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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与禹或类似人物相比，夏王朝存在的确定性更大一些。www.xiashucom.com虽然并不知道这个王朝是不是传承了禹的血统，但它却可以用“大”来形容。

各部族的首领会议的议长一职，最初是由推举产生，但慢慢地改为世袭制，处于该职位的人掌握很大的权力。权力越大，这个宝座就越让人眼馋。只要是世袭制，就会有明君，也会有昏君，王朝也随之时荣时衰。只要魅力四射的权力宝座还在，自然就会有人想占为己有。

中国王朝的兴亡有种固定模式。除了秦汉的交替、塞外民族入主中原和被赶出的情况以外，大体上都是由王朝内部的人依靠实力夺取王位。

西汉是被大司马——外戚王莽接管。东汉丞相曹操之子曹丕篡国建魏，而魏又被自己的相国司马炎（晋武帝）篡夺了。晋被相国——将军刘裕（宋武帝）取代。统一南北朝的隋文帝，原本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国（重臣），取北周而代之。隋被唐所代，唐高祖李渊也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国，还是隋的重臣。夺取唐朝天下的朱全忠（后梁太祖）曾是唐的节度使，之前投黄巢军，后又反叛。除了几次被外力推翻外，中国的王朝基本上是被体制内仅次于皇帝的实力派，也就是二号人物所颠覆。

根据《史记》中的记述，推翻夏王朝的殷汤是夏的方伯。所谓方伯，就是讨伐不服从夏的部族的征夷大将军。一个叫葛伯的首领不举行祭祀，汤以此为由去讨伐他。通过这第一次讨伐，汤必定能够逐渐掌握军事力量，成为夏王朝内部最大的实力派。

殷的祖先契是舜时代的人。母亲简狄是有嫆氏的女儿，据说是吞了玄鸟的蛋后怀孕，生下了契。这种卵生神话在东北亚、朝鲜等地非常多。“夷夏东西说”认为殷出身于东方，卵生传说便是证据之一。

契帮助禹完成治水工程，所以舜安排他做了禹的同僚。前面提到，契被封于商地，所以殷又称商。文献记录显示从契到汤，殷共迁都八次。《史记》中提到从契到汤共十四世，所以迁都是非常频繁的。

夏王朝从禹到最后的桀，共十七王。兄弟、侄叔相继发生过三次王位传承。如果按世代算，则和诸侯国殷一样是十四世。在中国历史上，一世可以估算为三十年。“世”这个字最初也是“三十”的意思。有的书中说，夏持续了458年，《竹书纪年》则称是472年。

夏王朝的存在性就已让人起疑，那么其寿命又是如何算出的呢？是从禹的丁巳年到桀的甲午年计算得出的。是不是从夏代起就有了天干十二支呢？没有确证。不过，殷甲骨文中已经以干支记事了。十二支采用了数的十二进制法，在这方面“巴比伦起源说”显得很有说服力，这也成了“中国文化西方传来说”的依据。但也并不一定，“天下”是个新词，之前要指代天下，用的词是“四方”。四方再切成两半就是八，切成三份就是十二，此外，一年的月份数也是十二。

殷遗址位于安阳县小屯村，所以考古学家称之为小屯文化。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底下是仰韶文化层，上面是龙山文化层，再往上就是小屯文化层了。其中龙山文化层一般很薄。不能说龙山遗址就等于夏遗址，按时期来讲，它比仰韶和小屯要短。此外，各地的小屯样式的遗址也不全是殷代的。文化在混合后，显示出向更优秀一方的倾斜，政权和文化层完全一致的看法过于单纯。

甲骨文已完全证明了殷的存在性，所以我们继续谈殷。契之后十四世的汤是个杰出的人物，而且他有一个杰出的臣下，叫伊尹。

明君得名相，国运因此昌隆，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模式。神话时代的禹也是托付政治于益这个人物而获得成功的，这在前文已提到。

夏王朝最后一个君主是履癸，也就是被称作桀的那位。他既暴虐又沉迷酒色，是一个典型的暴君。各地首领叛乱不断，在他讨伐有施氏的时候，有施氏献上妹喜，从此桀对妹喜非常宠爱，言听计从。有个叫关龙逢的人劝谏，却被桀抓起来杀掉了。殷汤听到这件事后叹了口气，显示出了哀悼的意思。桀大怒，把汤关到夏台（监狱），不过最后还是释放了他。

这也是后来历史上重复发生的情节模式。在准备要干掉二号人物汤的时候，这事却没能执行。大概要是杀了汤，他背后的势力不会善罢甘休。

没过多久，昆吾氏发起叛乱，夏方伯汤前去讨伐。不过此时的汤已经下了决心，要推翻暴君桀。

各地的首领跟随汤参加了对桀的讨伐。桀败退到叫鸣条的地方，汤紧追不舍。《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了桀死前的遗言

——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

这场暴虐和有德的交替，反倒让人觉得黑白分明得太离谱了。夏为中原之主已有很长时间，但殷作为方伯掌握着军队，到了汤这一代，就用武力把主君拉下马来。在武力的背后也有文化的力量，制造和改良新工具正是文化的力量的体现，这也被应用到武器上。

应该这样认为，在文化上殷压倒了夏，政权也就随之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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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代的历史因有文字记录而为人所知。尤其是后二百几十年，因为有丰富的卜辞，所以殷帝国的社会环境就格外详尽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这一切多亏了对殷墟的发掘。关于殷墟的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北京的药店里卖一种叫做“龙骨”的东西，人们相信把它磨成粉后饮用，能治疗疟疾。事情发生在1899年，正是义和团事件的前夕。王懿荣（1845—1900）时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他有一个幕僚精通金石学，叫刘铁云（即刘鹗，1857—1909）。所谓金石学，指的是古代文字学，是对刻在青铜器及石碑上的文字进行研究的学科。王懿荣因患疟疾，经常让人去买龙骨。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铁云看到了家仆以六文钱一斤的价格买来的龙骨，在龙骨上有像文字的东西。若是旁人倒也罢了，但浸淫金石学的刘铁云注意到，这些文字好像比青铜器上所铸的文字更为古老。

其实，王懿荣既然能当国子监祭酒，必然也是个优秀的学者，精通金石学。可能王懿荣见到的都是家仆粉碎处理过后的龙骨，因此没有注意到上面的文字。在刘铁云说起古代文字的事情后，两人就开始着手研究起来。

无独有偶，同年，山东有个古董老板得到了一些龙骨，也认为上面刻的像是古代文字，于是就将这些龙骨赠给对金石学有兴趣的湖北巡抚端方（1861—1911）。端方也注意到这些龙骨的重要性，觉得不能白拿，于是每一字支付了二两银子。山东的古董老板欣喜若狂，加紧搜买同样的东西。

几乎是同时，刘铁云他们在北京的药店里奔波，大量收购龙骨，也就是甲骨。甲骨卖得多，而且还卖得贵，所以药店和古董店都争相到产地采购囤积。如果产地被泄露，收藏家就可能自己直接去买，所以业者撒谎说产地是河南的汤阴县。刘铁云信以为真，还把这些话记录在自己的著作《铁云藏龟》中。而实际的产地是河南省安阳县的小屯村。这在1910年罗振玉（1866—1940）所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中得到确认。占卜王的出入平安与否的甲骨出土之处，极有可能就是殷王朝的中心——国都。这个时代的学者多不承认殷王朝的存在性，所以对此地的发掘调查就显得格外重要。

不过，在小屯村被确认为甲骨出土地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又是南北对立，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法正式开展发掘的工作。到了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董作宾（1895—1963）一行做预备调查，不久，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在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梁思永（1904—1954，清末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的儿子），回国后即为发掘队队长兼总指挥。除了前面提到的董作宾，还有其他年轻气盛的学者参加，有李济（1896—1979）、夏鼐、尹达（1906—1983，原名刘燿）、胡厚宣。在那之前，仰韶遗址、周口店的北京人发掘调查以及西北的考古学调查，是由安特生或斯文·赫定（svenhedin，1865—1952）这些外国学者主导并参加实施的。而殷墟的发掘，最早开展工作的全部是中国人。发掘调查需要长期进行，但因为日中战争和之后的内战，中断了十三年之久。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科学院下设考古研究所，并立即恢复了殷墟的发掘工作。甲骨在战争中被疏散到云南省的昆明，董作宾借此复原了殷历，于1945年出版了十四卷《殷历谱》。战时无法开展发掘调查，所以这可以说是当时考古学界最大的收获了。在战前参加了殷墟发掘的尹达，1939年在陕西延安撰写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战火并没有消减他们的热情，只是战前发掘的资料和笔记等被从昆明送往台湾，队长梁思永、夏鼐、尹达留在了大陆，而李济、董作宾去了台湾。

发掘工作是恢复了，但不用说，巨大的困难也随之而来。不过却有了一个大收获——发掘出了武官村大墓。殷墓虽然是王陵，但在地上没有坟丘，这就是所谓的暗墓，没有墓碑也没有建筑物，没有任何墓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