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的忍耐没有力量，而必须发自明智的抉择，熟读《三国演义》的中国读者都记得“让徐州”一幕，刘备是徐州州长，当吕布狼狈前来投奔时，刘备把他安置在小沛，而在不久一次对外战争中，吕布袭据徐州州城，刘备遂被敌人击败。任何人的反应都会是从此跟吕布不共戴天，刘备不然，他反而向吕布投降，而被吕布安置在吕布原住的小沛，这项满面蒙羞的决策，需要无比的智慧。桶狭之役后，德川家康不但不为盟主今川复仇（为故主复仇，是日本武士最崇高的情操，否则将被人唾弃）反而踉盟主的敌人缔约，这项一反武士传统精神的剧烈反应，跟刘备一样，都出人意外，忍人所不能忍，终于才能艰苦地达到既定目标，以至作者山冈庄八惊叹他的勇气。

一千余万字的《德川家康》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谋略、诡诈、杀机，但也充满忠贞、效命，和崇高的统一全国的理念。中国有两部书可以和它相比，一是《资治通鉴》，一是《三国演义》。《资治通鉴》因一直被封闭在艰深的文言文中，影响不大；而《三国演义》上的人物，却深入民心，成为影响中国人性格最巨的书籍之一。同样德川家康的风范，也影响日本，德川家康深受丰臣秀吉的信任，丰臣秀吉推心置腹，坚信德川家康是道义之士，因之托妻寄子。对于政治性的效忠，另一位曾和山冈庄八对谈德川家康的历史学者桑田忠亲，曾提出耸动人心的警告，他说：“一个绝对聪明的人，一旦发誓臣服某人，在他有生之年，绝对不能谋反。——不过，也只有傻瓜才会这么做。”德川家康终于负义，把丰臣秀吉的后裔杀尽。这使我们想起中国的司马懿，不同的是，司马懿是被迫自救，走上不归路，且由下一代动手。而德川家康却是主动地扫荡所有潜在敌人。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对美国人过度的恭敬卑屈，曾使人警觉到不是一个祥瑞兆头。忍人所不能忍的民族，一定复兴；不是只会高叫激情口号，自陷灾难的民族所能比拟。

德川家康几乎全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除了科举制度，他写中国汉字、作中国汉诗、吃中国汉药、崇拜朱熹、崇拜朱元璋。问题是，朱熹不是一个活泼开阔的思想家，朱元璋则是一个愚昧的暴君，德川王朝终于颁布“锁国令”，中日两国遂开始共同命运，直到十九世纪，但结果却大大相异。十九世纪几声舰炮，日本解除枷锁后，短短时间，迅速成长，而中国在受到更多炮击后，迟迟未能建立一个现代化完整国家。遂有入认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川家康的精神使日本复兴，中国却胜得凄惨，应验了古谚：爬得高、跌得重。原因之一是中国缺少德川家康这种无论崛起或没落，都贯穿着一股令当代和后世人慑服的精神，也缺少把这类英雄人物介绍给国人的作品。

要了解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唯一的方法是阅读他们家喻户晓的作品——而不是阅读学院派的经典著作。读《三国志》不会了解三国时代，读《三国演义》却会立刻留下三国时代的深刻印象。了解日本亦然，《德川家康》的文笔引入入胜。假如你临睡前躺在床上阅读的话，你会蓦然发觉天已拂晓，因作者使用小说体裁，绕着史实的骨骼，想象力得以充分解放，无所拘束，使我们得以看到一个民族真实的本性。

我们尊重深奥的学术殿堂内供奉的典籍，但那是另一个层次，属于使人肃然起敬的知识遗产。但是，和广大人民结合成为一体的知识分子，却负有更沉重、更严肃的使命，他们把典籍中的精华，或典籍中所缺乏的活泼精神，用现代化的形式，和高水准的文字功力，烹饪成为人人都能品尝而回甘的美味。有目标、有深层含义的历史作品，和“说故事”绝不相同，对人民心智的成长，有很大的裨益。《德川家康》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部爱不忍释的超级长篇小说，而是一部传出来的信息：日本式权力游戏教科书；在非权力场合，则是日本式商业游戏教科书。无论在台北、在香港、在内地，有一种现象是，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做生意，都会发现，日本商人精密的计算，往往只留给你仅够你活下去的利润，使你既不愿接受，又不敢拒绝，于是茫然失措。在《德川家康》中，我们会了解，这正是日本文化深层元素，你只存在日本文化深层元素中才可以找出破解之道。

明治维新时代一度受到贬谪的德川家康，现在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已成为半人半神，被尊奉为“东照神君”，作者山冈庄八长期的竭力经营，不但使这位影响日本兴衰的德川家康凸显无遗，更把承继大和精神的本质完全呈现。而山冈庄八这位作家更成为我们学习和超越的对手。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中国传统战争观念，价值连城；但是如果仅只从欣赏的观点，接触日本这个民族，也将有无限的惊异赞叹，使我们的生命，更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