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王干答北京青年报记者谭璐问
1.关于“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写作”
王干：我们研究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概念，不应该是按照男人的视野，男人的目光来写作的。www.xiaoxiaocom.com1995年～1996年，我和那个中国最著名的女性主义者之一——戴锦华就谈到这个问
题，我谈到女性写作就用到一个词——巫。我说当时有“老三巫”、“中三巫”、“新三巫”，说老的是张洁、谌容、张抗抗，中间是王安忆、铁凝、残雪，新的是陈染、林白、海男。戴锦华很不高兴，说你这完全是站在一个男权主义的立场上，当时我还和她争执，我说“巫”呢不是一个贬义词，是一种比较有灵性的，怎么怎么的。
现在看呢，后来很奇怪本来这个中国女性主义跟男性化对抗的势头，后来突然变成——怎么说呢——迎合男性阅读视野的方式。后来我讲不但“巫”不成气候，而且人家自称“宝贝”，自称“小妖”，周洁茹不是写《小妖的网》吗？就是完全按照男权的价值取向来写作，到了九丹的《乌鸦》那就更不像话了。
记者：“女性主义写作”和“女性写作”是两回事。
王干：对对。现在的女作家好啦，不但要做“巫”，还要做“妖”啦。
记者：“妖”是什么意思?
王干：“妖”这个概念，可能和《大话西游》有关，妖精一向是贬义的，但《大话西游》里两个妖精是两个美女扮的：一个是朱茵，一个是蔡少芬，把妖精人格化了，美女化了。妖就是美丽、妖娆、风情，也有一点比一般女人更放荡，更张牙舞爪。《大话西游》里把妖精赋予人性，而且与至尊宝还有爱情故事，妖精的概念变了。
记者：如果放到女性写作中来说“妖”呢?
王干：那当然它是更非女性主义的，更按男性视觉来写，淹没了女性主义，而且比原来更厉害了。
张洁包括陈染她们当时都有初期的女性主义的倾向，不轻易跟男人认同、苛合，但现在女作家完全按男性视觉来写，这可能和商品社会有关。
虹影的《k》是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可以把它叫做“东方女性主义的代表作”。为什么呢?她把东方主义和女性主义揉和了。这个小说写得非常巧妙，用现代史上的历史人物的框架，把作家所要表达的东方女性主义的思想塞进去了，很巧。
一般女作家的小说，包括《乌鸦》，女性在性问题上惯常是被动的，或是受迫害的、被贩卖的、被销售的、被凌辱的命运，但《k》里的女主人公没有这一套，她是主动的、进攻的、属于控制方的，能引起她个人欢乐的、审美的、激情的，甚至于用不好的词就是设一个圈套让朱利安进入的感觉，女性征服男性。
很多女性是按男性的视野来阐释的，性上女人一定是吃亏的，不是受益方。男人从生理上、心理上征服女性。《k》从这个角度上说是女性主义的姿态，女性主义的方式。
至于“东方主义”，林是中国人，朱利安是英国人，在一般小说里，总是西方是强悍的，征服的，《k》则是西方人被东方的房中术所陶醉，所迷惑，所倾倒。从这个角度说，又是东方主义的，房中术在西方来讲景观奇异，不可理喻，带有审美主义色彩。《k》大量涉及东方的性文化，神秘文化的东西。
《k》是双重文本，是东方主义的文本又是女性主义的文本。这一点这本小说结合得非常巧妙，林爱西方教育，又对中国文化传统有深刻的了解，她一点也不奇怪。尽管可能凌叙华这个人生活中不是这样，小说虚构到她这么一个人身上，是不难理解的。
虹影：我插一句：凌叔华个人生活不是这样。我写的根本不是凌叔华。她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谁知道出来说说。我没去研究，是因为这与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借朱利安的故事作为我想象的跳板。连朱利安本这人许多事也是虚构的，他的书信集1938年出版，删掉了许多东西，我当时只是看的出版物，虽然也知道他的全部信件日记藏在剑桥国王学院档案库里。今年，书写成三年后，被人告了一年半官司后，我才去看了一下，发现有大量详细描写此事的信完全没有刊登，其他涉及男女之事，也大量删节。
所以，我从1938年版《朱利安书信》看到的故事，有大量空档，正好让我想象。这个28岁的大孩子很有点恋母情结，什么鸡毛蒜皮事都报告给母亲。大作家吴尔芙的姐姐范奈莎本人最着急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你这小子不要随便就结了婚；第二件，是不是中国道德清教让我这个干不得的儿子受苦了。当然第一件更重要。因此朱利安的信件哪怕我早看到，我也明白不足为凭。《k》这本书是我想象的产物。校对的物，毫无意思，被人打了官司，我还是只能强调这点。
王干：中国的性文化是有一个脉络的，但它是比较隐晦的，秘而不传的。林也是正常的，她又接受的西方的观念，与中国古老的神秘的东西碰撞，就产生意想不到的文化景观。
《k》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结合到男女关系上，所有的文化其实是两条——食色。文化的根就是两个基本点。东西方文化回到这么个原初的状态碰撞，就产生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
他们两个人一定意义上讲是一场战争——文化的战争，文化的冲突，小说中最后是林的东方神秘主义打败了朱利安的西方男权主义
记者：虹影，你如何看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写作，女性主义在你的写作中，是有意为之，还是性格、本性下意识使然？
虹影：女性写作，当然不可能不包含女性主义。谢谢我佛让我今世做女人。
刚才王干说了那么多，得益不少。我得说句绝话：怎么没听见人谈“男性主义”？说“东方主义”，怎么“西方主义”这词就流行不起来？在美国陈小眉写了一本书《西方主义》，这词依然没有人使用。就像怎么老听见人说谭爱梅是华人作家，英国有个表现黑人生活的白人作家，怎么没人说是个黑人作家？
陈晓明在评论我的长篇《女子有行》时，称之为“女性白日梦”，很对。但是男性有没有白日梦？当然有，但是男性的白日梦就直接叫“白日梦”，或“主流白日梦”。
所有这种词，都是“弱势集团”用来自卫的术语，强调自己应当特殊的对待。以前的史，都是男人主宰；评论，是男性批评家世界；写小说，是男人的事。这才需要强调女性的特殊，就像以前必须有多少女性干部硬是得提拔培养一样。
我们要看一下中国界读书界，女性作家有没有必要再标榜女性主义？
我个人觉得没有此必要。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弱势集团，至少我不想做一个弱势群体中的人。
我愿意男作家、男评论家、男读者，就把我虹影当作家，别当什么女作家。实际上读者不会因为作家是女的就照应一点，没有上级，比如当初参加作协时，因为我是女的就特别培养我。
我认为，中国女作家完全可以在平等基础上与男作家竞争，抗衡。不打“女性主义”旗帜，不自贴标签，我们也能做到写出好东西，有意义有深度的作品。
如果我作品中有女性特征，属于女性主义，那我也不反对。男作家也一样有男性主义。这样回答你的问题：我本人生错了性别，既然为女的，我一些小说中的第一称叙述者就很自然是女的，她会从女性角度看待世界，所以，我的女性主义完全是性格使然，不必有意为之。新长篇《阿难》如果有女性意识，也是这个意义上的。
记者：你的《阿难》又将诠释诸般的女性经验，或者是什么新的路数？
虹影：刚才我已经表明我的立场。写《阿难》这部小说时，我正在处理《k》，别人牵我进官司那些劳心费神的事。当时我在恒河边，真想一头跳入河里，一了百了，极端绝望。所以写《阿难》对我是一个锻炼，我必须心平气和，心静如水，每天清早坐在桌前，渴望跨越人世污浊的河，超越生死间的种种受苦。我得原谅这些磨难，我把自己的感情融入《阿难》，若你爱《阿难》，你就会爱我。
中国经济起飞了，人民富起来了，一部分人成了资本家，这好不好？当然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人民物质生活的富裕，一部分城里人已经过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当然是大好事。这点必须肯定。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副作用——没有副作用的药物不存在，况且是全社会商业化这样的猛剂。首先当然是改富之“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即职业道德，资本家也得有职业道德，至少有名牌意识。现在没有。一个个首富之垮台，大邱庄禹作敏、南德公司牟其中、厦门远华的赖昌星，都是恶例甚至罪犯，这个问题太大，《阿难》只是触及。
书中叙述者“我”既是女作家，同时也是北京的一个调查人员，她负责监视的有重大走
私嫌疑的南方一个大财团董事长，突然失踪。她得到情报，说是此人可能逃入印度。她觉得这没有可能，因为经济犯人一般逃亡欧美。但是她还是循迹追去，从德里开始，一路逐渐发现此人在印度流浪的踪迹，这个富商原先是流浪摇滚歌手，艺名阿难，现在似乎在重操旧业；她也发现此人上辈的身世，他的父亲二次大战中是中国远征军军官，流亡到印度，并且爱上一个印度女子。我书中主人公的追踪，引出两代人流浪的故事。最后，当她决定离开时，发生了事想不到的事。
此小说中流浪的路线，正是二千五百年前释伽牟尼与他的弟子阿难等流浪传教路线，一千多年前玄奘和尚也游历这一带。不同的是，如今的阿难流浪时已经没有信仰，在金钱诱惑下犯过罪，但有着漂流的愿望。他最后的结局，似乎不完全是畏罪，好像是这个漂流愿望的自然延伸。
小说暗示了佛教徒出家云游，四海为家，作为生活方式，远胜于正在迅速商业化的社会
中人心的污浊。解脱贪婪仇恨的办法，似乎是回向流浪的纯净。
《阿难》一直存在于我的心灵深处。《阿难》好似一本言情甚至惨情小说，但实际上是有趣情节掩盖的问题小说——不仅是当今社会现实，而是我们灵魂如何安置的问题。
2．于“海归”
王干：虹影这两部小说写得很好，我真是刮目相看。
很早以前我在《钟山》当编辑，1994年时我编辑过她的小说，那个时候虹影的小说还没有这么和谐，这么在节奏上掌握得很有分寸感。《k》控制得不好就会有海淫海盗之嫌，但如果控制得很和谐，就会让你觉得审美意义上的、文化意义上的冲突，谋求东西方文化的沟通。
一般女性作家写不出来，就是碰上这个题材也不会写成这种模样，这和虹影的经历有关系。她原来在国内创作，后来到英国。她有机会也有可能同时反观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能够比较冷静地、客观地把东西方文化的精髓有比较清晰的理解、把握。《k》把虹影这么多年来对东西方文化的感性认识全部放进去，我们在小说中处处能感觉到她对东西方文化的感悟。
刚才我们是说小说以外的意义，从小说层面上讲，小说和谐、舒服是虹影采取了“零距离”的叙述手法。传统小说讲究跟人物之间的距离，不论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总是与笔下人物保持某种距离。《k》作家跟人物之间没有距离，这样看上去人物感受自然，亲切，不经意去看有一种日记风在里面。这跟作家的文化经历、文化准备、文化审美分不开。
《k》里林写得最充分。朱利安呢，也零距离，这跟她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理解有关系。
《饥饿的女儿》带有自传的色彩，用零距离也能解释，《饥饿的女儿》也有东方女性主义，是写中国西南地区女性的成长史，大量的苦难，对西方人来讲也不能理解，不可想象，也是东方景观。
她早先的小说有先锋文化的痕迹，诗性大于真实性，《饥饿的女儿》与《k》是从诗性叙述到智性叙述，小说的内涵和寓义也比较丰富。虹影本身也是一个螺旋式的回归，她早期写诗，诗性叙述受西方先锋派的影响比较明显，她到英国以后，又回过头来发现了东方叙述的魅力，《k》里的叙述语言很宁静、很白描的，是不繁复的、欧化的方式。她是从对西方文化的追随到对东方文化的参悟，也是回归，代表了现在“海归”的倾向。我正编一套书，叫“海归女作家文丛”，因为现在中国出现了一批从海外归来的女作家，像虹影、严歌苓、张辛欣、刘索拉、张仁槿、周槿、维敏，大概有七八十个都是从海外归来的女作家，她们真的不一样，表现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冲突，和更真切的本土意识。
比如《k》、《饥饿的女儿》一看就本土意识很强，一看就是中国式的苦难、中国式的文化，很明显。而比如《上海宝贝》，如果说是翻译小说也很像，是一厢情愿地与西方文化接轨、靠拢、认同。
海归现象是中国文化现象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记者：现在一说“海归”，人们想的都是科技方面、经济方面的海归。
王干：海归不仅是经济的、科技的，它是文化的。其实中国新文化的诞生就是“海归”造成的，胡适、鲁迅、郭沫若，老舍……
记者：都是“老海归”。
王干：中国新怎么产生的，就是一大批海归人士推动了中国的发展。钱钟书归来的《围城》一开始就是写海归的过程。
新世纪的“海归”加盟越来越多，而且“海归”里女作家，据我了解也越来越多。很多女性到国外以后，特别是学文科的，很快就搞创作，原先不搞的也搞。什么原因?一是对母语的热爱，一是有闲暇，再一是用文字思乡、怀念，因为出去后与周围文化很隔膜，很孤独，只有表达内心的焦虑、安慰。
记者：可是您列举的那些人，包括虹影，人未必已“归”，反而是作品先“海归”，这和科技、经济方面的人略有不同吧。
王干：很多人也已回来了。中国的土壤是发展的空间，所以不要只看经济的“海归”，实际上是对文化的“海归”。
记者：虹影，你认为自己算“海归”吗？在海外和在国内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虹影：中国是我的祖国，不归来是不可能的，没有不想归来的人。暂时居住在国外，是命运使然。中国有整整几代最出色的头脑，都在国外。国内有些文化人，心里总有点“茶凉学”，既然你们出去了，国内就是我的地盘。我自己多年来遇到过几个女同行这样的打整。这不好，不好在哪里？因为祖国是共同的，是我们大家的。任何一行，有人在国外，对我们中国只有好处。你看以色列就明白，没有一大帮犹太人住在国外，哪来他们在各方面的回旋余地？
我这是朝简单方面说。我是写小说的，就谈小说吧：我是中文作家，在西方出版社请人翻译出版各种语言版本，我当然喜欢看到原文书，只有原文书会让我内心欣慰。中文是我唯一能“玩得转，玩得精美”的语言。但是身居海外，而不是旅客走马观花，的确让我看到事情的复杂，多长了不少见识。
我当然是“海归”，我在国内住半年，在国外住半年，毕竟论到写作时，任何地方都一样，都得关起门来，六亲不认，集中心思，一个人写字。
关于那些“妖”什么的，我想最好给别人点长大成熟的时间。不会太长，她们就会成熟的。
记者：记得你在一个采访中说过，在国外像有玻璃幕墙隔膜着你与环境，那是种什么样的生活？回望中国，看到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了吗？
虹影：那是一种很孤独的隐居生活。排开配合欧美出版社做宣传我的书的分内工作之外，我一般都拒绝见人，只和家人在一起，和几个极亲密的朋友往来。清早起来将地板清理一遍，打扫卫生。平常，做菜、养花养鱼，花园里苹果树、樱桃树、桃树、梨树我走时都开花了，鱼池里荷花都冒出芽了。现在到了北京的家，一个人坐拥“书城”“网城”，一个人对墙打兵乓球。
在伦敦我的书房是个白色阁楼，夜里一打开大斜窗，全是亮丽的星星，我知道中国正是阳光灿烂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念中国。所以带着这种感情，想象力更丰富，发挥得更自如，没有什么限制。这是跨越时空的写法，也可以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行为。想想我自己的生活，从80年代离家到现在，可以说一直都在路上，直到我走到西方。前后花了二十年，经历过很多奇事怪事。对写作者来说，住什么地方其实一点也不重要，但眼界和心境却不同。如同我看美国与阿富汗的战争可能就和别人不一样。国际新左派已经开始征求签名，反对进攻阿富汗。我认为西方不会满足于阿富汗交出本·拉登一个人。俄国很积极报自己的仇，也有人想解决整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文明冲突将会是一个几十年的大题目。对于异乡者，这就是一个切身大难题：英国许多穆斯林青年要到阿富汗去帮助塔利班，好多人已经死在那里。英国穆斯林社团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是大题目，暂且不谈。说小题目。十年前英国保守党主席泰比特，他提出：“打板球，你为哪一个队欢呼，就是哪国人。”这个“泰比特测试法”还真难处理。当时泰比特到伦敦大学演说，汽车刚进校门，就被学生包围起来猛踢猛砸。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现在同一个问题，已经不用拳脚，而是用战争。哪怕这次战争过后，“泰比特测试法”依然会是一个绵延几个世纪的巨大问题，与过去民族依地域而居很不相同，全球化就不可能封锁国界。无论《阿难》还是《k》都是写这冲突，写我们内心深处的“泰比特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