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亚非拉作家获奖的理由来看，尽管因人而异，但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尊重民族的传统，并兼备现代的理念和技法，因而获得了成功。以大江之前的东方获奖者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埃及的马哈福兹为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诺贝尔奖对泰戈尔的评价是：“泰戈尔十分尊敬祖先的智慧与探索精神。”对川端康成的评语是：“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川端康成虽然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的洗礼，但同时立足于日本古典，对纯粹的日本传统体裁加以维护和继承。”对马哈福兹的评价是：“马哈福兹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传统、欧洲的灵感和个人的艺术才能”，“开创了全人类都能欣赏的阿拉伯语言叙述艺术。”他们的经验证明，的发展首先立足于民族的传统，这是民族美的根源。离开这一点，就很难确立其价值的取向。然而，一民族、一地域的又存在一个与他民族、他地域的交叉系统，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交流汇合而创造出来的，必然具有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优秀的不仅在一民族、一地域内生成和发展，而且往往还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域的精华，在两者的互相交错中碰撞和融合而呈现出异采。

最后，我们不难发现大江健三郎的获奖，在偶然性中存在其必然性。其理由是：（1）日本的文化大背景，首先是十分尊重和执著传统，其次是热烈憧憬外来文化，有消化外来文化的坚实能力和丰富经验，创造了吸收外来文化的“冲突·并存·融合”的文化模式。这样的文化环境培育的作家，既是日本的、东方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现代的。这样的作家获得世界的承认，就不会是偶然的了。（2）大江虽然受到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的影响，但他吸收存在主义的技巧多于理念，即使是吸收它的理念，但也加以日本化了。比如，大江既贯穿人文理想主义，致力于反映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的题材，又扎根于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思考方式和审美情趣等，并且经常强调他写作是面对日本读者。我们从他经常反映的两个主题——核威胁和残疾问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点。（3）大江学习西方技巧的同时，非常强调“民族性在中的表现”，他在颁奖仪式后的晚宴上的致辞还提及，他先前对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不感兴趣，现在他重新发现了《源氏物语》。并且，他在创作实践中贯彻这种思想。比如，他的获奖作品《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运用了日本传统的想象力，以及日本神话中的象征性。它们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创造出大江的独特性。尤其是文体和语言都是纯粹日本式的。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大江健三郎和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所使用的文体和语言是最日本式的。总之，大江具有特殊性、民族性的同时，又拥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

我与月梅、中忱和徐晓等同志策划主编这套“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全五卷），就是为了弥补过去翻译介绍大江工作的不足，同时向读者提供一次借鉴和学习外国优秀的机会。我们的设想，承蒙光明日报出版社及总编辑张胜友先生的理解和全力支持，并且荣幸地获得大江健三郎先生亲授版权和北海学园大学人部教授、著名比较研究家千叶宣一先生担任顾问，倾以巨大的热情，促成此项工作顺利进行，同时经过编委会全体同仁和译者同仁的共同努力，这套作品集才得以在短时间内与读者见面，在此谨向上述诸先生和同仁一并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