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警察回来，满脸的迷惑。“计算机上没有这个车牌号码的记录。一定是假车牌。”

奥尔森把住她的手臂领她上他的车。他一口气告诉两个警察。“我送她上博爱医院。你们把这儿的事情结束后到那里去找我。扣押这辆车子。我们以后再把它查明。”

她坐在奥尔森的车里，听着无线电的嘈杂声响，看着停车场。烧毁的车子有四辆。居中是车底朝天的保时捷，除了翘曲的车架，什么都不剩了。五六个救火员和其他的急救人员还在转动。一个警察用黄条子把那罪案现场圈起来。

她摸一下后脑勺的硬块。没有血。泪珠儿从她的下巴掉落。

奥尔森砰的一声关上门，他们慢慢穿过停在那里的车阵，便朝圣查尔斯大街开去。他开亮了蓝灯，但没有响起警报。

“你想说话吗？”他问道。

他们已经走在圣查尔斯大街上。“我猜想，”她说。“他已经死了，是不是？”

“是的，达比。我觉得难过。我估计车上只有他一个人。”

“是的。”

“你是怎么受伤的？”

他给她一块手帕，她擦干眼睛。“我大概是跌倒了。有两次爆炸，我想是第二次爆炸把我冲倒。我不能全都记得清楚。请你告诉我鲁珀特是谁。”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个名叫鲁珀特的警察，这里也没有穿牛仔靴的警察。”

她考虑了一个半街区的行驶时间。

“卡拉汉做什么工作谋生？”

“图兰大学的法律教授。我是那里的学生。”

“谁要杀死他？”

她眼睛看着红绿灯，摇摇头。“你确实相信这是故意杀人？”

“不成问题。这是非常强烈的炸药。我很难过，真的。他是被谋杀的。”

“也许有人认错了车子。”

“这种可能性永远会有。我们会把一切都查清楚。我估计你本来是要跟他一同在车上的。”

她想说话，但是她无法不让眼泪涌出。她把脸捂在手帕里。

他把车停在博爱医院急救门附近两辆救护车的中间，让蓝灯亮着。他扶着她急忙走进一个脏乱的房间，里面坐着五十来个人，伤病轻重程度各不相同。她在饮水器的旁边找到一个座位。

奥尔森在她面前蹲下。“稍等几分钟。坐在这里不要动。我去把车子移动一下，马上就回来。你觉得可以说话吗？”

“可以，当然。”

他走了。她又试摸一下，还是没有血。双扇的门开得大大的，两个怒冲冲的护士来揪住一个临产的妇女。她们像是把她拖走似的，又从那门口出去，在走廊里远去。

达比立即跟了出去。她拐一个弯，看见一个“出口”的标志，出了这道门，又是一个走廊，这儿要静得多，又出道门，便是一个装货的平台。小巷里有灯光。坚强一点。没有问题。没有人看住我。她已经走在街上，脚步轻快，清凉的空气使她眼睛明亮。她坚决不哭。

奥尔森觉得时间充裕，他回到原处，只当是她已经进去治疗。他等着，再等着。

她转了几个弯，看见防护墙了。法国区马上就要到了。到那里就不怕有人认出她。罗亚尔街行人较多，形形色色的旅游客沿街漫步。她觉得安全得多。她走进假日旅馆，用信用卡付了钱，租下五楼一个房间。她把房门插上门销，拴上链条，开亮所有的灯光，抱腿坐在床上。

维尔希克太太从床中心滚动肥胖的屁股，拿起电话。“找你的电话，加文！”她朝卫中间叫喊。加文走了出来，剃须膏涂满半个脸孔，从他妻子手里接过话筒，她便向床里深深拱进去，好像母猪拱烂泥，他想。

“喂，”他答应了一声。

电话里是一个女性声音，他从未听到过的。“我是达比-肖，你知道我是谁吗？”

“是的。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你见过我写的一篇小小的案件分析吗？”

“噢，看过。我们现在管它叫鹈鹕案卷。”

“我们是谁啊？”

维尔希克在床头柜旁边的椅子上坐下。这不是一次社交问候电话。“你为什么打来电话啊，达比？”

“我需要一个答案，维尔希克先生。我吓得要死。”

“叫我加文，好吗？”

“加文。案情摘要现在哪儿？”

“管它在哪儿。出什么事了吗？”

“我马上给你说。请你告诉我你把这份摘要送到哪儿去了。”

“好啊，我看了它，把它送给另一个处，调查局内部的几个人看过它，然后送到沃伊尔斯局长那儿，他还有点儿喜欢它。”

“它传到联邦调查局外面去没有？”

“这个我不能回答，达比。”

“那我就不能告诉你托马斯碰到了什么事情。”

维尔希克考虑了好长一会儿。她耐心地等待。“好吧。是的，它已经传到联邦调查局外面去了。谁看过它，多少人看过它，我不知道。”

“他死了，加文，昨晚10点左右被谋杀了。有人放置了汽车炸弹想把我们两人炸死。我侥幸未死，但是现在他们要干掉我了。”

维尔希克俯身对着电话，写下笔记。“你受伤了吗？”

“身体没问题。”

“你在哪儿？”

“新奥尔良。”

“见鬼，谁要杀掉他呢？”

“我已经见到过两个人了。”

“你怎么——”

“说来话长。谁看过了摘要，加文？托马斯星期一晚上把它交给你。它经过几次转手，48小时之后他就死了，而且人家本来还要我跟他一起死。文章落到了不该落的人手里去了，你说不是吗？”

“你安全吗？”

“谁知道？”

“你待在什么地方？你的电话号码？”

“别急，加文。我慢慢跟你谈。我是打的付费电话，不好谈重要事情。”

“这样吧，达比，你别催我。托马斯-卡拉汉是我的最好朋友。你一定得出面。”

“那是什么意思？”

“你瞧，达比，给我15分钟，我们会有十多个探员找到你。我要搭上一班飞机，中午前到达你那里，你不能老在街头。”

“为什么，加文？谁要杀掉我？告诉我，加文。”

“我到了你那里就跟你说。”

“我不知道。托马斯死了，因为他跟你谈过。我现在并不急着要跟你见面。”

“达比，你瞧，我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可以确实告诉你，你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能够保护你。”

“也许过些时候。”

他深深呼吸，在床沿坐下。“你可以信任我，达比。”

“好的，我信任你。可是另外那些人又怎么样？这件事很不简单，加文。我的小小案情摘要大大触犯了某一个人，难道你不觉得吗？”

“他受苦了吗？”

她踌躇不语。“我想没有。”心碎的声音。

“两小时后再来电话，好吗？打到办公室，我给你一个内部电话号码。”

“给我电话号码，我要再作考虑。”

炸弹爆炸的消息，星期四早晨版的《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来不及报道。达比在旅馆房间里匆匆翻了一遍，一个字都没有。她看电视，有了，一个现场转播的镜头，烧得精光的保时捷，仍然置身在停车场里一堆烧剩的灰烬之中，那地方整个儿都用黄带子清清楚楚地圈了起来。警察把它当作杀人案件处理。嫌疑犯不明。托马斯-卡拉汉的名字出现了，年龄45，图兰大学知名的法律教授。法学院长突然出现，面前有一只麦克风，说的是卡拉汉教授以及他对此次事件感到的震惊。

此次事件使达比感到震惊、疲劳、恐惧和痛苦，她把头埋进了枕头。她只在这会儿哭它一回，以后决不再哭。悲痛只会使她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