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家代表团团员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主题的转换

一、初期作品的印象

1．作为出发点的监禁状态

大江健三郎从登上文坛起，为了追求自己的理念一直进行着努力。www.xiashucom.com起初他的主题是被监禁状态、被关闭在墙壁中的生活状态。此类问题之所以成为大江初期作品的主题，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大江登上文坛时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从中学时代起就接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大江被包围在让人窒息的、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空气中，而且这是个人力量无法摆脱的宿命。在当时的日本，比起自我选择来，人们更受到周围状况的强制，监禁状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产生的。第二点可以说是大江受了存在主义的影响。进入大学后，大江沉醉在加缪、萨特等人的著作，对“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这种存在主义思想深有同感，并且极力把它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青年大江开始写关于监禁状态的作品。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作《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华》、《饲育》等。

《奇妙的工作》生动描写了包括这一时期大江在内的日本青年所陷入的黑暗状态。三个学生到医院打工，打死试验用的150只狗，但是由于负责人的过失，最后不仅没能得到报酬，而且“我”还被狗咬伤。大江通过主人公“我”的形象描写了那个时代青年的特质，即毫无力气、疲惫不堪的状况。这种徒劳正好象征着那个时代的“墙壁”。刚刚进入文坛的大江所感觉到的这种“徒劳―墙壁”的意识在其后的《死者的奢华》中也有表现。主人公为了得到高额报酬去医院移动解剖用的尸体，但是由于事务上的差错没能拿到打工费。两篇作品中打工这种能动的行为都由于和当事人无关的偶然事件而化为乌有。可以说在陷入绝望的状态上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之后，大江健三郎又相继写了《饲育》、《感化院的少年》等描写监禁状态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刻画了对现实有强烈的憎恶、受伤的内心处于矛盾之中的孤独青年的形象。他们追求“墙壁”中田园牧歌的世界，但结果都由于外部的力量被破坏了。与此同时作者也在作品中探索从“墙壁”中挣脱的可能性。但是因为在战后这种怪异的世界里，他最终也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方法。总之，大江通过自己的语言和印象表现被闭锁的状态，并与之进行斗争，但这种斗争因缺乏冲破闭锁状态的行动，是消极的。

2．作为突破口的性和政治

大江认识到在这种闭锁的状态下，不管怎么希望，成为“政治的人”都是不可能的，结局只能是成为“性的人”。因此，他进一步把监禁状态的人分为“政治的人”和“性的人”。（在《我们的性世界》中，大江用政治的人和性的人来观察现代人。）

与此同时，他也受到了美国作家诺曼“性可能是留给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小说家最后一块还未开发的领域”1这一思想的启发。但是大江并不是为了写性而写性。他的目的是“把性放在它正统的位置上让新的世界清晰起来”。2他通过描写性表现了当时日本青年的无力感和消极态度。从1958年到1963年，大江通过性这一主题开拓者自己的世界。其中代表作有《我们的时代》、《性的人》等。

1959年发表的《我们的时代》的主人公是个名叫靖男的法语专业大学生。他想摆脱与妓女赖子的同居生活，正好他得到了去法国的机会，但最后还是放弃了，也没有再回到赖子身边。作品描写了在没有出路的现代社会无论谁都会崩溃的现状。大江在这部作品中几乎每一页都有关于性的描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象村子里放荡的姑娘一样，几乎被所有的批评家厌恶”，3但也有象奥野健男那样的批评家，他说：“我对大江健三郎的抱有关心和同感是从《我们的时代》开始的。”4奥野指出，“大江虽然如此执著于性，但并不以描写性为目的”，“大江是作为描写人和世界的手段来使用性的”。5确实，大江所注重的是从性的角度来把握处在闭锁状态中扭曲的人，并由此来关注现代的缺陷。性本身并不是“拥有美的价值存在”，他的真正意图是“唤起读者对性的反抗心”，6大江希望通过性的印象把读者引入反抗的状态，并使其在观念上斗志昂扬起来。因此大江把性和政治、暴力、犯罪、死亡等，特别是和政治结合了起来。比如他在描写性的人的同时也描写了政治的人。“民学会”的领导泽木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大江看来，政治的人士和他人强硬对立抗争的人，他们要么打倒他人，要么将他人消解在自己的组织中，让他人自己放弃本来的立场；而性的人和任何他人都不对立抗争，他们“不仅不与他人采取强硬冷淡的关系，而且对他来说本来就不存在他人”。7

除了《我们的时代》以外，大江还以当时的政治事件为原型写了《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等作品。但是这些敏感的话题引起了右翼团体的反感，发表这些作品的杂志社不得不迫于压力公开道歉。而且《政之少年之死》还遭到了在以后大江的任何一个全集中都未被收录的厄运。

二、作品主题转换带来的再生

但是几年后，大江健三郎便在上陷入了找不到出路的困境。“监禁状态”、“性”、“政治”这些初期的主题斗陷入了写不下去的困境，他遇到了踏入文坛以来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个时候，由于1963年的两件事情，大江本人和他的都发生了变化，这就是6月长子的出生和8月初次访问广岛。

1．“从正面接受挑战与之斗争”

本来大江对当时的社会形势感到绝望，不打算要孩子。他曾经想“尽量不要怀孕，减少一个1980的不幸的自杀者”。8但是通过1960年对中国的访问，他改变了主意。在新中国朝气蓬勃的气氛中，他看到了孩子们明亮的眼睛和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信心的父母，由此大江本人也对未来真正燃起了希望。再加上有数十万人连日包围国会议事堂的反日美安保条约的示威，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决定“养育个孩子吧，看来未来不可能是零”。9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为了从绝望的状况中寻求一线光明而生的孩子脑部却有异常。这对此是的大江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但是通过写长篇《个人的体验》和短篇小说《空中的怪物阿归》，大江不但从混乱的地域中挣扎了出来，而且还克服了和人生的重大危机。

《个人的体验》中的主人公鸟，总想从日常生活中摆脱出来，可是刚出生的婴儿却患了脑玻他拒绝给婴儿进行手术，把孩子交给了认识的医生处置。但后来，他想起自己自我欺骗的每一天，感到十分愕然，因此决定不再逃避现实，接受这个孩子并把他抚养长大。他接受了抢救孩子的手术。结果，孩子得的只是个脑瘤。一心想逃避现实生活的鸟经过人生的考验，选择了直面日常生活，从而达到了飞跃。

在这部作品中大江还将残疾儿问题和和问题结合了起来。他把苏联再次进行核试验看作“世界”，把异常儿的出生看作“个人”。新在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作为个人的主人公来说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也就是说，大江试图把“个人的体验”带来的痛苦经验和核发展给全人类带来的痛苦经验结合起来，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