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得挺好。

保罗的脑袋无声而笔直地出现在我面前，并且惊讶地看着我，好像我们拥有彼此不再有效一样。他说：

你过得挺好，因为你忘记这在其他人那里意味着什么。

其他人说他们过得挺好时，或许他们指的是生活。我指的只是幸福。保罗知道我并没有满足于生活，我也不想说，还不想这么说。

瞧瞧我们吧，保罗说，别妄谈什么幸福。

浴室的灯光将一张脸投向镜子。一把面粉飞到玻璃上，竟然如此迅疾。然后，那块玻璃就成了一幅充满青蛙皱褶的画面，就是在青蛙眼睛所在的位置上，那就和我很相像了。水温暖地流到我的手上，我的脸是冷的。我刷牙的时候，牙膏的泡沫从眼里冒出来，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身体不舒服，使劲吐唾沫，可还是中断了下来。自从我被传讯以来，我将生活和幸福分隔开了。去接受审讯的时候，我必须从一开始就将幸福放在家里。我把幸福放在保罗的脸上，他的眼睛周围，他的嘴巴周围，放在他的胡子上。要是人们真能看到，那么保罗的脸上一定笼罩上了某些透明的东西。每当我必须离开的时候，我就想待在家里，就像恐惧待着一样，我是无法夺走保罗的恐惧的。就像我离开的时候，将自己的幸福留下来一样。他不知道这一点，他完全无法忍受我的幸福依赖于他的恐惧。但他知道一个人看到什么。在我被传讯的时候，我总是穿着那件绿色衬衣，吃着胡桃。那件衬衣是莉莉的遗物，它的名字是我给起的：这件仍在生长的衬衣。如果我带走了幸福，我的神经就会脆弱得受不了。阿布说：

你的神经干吗受不了，我们才刚刚开始呢。

我真的没有失去自制力，我的神经真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而所有的人都像行驶着的有轨电车那样发出轰鸣声。

在空荡荡的车里，胡桃对神经和理智是有好处的。每个孩子都知道这一点，可我却忘了个精光。不是因为我经常被传讯才会想起这一点，而只是出于偶然。就像今天，我应该在十点整到阿布那里，七点半就准备好出发了。整个路途顶多需要一个半小时。我准备用上两个小时，一旦早到，我宁可在附近溜达一下。我还从没有迟到过，我难以设想，谁能容忍这种懒散的行为呢。

我过来吃胡桃，因为我七点半就已经准备好了。以前轮到我被传讯时也总是如此，可那天早上一只胡桃放在厨房间的桌子上。保罗前一天在电梯里发现了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胡桃不可能是有人放在那里的。这是刚摘下的胡桃，来自绿色果壳的潮湿纤维还黏附在上面。我在手里掂量了一下，对一只新的胡桃来说，它是太轻了，好像它里面是空的没有果实一样。我找不到锤子，用石头把它敲开，石头本来在过道里，但从此以后就放在厨房间的角落里了。胡桃肉很松软。吃起来有股酸酸的奶油味。那天审讯比平时更短，我保持镇静，重新走到大街时，我想到：

我要把它归功于这只胡桃。

自此以后，我相信胡桃是有作用的。我并不是真的相信，但我喜欢做所有可能的一切，凡是有用的我都要做。因此，我把石头作为工具，把上午作为钟表时间。如果胡桃一夜之间启动了四处乱放的程序，那么它们的用处就算走到尽头了。不仅对保罗和邻居，对我而言夜里敲门也更容易忍受一些，可我无法去干涉时间。

这块石头是我从喀尔巴阡山上带回来的。从三月起，我的第一任丈夫去当兵了。他每周给我写一封痛哭流涕的信，我就用一张安慰性的明信片回复他。现在已是夏天了，可以精确地计算一下，等到他回来，我们来来去去的信件和明信片还有多少了。因为我公公想接替他和我睡觉，所以我对待在院子里和家里感到厌倦了。我收拾好自己的旅行背包，等到他第二天早上去上班之后，就把背包放在篱笆有一个缺口的矮树丛中。快近中午的时候，我两手空空地走到大街上。我的婆婆在晾衣服，没有注意到我在干什么。我没说一句话，从篱笆那里拿起背包去了车站。我坐车到山里，向音乐学院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团组求助。我们每天跌跌撞撞地走到天黑，从一个冰川湖走到另一个冰川湖。在每个岸边，在那些碎石之间竖立着一块块木十字架，上面写着每一个淹死者的死亡日期。水下坟墓和周围的十字架，是对世人的警示。仿佛那些圆圆的大湖很饥渴，每年到了那些写在十字架上的日子里就需要肉一样。自从有了这些死者，再也没有人到这儿来潜水，水一切断了生命，人立马就心凉了。大学生们一起唱着歌，湖泊能够映出他们站立时头朝下的倒影，可以证明他们是不是合适的尸体。他们在走路、中途歇脚或者吃饭时齐声合唱。即便就像在最裸露的高处一样，天在那里吹到一个人的嘴里，他们夜里在睡梦中开始多声部唱歌，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我不得不求助于这个团组，因为死神不会把任何孤身迷路的漫游者交出来。在湖畔，他们的眼睛每天变得越来越大，他们早就抓住了脸颊，我在每一张脸上看到了这一点，而每一天他们的大腿变得越来越短。可在最后一天，我想带点儿东西回家，于是在所有的卵石中捡了一块和儿童脚相似的石头。这些大学毕业生在寻找可以放在手里的小巧平整的石头——忧愁石。这些小石头和我在服装厂每天可以随便拿到的大衣纽扣相似。可大学生们当时相信这些忧愁石，正如我现在相信胡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