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墨西哥城

拉蒙-凯利从墨西哥城波斯克-德卡布尔特派克的一家小旅店走出来，他昨天很晚才到，睡得也很晚。www.xiashucom.com现在已经快中午了。

他在街上拥挤的人流中寻找着空隙走着。如果不是被小商贩占着——这些小商贩什么都卖，猴子花啦，玫瑰啦，夹馅玉米饼啦，辣酱玉米饼啦，还有香蕉叶卷肉——每一寸人行道上就满是墨西哥人和旅游者。在墨西哥城里，能让人中毒的严重空气污染在每个人每个东西上都笼上了一层令人作呕的黄绿色的雾气。

还是老样子。

凯利已经快一年没回家乡看过了。也没有什么需要回来的原因。他父母两年前就离开墨西哥去了智利，他父亲又在那儿的一家石油公司找了个工作。凯利不必回到墨西哥来加深他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拥有全国四分之一人口的墨西哥城原本已很深刻的记忆。这些记忆日日夜夜跟随着他，就像是在他眼前放映循环电影：城市里的污染和城市外灰尘飞扬的马路，双手紧抓着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以免挨饿的农民，他们脸上无助的表情；能够让痛苦的心麻醉上几小时的充满音乐和艳丽服装的频繁的节日；在北方美墨南部边境的外资装配厂子烟囱里冒出的能杀人的滚滚浓烟。有时候，拉蒙-凯利不得不努力把这些折磨他的景象从脑海里驱走。

知道美国医药协会是怎样称呼美墨边境线吗？“纯粹是个化粪池。”

跟凯利被称为“他的人民”的人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国家富有的精英人士、政客、商人、毒枭和洗钱人，他们用几倍于科尔特斯和他的武装的残暴蹂躏着这个国家。那些西班牙殖民者至少在这儿还留下了一个文化，而当代的这些“征服者”却一味地掠夺，留下的只是烧焦了的土地和空洞的灵魂。

许多人认为凯利对于贫困的墨西哥的态度过于狂热。“你太偏激，”有人这样说他，“往后退退，否则你将一事无成。”他父亲上次跟他在一起时，这样说他：“拉蒙，我为你感到骄傲，因为你懂得关心。可是，那些叫得最响的人往往听众最少。”

拉蒙-凯利知道这个忠告有它的道理，所以有时候他也采取些妥协点的做法。但那些做法却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在他的脑海里，老是闪现着那些从一开始就煎熬着他的景象。现在，莫林-加沙和劳拉-弗洛瑞斯又被盛在棺木中回到他们的祖国安葬，就因为他们也懂得去关心。

对于加沙来说，他决定合作多半是出于实用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但是即使如此，他也冒了他和他家人的生命危险来捍卫正义。

劳拉-弗洛瑞斯却跟拉蒙有着一样执著的热情，或许只是没他这么狂热。

跟加沙一样，她也死了。

就因为他们有个信仰。

跟那些墨西哥的当权者是讲不通的。跟他们协商？没用。去迎合他们，他们的宗教信仰？开玩笑。

他挤进撞得有些变形了的绿白双色大众甲壳虫车，告诉出租车司机他要去北边干净些也卫生些的山上的一个地方。

20分钟后，甲壳虫出了市区，开始爬行在地势越来越高的公路上，路两边起先是长排的高大的仙人掌，后来就可以看到杜松和粉色、红色和紫红色的九重葛了。

车开上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宽公路，路旁有许多掩在粉色、白色或黄色石砌围墙后的漂亮的大房子。司机在凯利给他的那个地址前把车停下。

“您想让我等在这儿吗？”司机问，“等的时间不算钱的。”

“谢谢，不用。”凯利说，他付了车费，费劲地从车里钻出来，展开身子。

出租车一溜烟地很快开走了。凯利走到一扇厚重的木门前。门右边有个蜂鸣器，他按了一下，从信箱上面的一个小对讲器里传出一个声音。

“是谁？”一个女人用西班牙语问。

“拉蒙-凯利。”

“稍等。”

木门上有个小缺口，上面钉着一片带网眼的金属板，透过网眼，凯利可以看到前门。一个男人正从前门走出来。他慢慢地穿过一条环形的红砖路，拔掉门闩，把门打开到刚能看到来人的程度。

“我是拉蒙-凯利。我跟弗洛瑞斯先生约好的。”

那男人长得又矮又胖，穿着黑色t恤衫，外面罩着一件有好多口袋的马甲。手枪的肩带边从背心空挡处露了出来。

过了好一会儿，拉蒙也搞不清楚这人是想让他进去还是要“砰”地在他面前把门关上。终于，那男子向后退了一下说：“进来吧。”

“谢谢。”

凯利以前也去过不少墨西哥有钱人的家里，但这里装饰的华丽仍让他吃了一惊。门厅的地板是亮闪闪的红白双色手切大理石的，一件黄铜敲制成的艺术品占了一面墙；凯利认出它一定是来自米却肯，印第安塔拉斯卡人用来供奉神明的杰作。对面的墙上悬挂着两把交叉的剑，让凯利记起墨西哥国歌里的词句，“墨西哥人，备好你的剑和马鞍，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

“在这儿等着。”那人说完，就穿过一条小过道，消失在过道尽头的门后。拉蒙局促不安地等着，不停地倒着脚。他忽然为自己的着装不自在起来：牛仔裤、蓝条纹工仔衬衫、牛仔靴、浅驼色的风衣。也许他该穿上……

“凯利先生。”

凯利回身看到奥斯瓦尔多-弗洛瑞斯正走过来，向他伸出手。他人很高，穿着海军蓝的运动上衣，灰色宽松裤，褐色带穗的便鞋，蓝绿色真丝衬衫的领口敞着，露出沉甸甸的金项链和十字架。“欢迎到我家来。”

“我很抱歉是因为那样一个不幸的事件来到这里，我本想参加劳拉的葬礼，可是……”

“不必解释了。华盛顿离墨西哥城很远。有时太远了，有时又觉得不够远。来吧，自们去个舒服点的地方。”

弗洛瑞斯家的起居室很大，色调很暖。墙上满是得体又昂贵的艺术品。有迪埃格-里维拉的真品，佛里达-卡罗的自画像，巨幅的米格尔-撤贝拉的宗教题材作品，还有三件让人敬畏的弗南多-格雷西亚-彭塞的抽象画。

“请吧，请坐。”弗洛瑞斯说，指着一个小花布沙发。一只镶皮的咖啡桌把沙发和两只高背红皮椅隔开。弗洛瑞斯在一只高背椅上坐了，点燃了一支雪茄，烟味在空气里迅速弥漫开来。凯利两年多以前就戒了烟，这时他后悔了。

“葬礼。那天，你也可以想见，对于我们来说真是悲哀的一大。”弗洛瑞斯说。他说话的声音很低沉，语调很和缓，措辞很谨慎。从他声音里听得出一些伤感，但从他褐色的双眼里却看不出一点伤感的影子。他的眼睛紧盯着拉蒙，一眨不眨，就像监视器。

“太可怕了，”凯利说，“弗洛瑞斯夫人怎么样？她承受得了吗？”

“她不太好。她跟我另外两个女儿一起到我们的乡村别墅休息去了。我本想一起去，可还有生意得打理。”

“这是当然。”

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

“你想喝点什么？”弗洛瑞斯问，“几分钟后午饭就准备好了。”

“不必了。”凯利说。

“那我只能一个人吃了。喝什么饮料？”

“可乐？”

弗洛瑞斯多肉的双唇分开，微笑了一下，“你已经变成真正的美国人了。”他说罢，就走到站在门口的管家身边吩咐了一声，又回到椅子上。“当然，可口可乐跟其他好多美国思想都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可乐在这儿也很流行，是吧？不过我们不喝减肥可乐。你知道吗？我有个朋友在可口可乐公司。他们搞过调查。我们平均每个人喝的软饮料是世界上最多的，但不包括减肥苏打水。知道为什么吗，凯利先生？因为墨西哥人认为喝减肥饮料没有男人味。不够男人气（西班牙语）。”

“这很有意思。”凯利说。

“不值一提的事。除非你是销售可口可乐的。你能来，我很高兴，凯利先生。劳拉近期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我不了解也不理解。当然，她那时选择去美国留学，后来又留在那里，我和她母亲就很失望。我们这里有个传统……”他摆了摆手，“不过你是了解墨西哥传统的。你是个墨西哥人嘛。”

“您是指未嫁的女子在结婚之前不能离开家？”

“当然是。传统是很重要的。你不这样认为吗？”

“有些传统是很重要。”

凯利的可乐端上来了，还有一杯珍贵的陈年安奈尤特奎拉。

“为劳拉。”弗洛瑞斯举起杯。

凯利没有回应这句祝酒辞。

“也许你能帮我理解一些事情，凯利先生。你知道，我和劳拉在过去几个月没有多少交流。不过我总以为她在那里过得很快乐。那天电话打来的时候，很不幸的是，她母亲接的电话，就好像，好像是我们死了。我肯定你能理解。她怎么会那么不快乐，觉得生活无法忍受呢？这个想法一直困扰着我。这么年轻，正是能做很多事的时候，是什么让她这么伤心这么绝望地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她没有。”凯利直截了当他说，啜了一口可乐。

弗洛瑞斯皱起眉，身子往后一靠，翘起一条腿来，说：“请解释一下。”

凯利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说：“弗洛瑞斯先生，我来这儿并不想再给您的心上添一份额外的痛苦，我知道您已经很痛苦了。可劳拉的死也让我很悲哀，很深切的悲哀。我们曾是好朋友，我们曾合作得很密切，我们曾分享了那么多的事情。”

“是情人吗？”

“不仅仅是那样。我们是同志。我们信仰我们所从事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