另外一个人出入。在傅来明先生搜查那个房间的那段时间里，凶嫌坐在一张椅子上，神情显然十分镇定(不过这件事各位必须听过证人的说辞)；抽了一支烟。”

有人咳嗽了一声。

这声咳嗽绝非故意，因为法庭里所有的人脸上都表情严肃；但是咳声还是引起了一阵骚动。我不知道大部分人对这事有什么看法。然而。这类事情造成一种气氛，而这种气氛有些不祥。坐在我们后面市地公司座位上的是两位女士。一个长得很好看，穿了件豹皮大衣；另外一个相貌不能说是丑陋，至少很平庸，在她那张贵族化的脸上化了浓妆。我们应该很公正地承认她们并没有扭动身子，或是发出笑声，或是大声说话，她们冷硬的耳语声只有我们听得到。

豹皮女子说：“你知道吗？我有次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见过他耶。我说，这可不是让人兴奋得可怕吗？想想看，再过不到三个礼拜，他就要给绞死了。”

平庸面孔说：“你觉得这很有意思吗，亲爱的？我真希望他们会给我们一个舒服的地方坐坐。”

华特·史东爵士往后靠在长椅的靠背上，两手顺着椅背伸了出去，打量着陪审团。

“现在，各位陪审员，嫌犯本人对这些事情又有什么说法呢？他怎么解释胡弥先生死亡时，只有他一个人和死者在一起的事实呢？他怎么解释他的指纹在凶器上呢？他怎么解释另外一件会再提陈给各位的事实，那就是他为什么带着一把手枪到那栋房子去？各位会听到他对傅来明先生、对戴尔、对在发现尸体后不久赶到的史本赛·胡弥医师所说的不同说辞的细节。

“不过，这些说辞大部分也都包含在他于一月五日中午十二点十五分向分局警探莫特伦所做的供词当中。嫌犯在随同莫特伦警探和雷伊警佐到多佛街去之后，在那里自动做了供词，现在我就宣读给各位听，他说：

“‘本人系自愿提出此项供词，且出于本人之自由意志，事先已得知我所说之一切均会做成书面记录，并得用于呈堂供证。

“‘我希望能澄清我自己，我完全是清白的。我在今天上午十点四十五分时抵达伦敦，死者知道我要来，因为我的未婚妻已经写信给他，说我会搭九点钟由索塞克斯的富瑞安站开的火车。下午一点三十分，胡弥先生打电话给我，要我六点钟到他家去，他说他希望解决和他女儿有关的一些事情。我在六点十分到达他的住处。他非常友善地迎接我。我们花了几分钟谈射箭的事，我当时注意到有三支箭挂在墙上，他说你可以用那样的一支箭把人杀了，我开玩笑地说。我不是到这里来杀人的，除非真有那个必要。这个时候。我很确定房门没有闩上，我身上也没有任何一种武器。

“我告诉他说我想娶胡弥小姐，请求他同意。他问我说要不要来杯酒，我说好。他倒了两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给了我一杯，自己拿了另外一杯。然后他说他要敬酒祝我健康，还说他完全赞同我和胡弥小姐的婚事。’”

华特爵士把眼光从那张纸上抬了起来，似乎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一直盯着陪审团。我们看不到他的脸；可是他戴假发的背影却是很有说服力的样子。

“检方的确要求各位相信，死者把他找到那里去是为了‘解决和他女儿有关的一些事情’。你们必须决定：从表面上来看，这句话是否合理，或是否可能。他到了那里，嫌犯刚进门，他们就开始谈射箭的事，而胡弥先生用极其友善的态度宣称，可以用那样的一支箭把人杀死。各位可能认为这种做法太特别了，虽然这样让嫌犯能说他那个关于杀人的玩笑话。各位也许会觉得更特别的是，死者在其他证人面前表达了各位将来会听说到的他对嫌犯的感觉：居然会敬酒祝他成功，还赞同那件婚事。可是接下来如何呢？

“‘我大约喝了半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后，感到头晕，我知道我想必是快失去知觉了。我想要说话，可是说不出来。我知道酒里一定被下了药，可是我感到自己往前倒下，而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胡弥先生在说：“你怎么了？你疯了吗？”

“‘等我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仍然坐在那同一张椅子上。不过我相信我先前曾经由椅子上跌下来过。我觉得很不舒服。我看了看表，发现已经是六点半了。然后我注意到胡弥先生的脚伸在书桌的那一边，他躺在那里，死了，就像你们看到的情形。我叫他爬起来，我没办法想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在房间里绕了一圈，注意到墙上的箭有一支给拿了下来。我试了下房门，发现门是由里面闩住的。我也去察看过窗子的遮板，那也由里面上了锁。我想到可能会有入怀疑是我杀了他，所以我去找胡弥先生倒的那两杯酒，我没有找到。装威士忌酒的瓶子又装得满满的放在小柜子上，那瓶苏打水也好像从来没用过。还有四个干净的酒杯：可是其中两个可能是我们用过的杯子；我不知道。

“过了一会儿，我又走过去看那扇房门。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手上的尘土，就像后来你们要我看的一样。我走回去看那支箭。正当我在看箭的时候，有人敲门；我看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所以我开了门，那位你们称之为傅来明先生的大个子冲了进来，那个佣人跟在他后面，手里拿了根拨火棍，而乔丹小姐还在门口。这就是所有我能告诉你们的事。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碰过那支箭。”

在华特爵士把那几张薄薄的打字纸翻回来、放下去的时候，发出一阵窸窣的声音，而这声音传遍了整个法庭。

豹皮女子悄声地说：“哎，他根本是个疯子。”

平庸面孔说：“你真的这样想吗，亲爱的？你还真是天真得可怕呢。我敢说，他就是希望我们这样想啦。”

“嘘——”

“各位陪审员，”华特爵士继续说道，一面将两手伸开，做出一副宽大为怀、甚至很困惑的表情，“我对这番供词不予评论，也不评断马上会由证人和警方提出的实际证据。这些奇特的供词可以怎么说明，会由嫌犯或我那位饱学的朋友提出什么样的解读，都不是我能说的。检方的论点是，这个男人在发现艾佛瑞·胡弥对他一意安排的计划，提出既愤怒又意外、而且不可动摇的反对时，和他发生了争吵，进而凶残地杀了那个从来没伤害过他的老人。

“最后，我只需要提醒各位这一点：你们所要做的事，就是认定检方所提出的证据究竟是否能证实谋杀的罪名，这是各位要做的痛苦工作，也是唯一的工作。如果你认为检方无法在合理怀疑之下证明所指控的罪名，你也必须毫不迟疑地善尽你的责任。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各位，检方对被害人为什么突然与嫌犯对立一事提不出什么理由。但是，我会证明这一点不是重点所在；这个问题的重点是，这样的对立态度对嫌犯有什么影响。两人对立是事实，而各位也许认为这是一连串事件的开端，我们应该让各位知道。所以，如果各位认为这个案子检方已经相当能证实的话，各位就不要让嫌犯在性格上的弱点成为他提出辩护的奇怪理由的一环；而各位也必须毫不迟疑地对他依法处以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