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总局局长奥尔洛夫将军的办公室里，正聚集着他的几位副手、各处处长和两名全权处理特别重大案件的高级刑侦人员古罗夫上校和克里亚奇科上校。www.xiaoxiaocom.com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奥尔洛夫坐在摆在门口右侧墙边的会议桌首位上。办公室的主人不抽烟，桌上没有烟灰缸，摆的是几瓶矿泉水、几只杯子。军官们把笔记本和自来水笔摆在自己面前，轻声交谈，等待将军宣布会议内容。所有在场的人都很了解，将军很不喜欢开会，他宁愿同每个人单独交谈，像今天这样会议是极其罕见的。总局领导最近一次开会，是在半年前，当时古罗夫揭露出一个非常神秘的叛徒，一名被人收买过去了的上校。

那是去年秋天，当时莫斯科发生了好几起土匪抢劫运钞汽车的案子，死了一些人，他们派了坐探打进匪巢，但几次埋伏，却都扑了个空。显然有人通风报信，事先通知了土匪……一般说来，这个事实是尽人皆知的。古罗夫把叛徒揭露出来并且把他抓住了。但法院却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了那个以前的上校。如果总局的高级军官们不对所发生的事作出奇怪的反应的话，这事也就不必回忆了。这些高级军官以前就回避古罗夫上校，而从去年以后，他们对他更是越来越疏远了。似乎他这个人做了什么别的人不会做的坏事。于是走廊上叽叽喳喳，议论纷纷……似乎他玷污了军人的荣誉……很有意思吗？玷污荣誉的不是叛徒，反而是揭露出叛徒的密探。这就是说外科医生切除了病人的恶性肿瘤反而有罪，因为他切开了好肉，给人造成了痛苦。挽救了一条命吗？他的确很了不起，可他为什么要动刀切呢？似乎这不人道嘛……

让我们言归正传，回到今天的会议上来吧。高级军官们正集合在局长的办公室里等待。

“同事们，在我们的工作中，告诉大家令人高兴的事是非常少的，因此我也不例外。”奥尔洛夫朝与会者扫了一眼，开始说话。“分析化验处得出结论，认为大多数凶杀案都出于同样的原因。”

“犯罪分子的头头们已经划分了势力范围，”一位白发上校说道。他取下眼镜，开始用一块麂皮擦镜片。

“对，仅仅为了把尽人皆知的事通报给你们，我是不会打断你们的工作，把你们召集起来开会的。”奥尔洛夫习惯地用手掌擦擦脸，叹息一声。“俄国人自古以来就是在国外作战的。刑事犯罪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新的原因已经查出，就是我们的司法审判软弱，法院处理不了民事诉讼案，一般的人、行业工会，甚至银行都收不回放出的贷款，往往求助于刑事犯罪机构，因为它们解决这类问题，毫不拖延，而且卓有成效，这在原则上已经不是新闻了，而且近来使用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收债的倾向已经越来越明显，不仅见怪不怪，反而成了常规。这也不是什么新闻了。”将军停下来，喝了点水，短暂停顿以后继续说道：“有一种相当有根据的假想，倒算得上是个新闻。据说有人集中包揽这类诉讼，建立了一个类似于‘生活服务部’之类的地下垄断性组织。如果说以前收债用的是手工方式，每一个债主都是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有的人拿走一段管子或者一支手枪，另一些人则直接或者通过中间人去找当地有权势的刑事犯头子，可现在却建立了组织，事情办起来就容易多了。如果要杀死一个人，也会有内行人去干的。建立这样的‘服务部’不仅仅是为了收债而且是为了解决政治争论问题。这种设想原则上是完全可能的。”

“在国家杜马选举的前夜，对我们来说这还不够呢！”有人即兴插话说。

“你放心，维达里依，明年我们还要选总统呢！”克里亚奇科插进来，看了看古罗夫。

“我们是刑事侦查局，还有保卫局、反间谍局，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古罗夫说了起来，“不能把什么案子都包揽下来，让我们尽力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吧。”

所有在座的人都很了解，古罗夫也好，克里亚奇科也好，都同将军一起在莫斯科市刑事侦查局工作过，早就认识，关系很好，但在工作问题上，他们却从不利用个人关系。你看现在奥尔洛夫就朝插话的朋友很不高兴地望了一眼，干巴巴地说：

“我没问你们的意见，先生们，请你们不要打断我的话。政治性的凶杀也还是凶杀。上面可能作出任何决定，建立自己的调查小组，可谁也不会使刑侦局摆脱责任，不去直接履行职责。列夫·伊凡诺维奇，我感到惊讶的是，您只是建议注意事件的发展，而不是竭力预见到种种事件的发生。”

古罗夫冷漠地望着前面，他粗糙的脸庞上，肌肉纹丝不动，似乎将军的批评与他无关。

“同事们，总的说来没什么好讨论的了，你们去搜集情报，指导侦查人员，与莫斯科市刑侦局好好配合，如果那个‘服务部’已经成立，它的领导人毫无疑问住在莫斯科。坐探们收集到有关催债的所有情报的副本马上给我放到办公桌上。我们一定要把新成立的组织查出来，打掉它的首脑。我们都去工作，作战行动由古罗夫上校领导。”

“祝贺你，列夫·伊凡诺维奇，”白发上校说道。他戴上眼镜，微微一笑。“哪一位副部长负责监督呢？”

“奥列格·瓦西里耶维奇，你觉得有我还不够吗？”奥尔洛夫问道。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我个人觉得有您就绰绰有余了。”那个老刑侦人员说道。“我关心的是谁来给我们最后刮胡子？”

“完啦，军官先生们，”奥尔洛夫站起身来，转到自己的桌边。“把坐探发动起来，应该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大家都可以自由了，古罗夫，您留一下。”

大家走出以后，古罗夫转到窗前，打开气窗，抽起烟来。克里亚奇科把会议桌旁的椅子摆好，认真地把绿呢桌布整理了一下。

“斯坦尼斯拉夫，我没叫你的名字，”奥尔洛夫微笑了一下，说，“不过，作为朋友和奉承拍马者，你却是可以有权留下来的。”

“欺侮下级并不高明，”克里亚奇科毫不生气地回答道。“平时人家用不同的名字叫我，将军先生，您给我取个新的吧。”

“请原谅也请你安静下来！列瓦，你打算采取什么办法？对于你来说，我刚才宣布的事并不是新闻，你已经考虑过了的，谈出来听听吧。”

“全都是老一套，彼得，”古罗夫回答道。他挺起身子，朝气窗里吐出一口烟。“我要去会会一些人，同他们谈谈生活，翻翻几桩没有侦破的凶杀案的侦查案卷。”

这位密探停了下来，耸了耸肩膀，似乎很不乐意地使劲说下去。他费了好大的劲才说：

“必须找到巴维尔·乌索夫，了解他在哪里工作，生活怎样？”

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乌索夫，就是古罗夫揭露出来的那个叛徒。他以前是民警上校，受雇于刑事犯头头，虽遭到揭露，但因证据不足在预备性拘留四个月之后，获得释放，不过他还是被民警局开除了。

“彼得，如果照你的说法，存在着一个什么‘生活服务部’的话，那么它里面没有过去特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参加就是不可能的。他们可能是乌索夫、伊凡诺夫或西多罗夫，这些人过去并不是小偷、刑事犯中有权威的头子，而是民警机关的侦察员、法院的侦查员，还可能是检察官。”

“有意思的是即使我们把他揭露出来，怎么可以找到证据呢？”克里亚奇科嘟嘟哝哝地说道。

“如果我们没法子找到证据，你就把他杀掉吧。”古罗夫平静地回答说。

奥尔洛夫灰白的眉毛向上爬去，他气呼呼地哼着鼻子说道：

“上校，这类玩笑在我的办公里是不容许开的。”

“我不开玩笑啦，将军先生！”古罗夫把烟火熄灭掉，把烟头扔进字纸篓里。“我说过有人会杀死他的，那意思是说一定会有人把他杀死的。”他把一只手伸了出来，似乎企图拦住准备发火的将军。“我们总是后开枪，进行自卫的。”

“这么大规模的组织者是不会带枪的，更不用说会开枪了。”克里亚奇科说道。

“这是你的头痛病，斯坦尼斯拉夫，”古罗夫干巴巴地回答。“两年前为了自卫我就杀死过维克多·日沃鲁勃。你们两个都知道我是可以不打死他的，只打伤就行了……你们沉默了两年，我也两年没说话，但生活在继续。如果我查出一个‘殡葬服务部’的组织者，那么我们或者证明他有罪，或者把他打死。像乌索夫这样的犯罪分子下次再捉住，我是决不会允许放走他的。”

“先生们，你们没事可以走了，就算我什么也没听见。”奥尔洛夫点了一下头，然后毫无必要地把一个什么公文包推到自己的身边。

“当将军真好！”古罗夫说完，跨过门槛，随手把房门关上。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两名密探没再恢复谈话。古罗夫在检查邮件，克里亚奇科则拿起一瓶水，浇窗台上一盆枯萎的花。他忍不住很不满地说道：

“你不必这样，列夫·伊凡诺维奇，”尽管他们相识已近十五年，而且克里亚奇科比古罗夫总共只年轻四岁，斯坦尼斯拉夫还是叫朋友的名字和父名。“问题不在于彼得是将军，根本不该……”他欲言又止，摊开两手。“如果实在要开枪，那当然没办法，不过事先得考虑周到。你似乎要使彼得成为同谋。”

“为什么全部苦水要我一个人吞下呢？”古罗夫从文件中选出三页，用别针别好，扔到克里亚奇科的办公桌上。“你这个好心肠的人类学家告诉我吧，为什么办公室的同志们自从我揭出乌索夫出卖我们以后，似乎总认为我有什么过错似的？”

“这是你的错觉。大多数人都忘了，可你却还记得。他们觉得你记得，他们感到不高兴。再说，你是指挥员，你身上没有热情，你似乎生活在玻璃罩子里面。我和彼得已经习惯了，我们知道你是个正常人，你血管里流的是血，鲜红的热血，但你身上总带着一点令人相当不快的东西。你数数看，你一天中笑过多少次？不是指出于礼貌，而是指发自内心的笑。我记得你年轻时的模样，你那时有时是很可笑的，可现在……其实你自己很了解自己。”

“我不过是个老实人，有什么感觉，就怎么表现。”

“你看，原来只有你老实，别人都是假装的。大多数同志们都喜欢你，而且都尊重你，但许多人怕你，甚至连长字号的都包括在内：因为你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说，可以欺侮人。”

“我很少想欺侮人。”

“我知道你对这一点根本就没想过。”

“可你？”

“我竭力做到不板起面孔说话，所以人家很容易同我相处。生活中卑劣的东西多得很，我们工作中就不少，连不合时宜地开玩笑都算不上什么缺点了。列夫·伊凡诺维奇，你知道，我们多少年来总是推心置腹地交谈，到底多少年我已经记不得了。比方说我总是叫你的名字和父名，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倒无所谓，你觉得怎么方便就怎么叫吧。”

“可你知道吗？你很有才华呢。”

“我很有才华？”古罗夫把文件放下。“我没想过。我知道我是个过得去的密探。某些事情我比别的人做得好些。比方说挑选助手我就比你强。这倒不是什么能力问题，而是因为我慷慨大方。我很少要求他们马上做出成绩来，我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给他们提供条件，至于他们的回报，则听其自然。”

“你挑选人比别人强，你的盘算也比别人来得又快又准，大多数人看不到的东西，你看得出来。列瓦，你让我感到腻烦了，我们谈正经事吧。”

古罗夫莫名其妙地望了他一眼，耸了耸肩膀。

“是这么回事！”克里亚奇科把身子从对面俯过来，用一根手指捅了古罗夫一下。“你不要这么看人。你总是像大人看顽皮孩子那样，我倒是知道你是无意的，可人家受不了呀！”

“好，不看，不说，呼吸总可以吧？”古罗夫微微一笑。

“你呼吸吧，我批准啦，”克里亚奇科做了一个鬼脸。“我的朋友，这生活真该死，大多数的人都过得不很好，你千万别把什么事都放到心上去，简单点，就那么回事，管它呢！不过，你得结婚、生孩子……”

“然后让孩子当孤儿！”

“这事你可别这么想！”

“那谁来代我想呢？我现在似乎正在谈恋爱，玛莎很想登记结婚、生孩子。”

“那就让我们来办吧！”

“生孩子？”

“傻瓜，婚礼由我们来操办呀！”

“一旦我有了家，我就会成为怕死鬼！”

“照你这么说，我是怕死鬼啰？”

“你有我保护，可我没人保护，只能靠我自己。我是孤家寡人。”

“那我呢？彼得呢？”

“彼得委托我去侦查‘服务部’，可你一句话也不说。你明白，如果真有这样的‘服务部’而我又去接近它，那我马上就会掉进直接火力区内，不是吗？”古罗夫把面前摆着的一张纸揉皱，扔进字纸篓里。“我不知道我是爱玛丽亚还是仅仅是迷恋她，反正我无权把她拖进旋涡中去……更不用说孩子了！那会让人发疯的！”

“列夫·伊凡诺维奇！”克里亚奇科从桌旁走出来，学着古罗夫的模样开始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数以千百计的刑警都结了婚，而且有孩子！”

“数以千百计的刑警是一回事，我密探古罗夫是另一回事。”古罗夫干巴巴地说，“是呀，我不像大家，什么事也不能做。不过，我是听你的话的。一年前你说喝酒不好，我实际上已经把酒全戒了。现在我注意自己，竭力做到温柔一些，关心别人的健康，问问他们夫人如何，孩子读几年级了……”

“那倒不必！”克里亚奇科打断他的话，“过分就不必了，会把人吓坏的。”

电话铃响了，古罗夫取下话筒：

“您好，我在注意听您说呢。”接着就对克里亚奇科使了一下眼色。

“你好，列夫·伊凡诺维奇，你身体好吗？我是戈依达。”

“你好，伊戈尔！身体好吗，家里人都好吧？当地有检察院吗？依里尤申科是撤换了还是仍在休假？”

“你怎么啦？”检察院的侦查员大吃一惊，“我在市检察院工作，我不大管别的事。”

“到底出了什么事，全说出来吧。”

“好啦，我现在找到密探古罗夫啦，”侦查员满意地说。“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我想你会感兴趣的。”

“匿名信？恐怕未必吧！”

“你很忙吗？”

“说不上忙，我正开始办一个案子，不过我很不愿意接手。”

“那就坐车到我这里来吧，何况你还有一辆新车呢！”

“有人造谣了吧？”

“美国中央情报局并不是天天给俄国刑警送汽车的。”

“既然你说应该来，那我就开车来。”古罗夫放下话筒。

检察院侦查主任的办公室同戈依达许多同事的办公室毫无区别。一个窗户，背对着它摆着一张有两个抽屉的桌子，房角里有一个保险柜，有三把椅子，靠墙是一张高背沙发。古罗夫一看到这张沙发，总是想起在莫斯科刑侦局工作的头几年。他的办公室里以前也摆过一把这样的沙发，那不仅是侦缉小组的骄傲，而且是全处的骄傲。值班的侦缉员总要坐在这宝座上面打打盹。

密探很清楚地记得藏在皮革代用品垫子底下不受时间影响的那几根弹簧，你往沙发上坐时要特别当心，所以他总是坐窗旁的椅子。

古罗夫进来时，侦查主任只是点了下头，继续迅速地写着。如果说密探为了谋生，得在大街上奔跑、爬阳台、钻地下室的话，那么侦查员便要经常书写或者打印，而且任何一个经验丰富的密探都宁肯有时毫无意义地埋伏在臭气熏天的门洞里，而不愿去坐侦查员温暖的办公室。然而侦查员则宁愿得痔疮、脸色苍白，也不愿去当密探。人各有志嘛！

侦查员写得很快，词句精确，字行整整齐齐，像打好格子似的。他终于在自己写好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沉思地望了古罗夫一眼。

“今天是基督诞生以来的一九九五年九月十八日。”古罗夫说完抽起烟来了。

戈依达是个四十来岁的淡黄发男子，他写好日期，把公文包盖上，然后开始按摩发胀的手指。密探和侦查员在一起工作，为时不久，但相互是关心的，态度上甚至有点随便，因为他们知道，像他们这样专业不同的人能够友好相处是相当罕见的。其实猫与狗也同时生活在一个人家里，有时还共一个盆子吃食。

“好啦，朋友，你工作时经常违法吗？”戈依达挺起身子，靠在围椅的高背上。

“肯定会有的，”古罗夫微微一笑，“你总是走在最边缘上，说不定一下就摔倒了。”

“我们英勇的民警工作连狗屎都不如。”

“我们向检察院看齐，它是标兵，朝前看，可我们总是向右看齐，所以就要经常挨骂了。”

“偶尔挨点骂，还是可以忍受的。”戈依达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信封，越过桌子递了过来。

古罗夫接过信封，从里面取出几张照片，粗略地看了一下。

“我曾经看见过尸体。这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是被自动步枪打死的，清早作的检查。”他把照片放进信封里。

“为什么是清早检查？”戈依达大吃一惊，说。

“我说得不对吗？”

“说得对。”戈依达拿起信封，把照片晃了晃，看了看，就收进公文包里。“你太聪明了。”

“我本来可以挂电话说的，你跑了很久，跳一跳吧！”

“这是目前首先要办的一件凶杀案。死者是银行经理，一出家门就被击毙了。”

“这种事常有。”

“别厚颜无耻，这可不合你的身份。”

“哪个密探负责这个案子？”

“莫斯科市刑事侦查局，他们人不坏，很努力。”

“亲爱的伊戈尔，快说吧，别扯橡皮筋啦。”古罗夫抓起窗台上的烟灰缸。

“你懂吗，一家银行破产，没有支付能力，这是很普通的事。从各方面看，死者是个正派人，最近一个月他卖掉了一座别墅、两部汽车，尽力还债……他的妻子和女儿不是住在澳大利亚，就是住在德国。好像他弟弟受到过警告，说他如果在两个星期之内不付出五十万美金的话，那么一个月以后他将和死去的哥哥葬在一起。”

“他弟弟在哪里工作？他能付出这么一大笔钱吗？”古罗夫关切地望了侦查员一眼，问道：

“弟弟是同一家银行的董事。”

“你说他似乎收到过警告信，他到底收没收到？”

“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收到过。他们两兄弟姓阿里亚辛，死去的哥哥名叫阿纳托里，活着的弟弟叫波里斯。我审问过他，顺便问过他，他哥哥死后有没有人威胁过他，向他提过什么要求？他竭力否认！我觉得他是在撒谎，他害怕。”

“阿里亚辛成家没有？”

“没有，他是单身。”

“把他的全部资料给我吧。”

侦查员开始写，密探则继续往下说：

“你出什么事啦，伊戈尔？你不是聪明人吗，怎么在两棵枞树中间迷了路呢？”

“你给我解释一下。”侦查员把写有波里斯·阿里亚辛的全部材料的一页纸，递给古罗夫。

“单靠卖去一座别墅、两辆汽车，是还不清银行所欠的债的。死者打算逃往国外，但据我的当事人说，贪婪毁了这位公子哥儿。他本应该抛弃一切飞走的。”

“别欺侮人，列夫·伊凡诺维奇，我想过此事。从各方面来判断，死者是个聪明而又小心谨慎的人，但别人抓住了他，掐住了他的脖子，他企图不还清银行的全部债款，而只还某几笔具体的债款。搜查他的住所时，没有发现外国护照，可死者本来是有的。有理由假定他的护照连同他的机票一起被人拿走了。”

“很可能，死者已将一笔很大数目的款子转到了他弟弟的名下，黑手党解决了他一个，又转而对付另一个了。你哨声一吹就开球。今天上午将军说他怀疑刑事犯罪机构里面……”

“出现了新的组织，”侦查员打断他的话，“分析人员得出结论，已经建立了一个讨债的组织。”

“对，我们把这个组织叫做‘生活服务部’。”

“那么火葬场就该挂出一块透明标牌：‘欢迎光临’。”

“可你却说我厚颜无耻。”古罗夫把烟熄了，站了起来，把烟灰缸往纸篓里抖了抖，然后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很可能我们正是要与这个‘服务部’打交道。银行的债主中有熟人吗？”

“叶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雅申。”

“老朋友！我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在总统保卫局。有意思的是他怎么搞到金融界去了呢？我说远了。既然民警局和检察院都知道有人在开始集中索债，那么‘服务部’的领导肯定事先得到了警告。”古罗夫坐下来，叹息一声。“我的处境，说轻一点，也是糟透了。”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写东西，古罗夫则在办公室里一边走来走去，一边口授：

“对阿里亚辛建立户外观察，监听他的电话。”

“谁去执行？”克里亚奇科冷淡地问道：“谁去同检察长斗呢？”

“奥尔洛夫中将。”

“把玩笑话也写上吗？”

“写上，写上，”古罗夫嘟嘟哝哝说道，“如果局长和我们心爱的朋友认为，他参加目前的工作仅限于作一般性的指示，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将军就大错特错了，”克里亚奇科重复了一遍，不过他写的当然是另一番话。

古罗夫对玩笑没有反应，他继续往下说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设计人员感兴趣的，主要看是否对阿里亚辛进行了观察。一旦观察被发现，应该将注意力从阿里亚辛那里转移到进行观察的人身上，而且马上向设计人员报告。写好了吗？”

“纸上写什么都是受得了的。”

“访问阿里亚辛的住所，并检查它里面是否安装了窃听装置。”

“也许，访问一词需要作一番解释才行？”

“我不是扫盲学校的老师，不打算教这些专业人员如何钻进住所里去。他们可以切断电话，然后派个师傅进去，或者找个别的借口进去。”古罗夫开始发怒了，不过还是说道：“你说得对，访问与拜访，拜谒差不多，所以绝对不合适。你就简单地写上‘检查’吧，看阿里亚辛的住所里是否有窃听装置。”

“万一有呢？”什么都喜欢问得一清二楚的克里亚奇科问道。

“那就糟了，反间谍局是不会承认的，我们只会猜想是谁安的窃听器。不是同行，就是刑事犯中有威信的头目。我们是不会指示在这方面搞间谍活动的。”

“其实正是间谍才可以查出具体的结果来。”克里亚奇科忍不住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