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亚列克轻轻吹了一声口哨，经理室进来三个人，老大点头指了指图林，说道：

“这人口出狂言，说他身上有枪。要真的是这样，我饶不了你们。”

几个人当即动作粗野地全身上下搜查了图林。

“啥也没有，这个坏蛋。”一个警卫说，这人显然是个小头目。

图林既不跳也不喊，也没有用东方人单打独斗的那些招式，对着那人右侧的颌骨部位猛地一拳，还没等那汉子倒下去就从他的怀里抓出“乌济”型手枪，一把扔到桌上。

“老板说了，饶不了你们，他的话就是法律。我是来办一件私事的，雅科夫·谢苗诺维奇。您要是允许的话，我去把晚饭吃完。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我随时乐意效劳。”

瓦里娅独自一人坐在桌边，谁也不敢靠近她。她已经完全清醒，想喝点酒，但又忐忑不安，不知跟这个萍水相逢的追求者的谈话会怎么收场。

图林穿过大厅时，在场的人尽量不去看他，酒也喝得很少，吃起来也无精打采，晚宴像是办丧事一般。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啦？”图林一边斟酒一边问道。

“我吓坏了，”瓦里娅说道。

“我懂了。我不见您的怪。”

两人默默吃完饭，图林悄悄取回手枪，祝愿瓦里娅万事如意，然后走到利亚列克跟前问道：

“您还有什么事要找我吗，雅科夫·谢苗诺维奇？”

利亚列克无精打采地望着他，打了个嗝儿，答道：

“你留在莫斯科？”他伸出手指把队长叫过来：“普罗霍维奇，送客。”

他们出门来到台阶上，门口有一名中士和一个特警队员来回踱步。

“我一眼就看中了你，小伙子，不过你别以为你无所不能，”队长说。

“我只解决我自己的事，别人的事我不管，”图林答道。“有件事与我无关，可是你是个懂道理的队长，你手下的人不该喝酒。”

队长实际上并没有醉，看样子这个外人触到了痛处。

“你走吧，干自己的事去，下一次可别被老板撞见。他的情绪变化无常，星期二跟星期一就不一样。”

“谢谢你，再见。”图林点了点头，朝汽车走去。

沙尔瓦·戈奇什维利是高加索人有时聚会商谈事务、解决某些问题的那家咖啡馆不公开的老板。公爵是个忙人，对犯罪早已厌倦，他的储备够用一辈子，已经别无他求。他在苏呼米1的房子已经烧毁，一个大家庭已经解体，相互见面时人们仍按传统对他十分殷勤，但这种殷勤已经打动不了他。沙尔瓦甚至对自己都不承认，他已经开始对格鲁吉亚人的品性感到生气：他们在祝酒时言辞华而不实，他们一再信誓旦旦地说如何爱你，有时却又言不由衷。

1黑海港市，在格鲁吉亚西北部，原为苏联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首府。

俄罗斯人是个粗鲁的民族，他们不会仅仅因为某个人是他们的兄弟就帮助这个人。他们的爱憎更加单纯直率。俄罗斯人经常惹得公爵生气，可是近年来他对俄罗斯人比对高加索的同乡更加理解了。公爵还不相信古罗夫能救出扬季耶夫的孙子，但他知道：这个俄罗斯人会一条路走到底。

今天咖啡馆像往常一样关了门。桌子周围聚集的是清一色的高加索人，他们没有邀请那个俄罗斯人。他们为父辈的健康干了杯，随后转入正题。

“穆哈迪，你想说话的，”沙尔瓦对一个车臣人说；那人憎恨俄罗斯人，他感到不满的是：车臣那儿正在媾和，而他的同乡在莫斯科组成的集团正在失去昔日的威风。

“谢谢，沙尔瓦·达维多维奇，”车臣人鞠了一躬。“我们白白信赖一个异教徒，又丢钱又丢脸。大伙儿都看过报了，铁木尔早晚要枪毙。”

“我们不能互相信赖，所以才请俄罗斯人帮忙，”谢卡说。“我相信这个俄罗斯人，但他只是个凡人，他并不是神仙。铁木尔也不是头一个为真主而无辜牺牲的车臣人。”

“人干工作要么是为了钱，要么是为了信仰，”阿塞拜疆人梅里克·优素福——奥格雷插话说。“那俄罗斯人不要钱，但他的信仰又跟我们不同。”

“世界上所有的人信仰都一样，”说这话的是古罗夫，他已走进咖啡馆，朝桌边走来。“大家都好。人们拜的神各不相同，但他们只相信一点：他们是父母生的，他们都有生有死。”

他在沙尔瓦身边坐下来，环视了一下聚会的人。

“你们没有叫我，我不请自来，是想对你们说几句话。我正在履行自己的诺言，眼下还没有什么成绩值得夸耀。可是你们答应我整顿市场秩序，那里却正在变得无法无天。”

在场的人都开口了，七嘴八舌，各讲各的语言。

“没人叫你来，你可以走！”伊斯拉伊洛夫叫道。

沙尔瓦想站起来，但古罗夫使劲把他按住。

“穆哈迪，你忘了你是在我的土地上，你是客人。我知道你跟你的伙计们一心想的是钱。让老天爷来审判你们！你们根本不把铁木尔放在眼里，车臣人多的是，他们每个人都甘愿为真主献身。为什么他们在家乡濒临死亡，而你却在异乡做买卖赚大钱？”

“谁给你权利这样说话？”

“你是个男子汉，伊斯拉伊洛夫，你应当知道权利不是谁给的！无论是上帝还是真主！你攫取了代表真主讲话的权利，让你的同胞们为你的黄金去送死！”

车臣人刷地掏出手枪。古罗夫笑了起来，说道：

“看看门口吧，你这勇士……”

伊斯拉伊洛夫转过脸去。古罗夫轻捷地打掉他手上的枪，拾起来扔在桌上。

“谁也没带武器来，只有你例外。你是个胆小鬼。我不了解你们的法规，可是在俄罗斯人的屋子里胆小鬼是不能跟男人们围坐一张桌子的。”

个子敦实的阿塞拜疆人梅里克和里纳特——谢卡挽起伊斯拉伊洛夫的手臂，把他拉出大厅。等他们回来，古罗夫继续说：

“我来是要告诉你们，我不再跟你们合作。不公正的判决，铁木尔·扬季耶夫的案件——这是我的私事。俄罗斯的伙计们抓了人，进行了侦查，开了庭，判了刑，那就该俄罗斯人来负责。从现在开始这一切都跟你们无关。你们住在莫斯科，做你们的生意，要是违犯了我们的法律，就得按我们的法律负责。就这些。你们可得当心我这个人！我可不区分什么亲戚、朋友和其他人。只有正经人和罪犯。我对人不搞一锅煮。别了！”

古罗夫向门口走去，又停下来用手掌摸了摸额头，想起一件事，转身回到桌边拿起穆哈迪·伊斯拉伊洛夫的手枪，这支枪一直放在碗盘中问。

“在莫斯科是不许携带武器的，因此对不起了。”他也不道别，走了出去。

围在桌边的人一时间默然不语，偶尔有人小声交谈几句。最后阿塞拜疆人梅里克·优素福——奥格雷以长者的身份说：

“我们还不算老迈年高，脑子却已经糊涂了。本来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却跟他结了仇。”

“别说傻话，优素福，”沙尔瓦答腔说。“我们只是失去了一个朋友。但这也够糟糕了。”

“是你叫俄罗斯人来的吗，沙尔瓦？”谢卡问道。

“他不是说过没人叫他么，他是自己来的，”沙尔瓦咬着一根长胡须答道。

“有人说话就有人传话……”谢卡不满地说。“那他怎么知道我们今天聚会？”

“列夫·伊凡诺维奇是个真正的侦探，”沙尔瓦叹了一口气。

“这下子铁木尔肯定要枪毙了。”

“你们这些骑士懂得真多……”

“他已经说了，朋友也好，兄弟也好，反正是一回事，”阿塞拜疆人打断沙尔瓦的话。

“列夫·伊凡诺维奇维护的是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他干吗要走？我们本来可以筹集一些钱。”

“总得有人维护法律，”沙尔瓦喃喃说道。“可是我认为，列夫·伊凡诺维奇是在维护他们自己人。他在维护俄罗斯人的名誉。”

家财万贯的富商尤里·列昂尼多维奇·希什科夫在离莫斯科几公里的地方有一幢别致的城郊别墅。他是苏维埃时代的人，为人谨慎，再说他也不相信新政权。别墅名义上是合资公司的财产，由公司出钱管理，用于接待前来参加协商、签订合同的外宾。公司的合资者是德国人，别墅就是他们修建的，建筑资金的百分之九十则是希什科夫拨给的，而且总的来说，外国人参与合资企业的活动纯粹是象征性的。但保存的各种文件完美无缺，这是个有外资参与的合资企业，所有文件上都有俄罗斯政府副总理阿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巴尔丘克的签名，十分醒目，还盖有真实的印章。而这一切用刑事犯罪专家的话来说，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巴拿马骗局”1，企业实际上属于希什科夫，了解内情的则只有他本人和总会计师。总会计师不久前还是个有名的诈骗犯，绰号“星相家”，这人也完完全全受希什科夫支配。

1指巴拿马运河诈骗案。1879年法国为开凿巴拿马运河成立“巴拿马运河公司”，开工后因贪污舞弊等原因，资金发生困难，公司负责人大肆贿赂政府部长、议员、报纸编辑等多人，进行股票投机。1888年公司破产，持有股票的受害者达数十万人。

德国人每拿出一个马克都要流泪，可是俄罗斯热衷于西方投资，政府方面的人尊敬希什科夫，因为这个商人留住了合资企业中的合作伙伴，机灵的商人把企业正式命名为“国际商业投资公司”。他的正式业务是为被毁坏的格罗兹尼提供住房建筑的配套设备，对贫穷和无家可归的车臣人进行帮助。这些业务似乎都在进行，但实际上并未到达目的地。但就连这种假把戏也不过用来掩盖希什科夫的真正活动。他挣得数十亿元靠的是供应武器，这些武器几乎是免费从俄罗斯军队中一些解散的部队手上购得的，军队在重新部署时无法把自己的财产全部运出来，乐于用任何方法把它处理掉，更何况这是卖给自己人，而且似乎是正式渠道。就这样，希什科夫往东方发运武器，返程时运回的则是真正的金钱——毒品。“国际商业投资公司”的集装箱都加了铅封，由头脑清醒的武装警卫队护送。谁也没有检查这些货物，希什科夫的生意兴旺发达。可是现在好日子可能要到头了。战争已经停止，俄罗斯的部队正在撤离，边防检查站的检查更加严格，再说在这种局势下贩卖武器的前途已逐渐无望了。

希什科夫决定在郊外别墅会见维尔丁，这里离外人的耳目远一些，再说这座公馆就是用来接待正式客人的，一个陌生人在这里露面是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

中校向上司报告，说是要去会见一个他准备招募的代理人，因此维尔丁的时间很充裕。

他们坐在熊熊燃烧的壁炉边，希什科夫不时用火钩推一推大块劈柴。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几只酒瓶和沉甸甸的厚底玻璃杯，地毯上有一只装冰块的小银桶。维尔丁自然穿着便服，灰色花呢西服穿在他身上十分得体。主人身穿雪白的衬衣，没有穿西服上衣。他的面孔显得年轻，但此时却露不出不满的神色，说道：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付钱给您？车臣战争已经结束，您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我蒙受了巨大损失。况且，我对一些合作伙伴负有一定的义务，假如他们向我提出违约赔偿的要求，那是不足为怪的。请注意我不是孤身一人，我早就说过，跟这件事情休戚相关的有一批同仁，其中有几位在俄罗斯身居十分显要的地位。”

维尔丁轻轻笑了起来，拿起酒杯抿了一口，说道：

“你们那样有钱有势，却依赖一个在国家机关中只算小螺丝钉的人。”

“飞机上有的零件虽小，却很重要，只要它一出毛病，飞机就会跌得粉碎，”主人辛辣地说。

“可是假如我在你们的组合机械中算个重要零件，那您为什么只付给我几个小钱，还要数落我拿了钱呢？”维尔丁伸直双腿，看了一眼因炉火反光而闪闪发亮的皮鞋。“谁也没有责任，媾和是由安全委员会秘书领导的，他是个铁面无情的人。谁也不可能预见总统会生病，要动手术，不能签署我们需要的那个文件。”

“这跟总统有什么相干？你们应该采取激烈行动来破坏这种不稳定的和平。”

“要引起爆炸就必须点燃导火线。总之，尤里·列昂尼多维奇，跟我谈话时请再也不要把我当成奴才，否则我起身就走，您的警卫队是不敢拦住我的。”

主人扔下火钩，不满的神色从脸上消失了，他显得困惑莫解。

“您是喝醉了还是疯了？您是怎么说话的？您知道我可以把您……”

“您什么能耐都没有！”维尔丁打断他的话。“只能收拾东西逃离俄罗斯。可是国际刑警组织很快就会宣布对您进行通缉。伊万科夫已经收监了，您也会马上被关进监狱。贩卖武器，尤其是贩毒——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毫不费力就会把您关起来，家财万贯也无济于事。”

希什科夫挺直身子，仰着头靠在安乐椅上，挺有兴趣地看了跟他谈话的人一眼，问道：

“那么您呢，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到时候会坐在包厢里看戏吗？”

“我将作为证人在法庭上提供证词。”

“可是您能回俄罗斯吗？”

“还没想过，说不定会回来，”维尔丁一边回答一边厚着脸皮微笑。

中校装模作样地硬充好汉，其实他心乱如麻。万一希什科夫真的胆怯了，溜到国外去，维尔丁的处境就会糟透了。中校用从这位银行大股东手上得来的美元豢养了一些帮手，给将军夫人送了贵重礼物，而中校自己花钱也花惯了，日常生活中已懒得精打细算。万一金融家溜到国外，维尔丁连告发都不敢。众所周知，线团缠很结实，但只要找到线头往前拖，线团就会开始滚跳，很快就会散开。中校看了看金融家消瘦的脸，用和解的语气说：

“咱们别吵下去了。几只狗一起拉套，要是你咬我、我咬你，套也拉不成，还会翻车。尤里·列昂尼多维奇，我有些急于要办的事没跟您讲，这有两个原因。搞保密工作的人不应打听不该知道的事。毒品的事我就没有问过您，我知道有这回事，因为这事儿尽人皆知。可是怎么进行的，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人——这纯属您个人的事，跟我没关系，因此我从来不跟您谈这件事。我的工作才是令我头痛的事。然而局势变得无法控制，这不是任何人的错。我只有等死刑犯执行枪决以后才能开始行动。已经有一份申请送到总统秘书处，那是一份请求特赦的呈文。这种文件一放就是几个月，有的甚至要放几年，可是我们需要的文件我会设法让它迅速得到审批。大家都知道总统有病，顾不上小事，而没有他的批示……”

“我全明白了，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主人打断他的话。“我不在国家机关供职，可是我相信，并非所有的文件叶利钦都亲笔签字。有时经他同意会盖上由他签名制成的印章。”

“要是每天签一百份文件就会那样办了。可是眼下，您自己也明白……我碰巧认识典狱长，那是个老教条，是只识途的老马。他对那小伙子并不在乎，但他要讲个规矩。假如现在把叶利钦签署的文件塞给这位奥加尔科夫上校，这匹识途老马会吓得颈上的毛都竖起来。”

“那么他就不能生病住进医院么？另外找个人代替他的职务，”希什科夫说。

维尔丁点头表示同意，但他亲眼见过形如巨人的索尼亚和背上长毛竖起的豺狼，心想：有谁这么胆大包天，敢弄得这个老家伙生病住院？

败坏古罗夫的名声、指责他为车臣“恐怖分子”辩护的那场闹剧已经平息。促使它平息的一个是有关总统即将进行心脏手术的报道，另一个是发生在铁路与公路交叉路口的一场惨剧：一辆送孩子上学的大客车被火车头撞翻，死了二十多个孩子。

古罗夫十分清楚，孩子们的惨死并不会使他的对手感到不安，只不过他们明白，在全民哀悼的日子里围绕几个月前发生的爆炸事件挑起事端是没有意义的。加之车臣的停战已逐渐变成稳固的和平，对拼命抵抗的弱小民族的仇恨也已消逝。亲生的儿子已不再丧命，至于别人的儿子死了多少，让他们自己的母亲去算这笔账吧。

古罗夫明确意识到，那些人还会找他的麻烦，只不过延延期，等待更为方便的时机。他把斯坦尼斯拉夫、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请上门来，说道：

“我在哪篇文章里见过，人们拍电影陷入困境时就聚在一起，举行‘脑力冲锋’。咱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称之为作战会议吧。事实上你们都默不作声，等着我作指示。现在我向你们宣布，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你们别指望我，咱们一块儿动脑筋。谁都无权指责同事，咱们只听取建设性的建议并进行讨论。要是谁想到该把克里姆林宫炸掉，就让他论证一下可行性，咱们再琢磨琢磨。”

“又不是咱们造的，再说也弄不到那么多炸药，”柯托夫冷淡地说。

“我同意，那就不炸它。你有什么具体建议，格里戈利？”古罗夫很感兴趣地看着他。

“咱们的任务是救已经判处死刑的犯人。”柯托夫搔了搔长鼻子说。“我们正在试图推翻指控。进展情况很糟糕，因为谁也不打算听我们的。可见必须改变出击的方向。”

聂斯捷伦科和柯托夫坐在精致的沙发上。斯坦尼斯拉夫摊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安乐椅上。古罗夫按老习惯在客厅里来回踱步。

“往哪儿出击呢？”聂斯捷伦科冷笑一声。

“照你的头打呗，不过这样做没意思，”柯托夫答道。“列夫·伊凡诺维奇事先提醒过，批评指责的事让杜马去干，这里只提具体建议。”

“我们要想救那小伙子，除非把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恐怖分子送交检查院。此人是俄罗斯人，三十五岁左右，中等身材，”斯坦尼斯拉夫说。“他挣了一大笔钱，但多半尚未拿到手。他在高加索无事可干，所以他在莫斯科。”

“为什么这么肯定？”古罗夫问道。

“枪毙那小伙子只是整个行动的一部分，真正的恐怖分子应当还在维尔丁手边。”

“你的想法挺有意思。”

“老师教得好，傻瓜才走运。”

“照你看，恐怖分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古罗夫问道。

“在特工机关的秘密联络点。”

“这可未必，”古罗夫答道。“维尔丁不会这样冒险。你们怎么不讲话啦，二位勇士？”他转身问那两位侦查员。

“呆在某个犯罪团伙里，”聂斯捷伦科迟疑地说。“不过这也危险，有可能无意中被人打死。”

“秘密联络点和犯罪团伙子以排除，”古罗夫总结道。

“亲戚，”柯托夫话一出口就做了个怪相。“这种人不会上亲戚那儿去，再说他也不会有亲属。”

“排除。咱们从另一个角度想想，”古罗夫说。“他们急于求成，车臣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对对手来说时间就是金钱。”

“在监狱里把小伙子杀掉，然后宣布俄罗斯人把他枪毙了，从而挑起轩然大波，”克里亚奇科沉吟不决，喃喃说道。

“你干吗含糊其辞，嗓子哑了还是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不错，俄罗斯人枪毙了杀人犯，那又怎么样？恐怖分子应该枪毙。审判有陪审团参加，还能有什么意见？”古罗夫挺感兴趣地看着克里亚奇科。

斯坦尼斯拉夫觉得头儿在等待他的回答，他突然不加思索地说：

“车臣人是法院判决枪毙的，可是恐怖活动却是俄罗斯人干的！”

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互相看了一眼，感到迷惑不解。古罗夫不再来回踱步，站在克里亚奇科面前问道：

“你早就产生了这种天才的想法么？”

“我没有写日记，估计有一个星期吧。”斯坦尼斯拉夫答道。

“为什么没说出来？”

“你也想到了这一点，也没有说出来。我可不能抢在你的前头。”

“必须找到那个家伙，把他抓起来，”古罗夫决然说道。

“轻而易举！”斯坦尼斯拉夫又恢复了那种插科打诨、满不在乎的常态。“那家伙是俄罗斯人，剃光了头，中等身材，特殊标记是右手上刺着一只铁锚。头发是会长出来的，画上去的铁锚用寻常的肥皂就能洗掉。咱们要找到这么个人易如反掌。”

“斯坦尼斯拉夫，你还有什么建议吗？”古罗夫温和地问道。

“绝对没有，上校先生！”斯坦尼斯拉夫跳起身来立正站好，说道。

“好吧，咱们分头去找，”古罗夫语气轻松，仿佛是要出去买点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