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斯捷伦科带着两个侦缉人员挨个儿巡视临时隔离室。www.xiaoxiaocom.com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偶尔也跟他们一起干。为了应付各隔离室的长官，他们编了一番话，说是有个特别危险的罪犯使用伪造的证件，假托一个轻微的罪名在某个隔离室藏身。侦查员借口一个编造的故事开展工作，而这个故事偏偏又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这倒很稀罕。只有一点与真实情况不符，那就是被追查的恐怖分子“伊万”所犯罪行尚未得到证实。他只不过受到怀疑，仅此而已。而他是关押在市郊一个肮脏的隔离室里，罪名是扒窃，用的是一个真正扒手的名字，那人目前关在铁丝网内正在熬过自己的刑期。

侦查工作不论进展得多么缓慢，也不可能加快进度。侦缉人员不是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1，不能同时用几台机床干活。但工作是在向前推进。法庭的工作也不能快得不合情理，否则它会变成一条流水作业线，谁要是落进这条流水线那就糟了。

1阿·格·斯达汉诺夫（1905—1977），苏联顿巴斯煤矿工人，1935年创造采煤新纪录，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联随即在全国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即群众性生产革新运动。

此刻伊万跟押送人员一起坐进亮黄色的警车，往口里塞了一块口香糖。他脚蹬皮靴，身穿棉袄，弓着腰，戴一顶脱了毛、带护耳的兔皮帽，没有刮脸，一点也不像按照旅馆工作人员的描述绘制的模拟人像。旅馆里住过的是一名商人，而警车里押送的则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流浪汉。他没有戴手铐，因为不论是按法律条文还是看外表他都不构成任何危险。两个军士和押送人员干的是寻常的工作——把这个更夫模样的人送到区管理局去，过后再把他送回来。

伊万蹭着脚走过铺着肮脏漆布的走廊，穿过另一扇门来到院子里，坐进等候着他的“伏尔加”车。

不一会他走进秘密联络点，维尔丁在那儿等着他。伊万厌恶地脱掉棉袄，坐在单人沙发上扯下皮靴，说道：

“等我先洗个淋浴再谈话。”

“好，你去洗吧，我来沏茶，”维尔丁一边回答一边往厨房走去。要是按他的心愿，他会手不发颤地一枪把这个坏蛋打死。

可是问题不由维尔丁来决定。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的那间办公室维尔丁根本进不去。眼下正在准备实施一系列行动，目的是摧毁车臣已经确立的和平。押下的赌注有成百上千万美元。车臣像个蚂蚁窝，那里有一大群蚂蚁，似乎是在乱糟糟地瞎忙。然而蚂蚁杂乱无章地奔忙只是一种假像，实际上每只蚂蚁都了解自己的策略。

维尔丁也了解自己的策略，而且尽力施展这种策略，因此他才对伊万这种人予以容忍。

伊万洗了个澡，换了内衣，脸是不能刮的。主人给他倒了一杯茶，把一盘夹肉面包往他跟前移了一下。

“那么好吧，就依你的，”维尔丁说：“你不愿意搞电视摄像，见你的鬼。你把整个事情详细讲给一个人听听。可是对不起，价钱就不一样了。”

伊万早已不考虑什么价钱了，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因此在拖延时间，寻找出路。他听着克格勃分子讲话，却一句也不相信。很清楚，他们给他提供的并不是什么出路，而是一个更加巧妙的陷阱。然而他得跟他们演戏，假如他让他们明白他早已不相信任何人，他们会立即杀掉他。

“只讲一讲，不搞摄像？这我倒很乐意。”他有意迟疑了一下，问道：“那么钱呢？”

“以后再商量。”

“那不行。先商量，再把钱如数付清，然后再来讲山鲁佐德的故事1。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们缠住我究竟有什么屁用？您对这件事情了解得不比我差，该跟谁讲您就讲一讲，跟我好好结一结账，然后咱们各奔东西。”

1即《一千零一夜》。山鲁佐德系阿拉伯民间传说中古代东方某国的王后，自愿嫁给残暴的国王，给他讲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终于使国王悔悟，不再杀害无辜的女子。

“你想得对，只有一点行不通，我不是老板。你产生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我也提出过这种方案。可是准备替换你的那个人却断然拒绝，他说他只要第一手资料。他说我，”维尔丁指了指自己的胸脯，“并没有亲身经历每一个阶段的活动，也许不了解某一个细节，而出纸漏往往正是在细节上。你自己讲一讲，那人还会问你一些问题。”

“他怎么啦，准备去法院出庭不成？”伊万感到惊讶，他对这种荒唐事信以为真。

“你见到他自己问吧，”维尔丁冷冷地答道。“你得注意，要是古罗夫找到你，在法庭回答问题的将是你自己。”

古罗夫急需跟联邦安全委员会处长库拉根上校见面。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两人曾不止一次避开官方关系见面。会见的方式通常是两人一起在咖啡馆里喝咖啡，有时两位侦查员看见有人在对他们进行观察，也许还在听他们谈话。不同的特工部门的两位职位较高的军官讨论共同的工作，为的也是共同的利益，可是会面却像搞阴谋一样秘密进行，因为上司不赞成这种未经领导批准的接触。再说也无须隐瞒，两个人都十分清楚，不论是民警机关还是反间谍机关都能碰上相当多的两面派。就拿那个维尔丁来说吧，他领导的一个分队直接隶属于上层，这并不是偶然的。

这种状况使军官们感到愤懑，甚至觉得受到了侮辱，因此这一次古罗夫决定约朋友公开见面，以此向稽查队表明他们会面是私人性质而不是公务性质。

古罗夫通过市内线路给朋友挂了电话，告诉他自己在休假，询问什么时候能来找他谈一件私事，可别碰上他忙得不可开交或是出席会议。

密探在约定时间走进反间谍官员的办公室，乐呵呵地说：

“你好，巴维尔，我老爱妨碍别人工作。”他微笑着指了指墙和天花板，做出一副询问的样子。

“鬼知道呢，”主人答话的语调跟朋友一样。他从桌子后面走过来，握了握古罗夫的手，移过安乐椅。“眼下到秋天了，外面天气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他在客人面前放上一叠纸和一支铅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你在休假，可是还呆在莫斯科。”

“老规矩，有些工作还没来得及收尾，有点事干完了就去南方。听说你今年休假去了土耳其。我听见人们对安塔利亚海湾众说纷坛，有人称赞，也有人咒骂。我打算带我的公主一块儿去，她是个兴趣广泛的姑娘。”古罗夫一边说一边迅速动笔，随后把字条递给库拉根。

“一方面，你的问题回答起来很简单，上校先生，这要看您口袋里有多少钱。”库拉根一边笑着回答，一边看字条，上面写道：“咱们两个都缺心眼，因为我们猜不透维尔丁。”

库拉根在古罗夫字条背面匆匆写了几个字，把字条递回来。古罗夫看见他写的是：“他干吗需要摄像机？”随即答道：

“谁都知道咱们只有那么点儿工资，可还是想凑点钱好好游一圈。本想买一台摄像机，好的买不起，差的又不想买。也许咱们能盼到那一天，外出休假时办事处能借给你一台，对你说：好好消遣吧，侦查员，摄像去吧，用完了再还回来。”

“我懂了。”库拉根点点头。“可是照我看，还没等到那一天你早就退休了。”

“你是个乐天派，巴维尔，”古罗夫站起身来，“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再过一个星期，十天左右吧，我就回莫斯科了。有空给我打电话。”他敬了个礼，走出办公室。

当天傍晚巴维尔·库拉根就打电话来，说道：

“他拿到了，因公借用。”

“干什么用？”古罗夫忍不住问道。“这种东西找朋友借也多的是。”

“你想要我去问吗？”巴维尔尖刻地问道。

“谢谢，不用你费心了。”古罗夫放下听筒，气恼地看了看坐在沙发上的斯坦尼斯拉夫。“他拿到了。他要干吗？”

“要我回答吗？”斯坦尼斯拉夫漫不经心地问道。“我从来都乐于效劳。我坦白地回答：不知道。”

电话铃再次响起来。古罗夫一反常态，拿起听筒，不满地说：

“喂。”

“请古罗夫上校接电话。”

“我是古罗夫，”他叹了口气，并未期待听到任何好消息。

这一次密探却上了直觉的当，因为陌生人在电话里说道：

“上校先生，我是市区助理值班主任。有一个陌生人要找您，从各方面看来，这人身分不明。他很想见到您。”

“我马上来，”古罗夫答道，随即向斯坦尼斯拉夫点头指了指门。“走吧，有个陌生人想见咱们。要是他约定在路灯底下见面，我就会只派你一个人去了。”

“我懂了，”斯坦尼斯拉夫一边点头一边坐进他的“梅尔谢杰斯”车的驾驶室。“从陌生人那儿得到的最常见的礼物是一颗子弹。我过去一向知道你很喜欢我。”

“不错，去彼得罗夫卡的办事处。”

站岗的民警冷淡地看了看两位来客的证件，敬了个礼，问道：

“你们找谁？”

斯坦尼斯拉夫看了几个不认识的年轻军官一眼，说道：

“一代新人换旧人啊。我们不找谁，年轻人，我们是过路的。”

栅栏里走出一位中年少校，敬了个礼，说道：

“您好！不认识我啦？”

“说真的，名字忘了。”古罗夫答道。“谁打的电话？”

“是我，列夫·伊凡诺维奇，”少校答道。“您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办公室吧？请进去，有人等您。”

两个密探登上四楼，古罗夫敲了敲门，走了进去。办公室没有变化，跟所有机关一样，只是墙上挂的照片换了。桌子后面坐着索博利上校，角落里有个其貌不扬的汉子，一张脸睡眼惺忪，神情淡漠。

索博利从桌子后面走过来，握了握两位密探的手说道：

“小心谨慎，有益无害。”

“不错，维克托·谢苗诺维奇，”古罗夫答道。“多画几个十字不会把手累坏。干吗让外人知道您今天晚上邀我来过？”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觉得我们这位帮手提供的情报您会觉得挺有意思。”

办公室里那人是个眼线，这一点无须向两位侦查员解释。他们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要我出去吗？”索博利问道。

“我的脸皮看上去很厚，其实并没有那么厚，”古罗夫微微一笑。“维克托·谢苗诺维奇，您去您的办公室，给斯坦尼斯拉夫讲一讲城里的新鲜事儿。他在部里呆得太久，完全与世隔绝了。对了！”古罗夫用手掌拍了拍额头，走到眼线跟前，说道：“对不起，我马上就来，”说着跟两位军官一起来到走廊上。

“我明白你的意思，”克里亚奇科说。“你去干你的事，我跟维克托琢磨琢磨咱们的问题。”

侦查员跟眼线谈话是一件极为繁难的事。尽管那人应该把他刚刚讲过、多半还写过的事讲给古罗夫听，但谈起话来却不会更加轻松。

“咱们认识认识吧。”古罗夫在办公室里踱了一圈。“我叫列夫·伊凡诺维奇，在侦查部门干了二十多年，”他走到跟前，握了握眼线放在膝盖上那只软弱的手。“您怎么称呼？”

“更夫，”眼线把手缩回去。“您要是愿意，可以叫我叶梅利扬。当民警的永远也学不会通情达理。我中午从家里出来，说好了过两个小时回家，可是现在几点啦？一会儿这个人折磨你，一会儿又来一个，您这已经是第四个了。你们以为管了我两顿饭就万事大吉了？可是我的女儿在家里等着我，我这做爸爸的‘出差’也该回家了。”

“我比你年龄大得多，因此我要是用‘你’来称呼的话，请别见怪，”古罗夫边说边用手把眼线拉起来，让他在桌子边上的安乐椅里坐下，把电话移到他跟前。“叶梅利扬，咱们给家里编一段故事。就说火车晚点三个小时，这是常有的事。在站台上有个男人的头被人砸了个窟窿，当时你在场。那人被抬上了担架，你被叫到民警局作证。行吗？你的妻子要是反驳，你就把听筒给我，我来圆场。行吗？”

眼线微微一笑，露出两排整齐漂亮的牙齿，此时看上去才像不满三十的样子。

“哪儿冒出来您这么个好人？”他开始迅速拨号码。“基萨，是我。你问我干吗在醒酒所……我说到做到，滴酒未沾。你不信？在哪儿？我在民警局，他们拉我当证人……”

眼线把话筒递给古罗夫，上校用清晰的声音说：

“晚上好，尊敬的……我是值班主任克里亚奇科少校。我们向您道歉，耽误了您丈夫的时问。他给我们帮了大忙，我们这儿……”古罗夫用手掌拍了一下桌子。“姑娘，亲爱的，我们这儿有时会发生这种乱七八糟的事……为什么总是发生？是经常发生。国家杜马难道就不乱么？总之，好吧，我们这会儿还有些材料要写，写完了就用汽车把您的丈夫送到家门口。好，我一定转告。谢谢。”

“列夫·伊凡诺维奇，太感谢您了。给你们干事儿三个年头了，真遭罪，今天是头一次碰上好人。”

“别这么说，叶梅利扬，民警机关好人是有的，不过他们也忙得焦头烂额。你说你中午从家里脱身，出来十个小时了，累得精疲力竭。那么你通报了什么事情那么有趣，使得民警机关怎么也不肯放你走呢？”

“长官，说真的，我自己也不明白。好像是我无意中揭穿了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你在哪儿干事？”

“在囚室里，这是约好的，”眼线答道，随即讲出城市另一头的一间临时隔离室。“我们四个人关在一块儿，我的任务是对一个瘦鬼留心观察，据说他有一支枪，可是他不认账。他不肯招供，这是对的。什么罪名都定不了，再关上一阵就会撵他出去。”

“可是说不定他以后会用这支枪把你的妻子干掉，”古罗夫随口说道。“行了，我要问的是另一个人。囚室里还有什么人？”

“就是因为那个扒手，今天一天叫我不得安宁，这会儿又把您找来了。早晨我对跟我联系的侦查员说了，囚室里有个人昨天带去审讯，可是回来的时候身上洗得干干净净，再且还换了干净内衣。这么跟您说吧，要是这家伙是你们的人，那么跟他联系的就不是侦查员，而是个傻瓜。要是关在那里的不是我，而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他会在夜里把你们那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家伙掐死。看你们往后怎么证明三个人中是谁杀了人。”

“等等，叶梅利扬，”古罗夫拦住他的话头说。“我似乎还不算太傻，可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这没有什么猜不透的。吃午饭时那人被带走了，似乎是去审讯，傍晚又送回来，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不寻常的气味。开始时我还不十分明白，心想这事挺寻常，吸了新鲜空气，淋了雨，气味不同呗。牢房里空气窒闷，有个马桶，我们身上流汗也增加了汗气，从牢房外面进来的人总会带来新鲜气味。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身上也该染上我们的气味了，可是他身上仍然是另一种气味。我装作偶然的样子俯身闻了一下他的头，觉得很干净，有一点肥皂的味道。当然也不是香皂，这一点他们不缺心眼，可是洗衣的肥皂也有气味。开始时我感到很气愤，心想塞进来一个搭档也不通知我一声。可是后来我一寻思，他要是跟侦查员谈话，那么办事处里根本就没有地方洗澡。而且他的派头也跟我们不一样，根本不讲他自己的事，也不请别人出主意，只是呆在一边一声不吭。我开始注意监视他，见他收拾东西睡觉时觉得挺别扭、挺不习惯，长筒靴扯下来，裤腿下面扎的带子又白又干净。就这么些，”眼线把两手一摊。“这家伙令人捉摸不透，像是个当眼线的，却又不是，但也不是一般被抓起来的人。”

古罗夫从口袋里掏出钱夹，仿佛顺便似的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