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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虽然再度统一，然而经过长期动乱，如前所述，人口锐减。www.mengyuanshucheng.com不仅是战争，饥荒也导致大量死亡。还有更多人死于疫病流行。

东汉末，因是骨气之士而扬名的陈寔之孙陈群仕奉魏明帝，此时已有宫殿营造计划，但他还是上书反对，其中有一段说

——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

说到汉文帝、景帝时代，是公元前179年到前141年这段时间，比魏明帝时代约早四百年。秦始皇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汉继承了秦朝制度。陈群是在说现在的人口只相当于那时的一郡。虽然一郡指的是大一点的郡，但也可以概算出人口减少到了原来的三十分之一。

吴降晋时，有文献认为全国人口为八百万。再度统一后中国的实际状况是地广人稀。一般认为，之前鼎立时代因是竞争期，所以数量本来就少的人民被当权者任意驱使。不管是吴的屯田制，还是魏南下之际的开垦，或者是蜀的西南夷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在尽可能地激发人民之力。民众疲惫不堪，想借助叫做太平道或五斗米道的道教系信仰来逃脱苦海。道教过于现世性，于是不难想象，旨在拯救人类灵魂的佛教传入后马上就扩散开来。

关于佛教的传入有各种说法，不过在东汉明帝时，也就是一世纪中叶，佛教已经传到中国，在洛阳建起了白马寺。尽管如此，这不过是源于楚王刘英等皇族和贵族赶时髦的东西，只是贸易往来的西域人的信仰。在动乱时代，很多人失去了家庭，亲眼目睹了亲人的不幸，开始有了拯救灵魂的念头。可以说，佛教在这个时期俘获中国人的心是必然的。

史书记载，晋吞并吴并统一天下的时候，被称为“竹林七贤”的几个人醉心于清谈。所谓清谈是一种哲学性质的讨论，老庄思想极为浓厚。不过，一般也认为这种虚无思想中多多少少呈现出了佛教的影子。

清谈远离现世。从魏到晋，政治局势很复杂，倘若政治上一着不慎，就关乎性命不保。为了保身，不少人转而逃避政治，转向清谈。我们觉得如果他们入了竹林，完全不谈政治相关的事情，起码性命无忧。然而竹林七贤中因政治被处死的就有好几个人。

晋朝的统一是建立在精神和政治的不安定之上的。紧接在统一之后就发生了所谓八王之乱，这是皇族内的权力斗争。八王之乱开始于301年，也是分裂的开端。吴国投降、天下统一是在280年，所以实际上三国统一充其量不过二十年。短暂的统一过后，转眼之间就开始了分裂。

这个时代里，北方发生了民族大移动这一很大的外部要因，再加上像八王之乱的内部问题，可以说内忧外患招致了分裂。

与西汉相比，东汉属于弱势政权。即便是后来鼎立时代的东汉政权，也是无能。不过，东汉却没有受到西汉所苦恼的匈奴威胁。原因是匈奴分裂了。匈奴的日遂王向东汉投降，被允许居住在长城以南，因而这一人群被称为南匈奴。献帝由长安东归时，担任护卫任务的就是白波军和这支南匈奴军。正史中有所记载，但小说《三国演义》将此排除，实属不公。可能是因为对一般人来说，汉帝受到匈奴援助并不光彩，于是小说作家就将此事删除了吧。

东汉打算利用臣服的南匈奴压制北匈奴。北匈奴除了受到来自南方同族的压迫外，再加上鲜卑族所施加的强大压力，逐渐西移，至少在中国史上销声匿迹了。

欧洲史上的“民族大移动”，指的是375年日耳曼系的哥特人袭击罗马帝国的事件。然而哥特族并非自愿，而是被来自东方的强大力量推过来的。这就是所谓连环撞击现象。哥特人之所以迁移，是因为受到来自东方的匈人驱赶。许多人都认为，此匈人正是从中国史上消失的北匈奴人。

匈奴（hsiung.nu）和匈人（hun）同族论于1756年由德经（j.deg-uignes，1721—1800）提出，近年的考古学研究也在对此加以印证。匈牙利和芬兰的国名和huns有关，无需多说。

那么“匈奴”究竟是什么就成了一个问题，没办法简单地说清楚。《史记》中匈奴屡屡登台，也屡屡触及其风俗习惯，却一次也没提到其人种上的特征。不止《史记》，《后汉书》、《三国志》也是如此，所以这可能是中国史书的特点。按照匈奴人的风俗，父亲死后，儿子将除生母以外的父亲妻妾纳为己有，这在儒教的观点中是极为野蛮的。然而，在经常迁移的游牧生活中，需要有人担负起照顾女孩的责任，所以就产生了上面的风俗。《三国志》中提到日本（通称《魏志·倭人传》）时，也介绍了各种风习，比如擅长潜海，喜好酒，比较性情，有文身等，却也没有提及人种的身体特征。开始提到不同民族身体特征，则是《晋书》以后的事情了。

中国人对人种的身体特征不感到好奇么？我的解释是，中国自古以来，在中原周边就是多民族杂居，所以并没有特别对此感到稀奇。连推翻殷的周也只是记述说是赤发部族。比起天天能看到的不同身体特征，古代中国人对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之处更感兴趣。

关于匈奴的源流演变有多种学说，如沙畹（édouardchavannes，1865—1918）的土耳其说，施密特（schmidt）的蒙古说，白鸟库吉的蒙古族+通古斯说等。其中我想关注的是拉克伯里（t.lacouperie）的说法。此人的中国文明西方起源说太过于牵强，但他提出的匈奴并非种族名而是政治团体名的说法，虽然出人意料，但我认为这不是单凭拍脑门就能否定的。

从亚洲到俄罗斯的草原，蒙古、土耳其、伊朗、通古斯、斯基泰等许多种族在此过着游牧生活。游牧中为了防范敌人袭击和掠夺，保卫日常生活，他们实行集团制并武装了起来。因受限于牧草地，大集团不适合游牧，所以可能采取了中小集团互相联系的形式。不一定就得是同种族。于是多种族联合就成立了。特别是当杰出的领导者出现后，各族为寻求游牧生活的安全，超越了种族之分，进入那个人的保护伞之下。可以把拉克伯里的“政治团体说”解释成这个意思。

冒顿单于、成吉思汗、帖木儿等时代，草原上突如其来地出现了游牧民的世界帝国。他们的崛起是一眨眼的事情，但崩溃也很快，不知不觉就完全消失了。一般认为有个主干种族可能拥有优秀的领导人，同时还有很多其他游牧种族也会参入进来。如果没有了优秀的领导人，联合体的消散就在情理之中。

如果看史书中对匈奴的记述，可以发现有五千左右人口的“部”，其下还有小型帐篷群，被称为“落”。中国古文献中的所谓“部落”，可以肯定地讲，就出自于对游牧民族的记述中。部不是最大的单位，还有部的联合体，这取决于领导者的资质，既有把它做大做强并管束住的，也有被迫解体的。

在中国统一终于完成之际，可以发现草原各民族之间有了新动向。一般认为是这种连环相撞，促生了欧洲的民族大移动。

2

魏在建国之初设立了“九品中正”制度。魏发愁于人口过于稀疏，同时也因人才匮乏而烦恼。并且，汉朝持续了四百年，官职、制度变得异常复杂，必须加以整理。西汉拥有六千万人口，而魏吞并蜀后人口总算达到了五百五十万，所以对魏来说，官制之冗余可想而知。“九品中正”的立案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陈寔的孙子陈群。

为了除去重复非必要的部分，魏对官职开始了排号。分为上中下等，在每一等上又设上中下三级，于是就有九级。上上为一品，上中为二品，上下为三品，中上为四品……三公、大丞相、黄钺大将军（受皇帝全权委托的大将军）为一品，车骑、骠骑、各大将军为二品，阁僚级别的九卿、尚书令等为三品，刺史、校尉为四品。因乱世还未安定，所以总体上武职的级别被定得更高一些。

给官职排名并不那么困难，而给人排名就难了。负责这项重要工作、鉴定人物的人被叫做“中正”。中正决定的品级被称为“乡品”。自东汉以来人物评论渐盛。每月的旦日都会集中举办评论人物的沙龙，这就是“月旦”这个词的由来。魏自曹操起就有了这样的传统，在给人物定等级的时候，注重能力甚于注重其人格。中正认定为“三品”的人物是乡品，在就任官职的时候要低四品，也就是从七品官开始。即便有误认，因从低四品开始，所以可以中途停止，也就是设下了所谓的缓冲带。

到了晋代，九品官人法把门阀放到重点，而不是能力。叫做中正的政府机构就相当于所谓的人事局，已经腐败到了被叫做“奸府”的地步。晋名臣刘毅主张将其废止，在上疏中有这样的名句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寒门指的是贫困且无背景的家族。如此出身的人，不管有多大的才能也不能就任上级职位。再看下级职位，根本见不到势族——也就是出身名门的人。他们即使没有才能也占据着高位。

晋代正是门阀政治大兴的年代。虽然地震、暴雨、暴风、旱魃、瘟疫流行的记录很多，但大多是人祸。之所以不能采取恰当的善后措施来应对灾害，是因为负责人的位置被仅有门阀却没有处理实务才能的人所占据。

据说有很多人因旱魃导致饥荒而舍弃了土地，移居到南方。比起以洛阳为中心的晋朝大本营一带，吴、蜀开发的南方更好一些。最让人心动的是那里有丰富的水资源。

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了八王之乱。尽管没有即帝位，晋王朝的实际创始人还是司马仲达。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都是他的儿子，所以昭的儿子炎登基后，武帝（炎）就是第三代。第四代的惠帝司马衷是个昏君。当他听到百姓饿死的事情，歪着头说既然没有米为何不吃肉，这件事被正史《晋书》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武帝之所以不废掉这个白痴儿子，是因为孙子遹很优秀，自己的期望在孙子身上。

惠帝的皇后贾氏没有生下儿子。皇太子遹的生母是出身民间的谢氏。贾氏在腰身装入稻草假装怀孕，实际上找了个养子，打算让其登基。因丈夫愚笨异常，所以这等伎俩很容易就成功了。皇太子被废是在元康九年（299）十二月，次年三月被杀害。这是八王之乱开始的标志。

司马仲达之子（师和昭的弟弟）赵王司马伦，和武帝弟弟的儿子齐王冏发兵，将贾皇后及其一党尽数杀死。

赵王亲登帝位，把惠帝架成太上皇，对此感到不满的齐王联合了堂兄弟长沙王、成都王（两人都是惠帝的弟弟）和司马仲达弟孙的河间王，杀了赵王，再次恢复了惠帝的帝位。看上去动乱似乎是结束了，诸王返回了各自的封地，齐王以大司马的身份辅佐惠帝。

权力宝座里藏着魔鬼。齐王沉溺酒色，不问政治。刚刚回国的三王再度率兵攻入洛阳，杀了齐王。之后三王变得不和，河间王和成都王联合进攻长沙王，将其烧死。接着，取代了齐王的成都王辅佐惠帝，废了惠帝的新皇后羊氏和皇太子，自己做了“皇太弟”，可以说宣告了接下来就是自己即位。这受到了东海王司马越（仲达末弟之孙）和豫章王司马炽（惠帝的末弟）的攻击。

逐条说明其中经过，这显得很无聊。皇后羊氏被废又被复位，惠帝被带到长安又回到洛阳。不明所以的混战连续不断，成都王和河间王都被杀了。其间惠帝也结束了他的不幸生涯，他的末弟豫章王司马炽即位，由八王中仅存的东海王辅佐。时间是光熙元年（306）。长达八年的战乱发生在歉收和饥荒之间，的的确确是人祸。战争自然要动员壮丁，因此在人口减少的同时，劳动者中的年轻人还要被驱赶加入战争，粮食不歉收是不可能的。不止是拉壮丁，八王为了取胜而不择手段，甚至还向鲜卑和匈奴借兵。南匈奴的首领刘渊就这样被拉到了成都王的阵营中。

3

匈奴各部族看到了晋朝内战、四海鼎沸的现状，认为这是兴邦复业的绝佳时机。“复业”这个词自然会让人联想起冒顿单于曾围困汉高祖于白登山的年代。如前所述，游牧帝国因优秀领导而得以建立。当时，匈奴诞生了一位叫刘渊的大人物。

之所以以刘为姓，是因为汉朝公主嫁到匈奴，结下了姻亲关系。刘渊以回去集结兵力为借口，离开了成都王的阵营，后被各部族拥立为“大单于”。他手下集结的匈奴兵有五万，永兴元年（304）十月，刘渊称汉王，四年后称帝，改元永凤。

刘渊麾下不仅有同族，还有匈奴别部的羯族加入。羯族首领是个叫石勒的优秀人物。刘渊不仅要从晋独立出来，还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既然决定要统治中原，官制上就没有采用游牧的匈奴那一套，而是基于汉朝制度所创立。刘渊的目标是拿下晋朝国都洛阳，但他在目的即将达成之前的310年死去。太子刘和被自己的弟弟刘聪杀死，虽说是发生了家族内乱，但刘聪被父亲授予大司马、大单于，掌握兵权，所以他可能就是比哥哥更有才能吧。刘聪将内部纠纷控制在最低程度，也并没有受到父亲之死的影响，仍然按原计划攻下了洛阳。

辅佐晋怀帝（司马炽）的东海王（司马越）向全国发出檄文，但没有一支军队前来救援洛阳。因八王之乱，国内基本上没有像样的军队。国家将亡，怀帝却给心腹送去诛杀东海王的密诏。东海王抓住了送信的人，得知此事后悲愤而死，将后事托付给太尉（国防部长）王衍。

王衍不但没有支撑国家的打算，反而策划着从孤立无援的洛阳逃走。东海王之死是个好机会，他就有了守护灵柩返回东海（山东省）的借口。不过，皇族、贵族还有名门都嚷嚷着“我也要我也要”而申请随行，人员数量达到十万之巨。其中自然也有一般的市民。没有人再留恋陷于饥饿和内乱中的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