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时谈话的对手是我父亲，他把送他来的汽车司机和随身的警卫员打发走，每次来总从皮包里拿出一瓶市场上买不到的好酒，给我的则是一大包上海的什锦糖果。他们一谈起来便通宵达旦，讲他们童年少年时的往事，同我现今和我少年时的同学偶尔相聚时一样。

他讲到他们那长满瓦楞草的故居老屋的凄凉，讲到秋风冷雨，他从城外小学堂回来，流了一衣襟的鼻血。小孩子受了惊骇，跑着哭着，那一条长街的熟人和远房的亲戚都站在屋檐下或坐在柜台后面冷眼看着，只有个卖豆腐的老板娘出来一把拦住，拖进她磨房里，用草纸捻子给他堵住鼻血。

他还讲到他们老家，我那疯子曾祖父放火又被家人抢救下来的老屋，那隔壁一个殉情的女子，前一天还看见她从布店里夹一块花布出来，以为她要做嫁妆，没两天她却穿着这花布做的一身新衣裤吞针自杀了。

我裹着被子傻听着不肯去睡，见他哮喘，还一根接一根抽烟，说到激动处，就在房里踱步。他说他只想有朝一日辞了官，找个地方去写书。

我去上海最后一次见他，他手里捏个什么激素的喷管，哮喘得止不住时，往喉咙里便噗嗤一下。我问起他书写了没有，他说幸亏没写，要不这条命还不知在不在。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不把我当作孩子，正告我这不是做的时代，也不要去搞什么政治，一卷进去便不知东南西北，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我说我大学里学的业务也弄不成。那就去当观察家，他说他现在就是观察家，这场革命之前，农村饿死人报纸上反右倾的那年代，已经隔离审查过一回，多年来早就靠边站了。怪不得那时候我父亲也同他失去联系，他只带了个口信，说他军务在身，上海南岛天涯海角视察去了，当时并不知道他这话里还有话。

我这才开始观察，就在这条京沪线上，见到手持铁矛，头戴柳条帽，箍着红袖章所谓文攻武卫的战士，在站台上一字排开。火车刚一停，全堵到各车厢门口，一位正要下车的旅客转身又往回挤。他们立刻涌了进来。这人高喊救命，车厢里竟没有一个人敢动弹。眼看他被揪住拖下车去，站台上的一伙立即围上，又踢又打。火车在嚎叫声中徐徐开动，再也不知这人死活。

当时，沿途的一个个城市全都疯了，围墙、厂房、高压电线杆、水塔，人手营造的一切建筑物都喊起誓死捍卫、打倒、砸烂和血战到底的口号。车里的广播和车外所经之处的高音喇叭全都高唱战歌，火车也一路吼叫，到了长江北边一个叫明光的车站，天知道怎么还有这么个地名，从站台到铁轨两旁，密密集集全是逃难的人。火车干脆不开车门，人纷纷从敞开的车窗爬上来，落进已成沙丁鱼罐头的车厢里，令人窒息的车厢里的众人拼命又去关窗。于是，以窗玻璃为界，本来都在逃难的众人里外顿时又互为敌人。这透明的窗玻璃就这么古怪，一旦隔开，对方的脸全都变形，充满愤怒和仇恨。

火车吼叫着起动了，石块像暴雨一样袭来，咒骂声，撞击声，碎裂声伴随惊叫，响成一片，人下地狱时大抵就这番景象，还都以为在为真理而受难。

也还在那些年代里，也还在这条铁路线上，我见到一段赤裸的女人的躯体，像快刀斩鱼一样，叫车轮闸得整整齐齐。列车先是猛烈震荡，汽笛，金属和玻璃都尖叫起来，以为发生了地震。那年月也真叫奇怪，仿佛天人感应，地也发疯，震个没完。

火车又冲出了一两百公尺，方才煞住。列车员，乘警和旅客跳下车。沿线路基的枯草茎上到处挂的血肉丝，空中弥漫一股腥味，人血比鱼血更腥。路基的斜坡上躺着这段没有头颈手臂和下肢的浑圆的女人的身躯，血浆大概全迸发了，苍白得竟然没有一丝血迹，较之断残的大理石雕更多一层肌肤的润泽，这健美的年轻的女性的肉体依然残留生命和欲念的痕迹。旅客中一位老人，从远处的枯枝上抬回来一块绞烂了的衣服的碎片，盖在这躯体的腰下。司机用帽子擦着汗，拼命解释，说他怎样看见这女人走在两条铁轨当中，他鸣笛了人还不跑开，他同时拉闸，又不能拉得再猛，一车人都在车上，眼看着就撞上了，他才突然跃起，她刚跳……唉，她就是要自杀，明的找死，是个下放的女学生？是个农村妇女？还没生过孩子，这就不同说了，旅客们纷纷议论，她肯定并不想死，要不她跳开做什么？死有那么容易？死也得下狠心！她说不定在想心思？这又不是过马路，都大白天，迎面来的是火车？除非聋子，她成心不活了，活着还不如一死，说这话的人赶紧走开。我只为生存而战，不，我不为什么而战，我只守护我自己。我没有这女人的勇气，还不到绝望地境地，还迷恋这人世，还没有活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