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红有些困惑，房子是早已看好了的，也早就想迁居了，只为与龚定庵一见倾心，终身有托，因而当机立断，尽快移家。原是自己安排好了的已成之局，何用顾千里陪着去看房子，莫非顾千里说房子不好，自己就得打消原意？

她不知道龚定庵另有想法：他认为燕红既然表示“花间好住”，是为了守候他会试的捷报，那么她迁居的一切费用，便须他来筹措，说请顾千里陪她去看房子，实在是请顾千里来为他经纪其事。

回到自己船上，已是黎明时分；龚定庵连衣服都来不及换，便写了一封信，关照阿兴说：“你到顾老爷那里去一趟，说我有极要紧的事跟他商量，最好马上能来。”

顾千里也是待朋友很至诚的人，接到信息，即时便随着阿兴来践约。龚定庵将他昨夜与燕红会面的情形，细细说了一遍，随即郑重请托。

“千里，我只知道她对那座房子很中意，其余的情形，房主是谁，她是买是赁，一概不知。我的意思，最好典下来。还有件事，恐怕要费你的心，请你设法借几百银子给我，让燕红付房主作为定金。我在杭州等你的信，典价多少，我一起汇寄给你。”

“给你垫几百银子，倒是小事。不过，”顾千里说，“燕红何以匆匆作此决定？她迁居以后，是算‘摘牌子’从良了呢？还是另构香巢？这些，先都要弄清楚。”

“我没有问她。”

“这就是你糊涂了。如果是前者，你当然义不容辞；倘或移居以后，仍旧开阁延宾，你想想，你替她出钱营香巢，算啥名堂？”

“她已经说过了，她迁居是为了等我。”

“果然如此，也还罢了。不过，内中恐怕还有不得已的缘故，等我去看了再说。”

“拜托，拜托。不过，千里，你说还有不得已的缘故，请问，那是什么？”

顾千里迟疑了一下，答说：“我是瞎猜的。你等我的信好了。”

回到杭州不久，龚定庵接到顾千里的信，道出了燕红急于迁居的一段内幕，原来从她急于择人而事的消息一传，毛遂自荐的人很不少，却无一能够入选，甚至有的自惭形秽，只见过一次面便知难而退。

惟一的例外是个姓杨的，行二，苏州府属的昭文县人；父亲做过一任道员，因案休致，算是在籍的绅士。杨二本人进过学，风度翩翩，而且颇有文采，燕红的意思倒有些活动了，但就在论及嫁娶之际，她才发现杨二是个武断乡曲，什么包漕米、把持地方公益事业、包揽诉讼、欺侮孤儿寡妇等等，凡是歪秀才所做的坏事，此人无一不做。燕红自不免失望，但亦不无庆幸之感，幸亏及时看出杨二的原形，得以悬崖勒马。

但杨二却不放过她，经常登门，或者打茶围，或者请客打牌摆酒；既然悬牌应客，自有门户中的规矩，纵然不喜此人，却不能不勉强应付，杨二却渐渐不能忍耐了，一再向她们母女催问从良的条件；而燕红也觉得支吾不下去，私下忖度，只有杜门谢客之一途，因而才悄悄去觅新居。

就在这时候遇见了龚定庵，在燕红的感觉中，恰如绝处逢生，死心塌地赋了那首《摸鱼儿》明志。

“伊人新居，清幽绝伦。”顾千里在信中这样写道：“房主刘姓，姑苏式微世家，久慕文名，闻为兄所营金屋，亟言无不可商量。弟言于薛氏母女，照兄所示，与房主议定，典价五百金，以三年为期；一年之内如找补七百金，即作为买断。弟本已备妥全数，惟燕红坚谓伊稍有积蓄，只肯受二百金，作为借款。现已成券，涓吉乔迁。”

得此结果，龚定庵颇为欣慰，但有件事放不下心；燕红迁居，当然是脱籍而有了良家妇女的身份，但杨二既是无恶不作的武断乡曲，只怕对燕红还不肯放手。因此，他切切实实地写了一封信给顾千里，除了再三道谢以外，郑重以燕红相托，请他“保护”，勿使受杨二的骚扰。

这封信刚刚写好，又接到顾千里的第二封信，打开来一看，信中有信，信面上写“人公子亲启”，下面是用胭脂画成的一只燕子，自然是燕红了。

信中自然亦是谈新居，对顾千里深表感激，连日忙着移家；只说定居以后，写字读诗，静等明年初春良晤；对于杨二，只字不提。这种心情，龚定庵当然能够了解，事成过去，如春梦之无痕，越快忘记越好，何必再提——她亦可能根本没有想到，顾千里已将她这段烦恼，向龚定庵和盘托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