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姑娘说，她上次回德里看父母，遇上了阿难的演出，这个容纳五六百观众的地方，

两个月前的那个晚上起码有上千人，很多人买不到票就在外边听广播。www.maxreader.net

这么说，他很受欢迎？我吃惊地问。

她说，那还用说，他人还未到，人们就知道他，他唱的是佛陀那儿的声音，我们听得懂。她是一个护士，在加尔各答德瑞莎修女创立的仁爱传道会下属的济贫者医院。邀请阿难的亚洲艺术节，也是由仁爱传道会组织的，有来自日本土耳其香港等地的音乐家义演，她错过了加尔各答的演出，却赶上了在德里的这次。

她说阿难在加尔各答总穿一身黑，脸冰冷而神秘，调低迷，传达给你心灵深处的呐喊，用一种刻骨铭心的平和声调在问：你的信仰是什么？在德里阿难却是一身白，神情温柔而纯洁，像天使，说话似的自然，几乎不是演唱，而是心贴着心地触动你，呢喃自语：我的眼睛告诉你，这就是爱。

歌未听完，她就哭了。

我的眼睛告诉你，这就是爱。生不如死，如果没有你，如果没有你，我心被灭掉，再也燃烧不起来。仿佛苏菲在朗读他的歌词，我一眨眼，回过神来，听这个脸上有酒窝的姑娘说，她那天请求音响控制的乐师录了一盘带子，就在她的随身听里。她说着话，便从包里拿出小录音机，取出一盒磁带给我。“你可以仔细听听，效果不能传真，但已是很不错了。”在德里，在这么一个晚上，听到一个异国女子说阿难的歌，我真感到一阵晕眩，好久了，也没有这感觉。我急切地握住她的手，“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演出，我在找他。”

“你是他朋友？”

我点点头。这有点勉强，但也不是撒谎，苏菲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难道不是吗？多年来苏菲因此一直嘲笑我，她曾经好几次说有机会介绍我认识阿难，而我笑笑，没有表现激动。她说我目的只有一个：我很骄傲，而且心怀鬼胎。我不知道她说得对不对，我想认识他，但又不想认识他：不想通过一般的方式认识。现在想来也太奇怪了，避开骄傲，莫非我真的对他是另有所图？

而我一直等待的就是在这样异国与他认识？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肯与他认识。可这是帮苏菲的忙呀，我得有借口，苏菲将这借口递给我，为什么她一直主动要介绍他给我？这次甚至用尽诡计，硬是逼着我做她雇的私家侦探，她为什么自己不能来？这么一想，我找到阿难线索的兴奋，立刻转为平静了。

“可惜阿难在德里是唯一一次演出，他该回去了。”那姑娘若有所思地说。

“回哪儿去？不会吧。”我紧抓住这个希望不放，甚至想诱导出一个结果：“我听好多人说，他还在印度。”

她想想，然后说，“可能你是对的，也许他会去天堂之门，哦，就是婆罗尼斯。不过，也不一定，听说斯里兰卡那里邀请了他。”她话头一转：“既然你是他的朋友，你若到加尔各答来，一定要到我家里做客，真心欢迎你住在我家里，你是阿难的朋友，就是我尊贵的客人。”她说着就掏出笔直接在我手上写地址电话。

卫生间里听得见下半场表演开始了，我们才出来，重新坐到自己的座位。

我无法再听下去，不到演出结束，我就赶紧回到帝国旅馆。电梯徐徐载我到五层，急急地走在过道里，铺了宝蓝的花鸟地毯，脚踩在上面，小心而急促。进房间后我来不及洗手，就把印度姑娘的磁带放进录音机。在瓦器上歇足，在清水中灌氧。看一朵桃花盛开，雪水徐徐流入千山外的河流。这是阿难，不错，依然是那雄厚低沉的嗓音，但唱法与重金属完全不同，是一种带有南方风格的念板，几乎有点像佛教音乐，格调舒缓，曲调若有似无。与崔健激越的北方腔正成对比。阿难真正走出了模仿，他是东方的列奥纳德·柯恩。

风格转向后的阿难。可惜，如一切大艺术家一样，不再有轰动的狂迷追逐。听得出来是他自己作曲，起码词全是他自己写的，晦暗不明，诗性太重，不太像歌词。

将他的新歌反转重听，好像置身于西藏或尼泊尔，那寺院的喇叭和梵呗远远传来，大地沉寂，冰雪辉映，马群走上无人山，我想起来好多逝去的往事和逝去的人，那种曾经唱他歌的感觉又出现了：双手伸出来，脚尖微微踮起，闭上眼睛，身体随意地倾斜，舌头轻轻挨上牙，吸一口气，自信地发出声音。

赶上夜行火车，我不会回头

因为这就是通向地狱之路

我不会在乎，因为夜尚年轻

那年代，那些与我一起欣赏过真正阿难音乐的人，那真正跨向成熟的壮美，如协和飞机一样宏伟而轰然起飞的优雅，都令我怀念。那时我青春焕发，风吹过我的头发，都会带着一股清新的芳香，蝴蝶飞绕在身前身后。那时每天参加这个集会那个集会，不然就搭上汽车或爬上火车，江南江北无限河山都在我孤独的路上。那时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在任何环境都可以写诗写日记写小说，每天要写几千字。

记得有几个星期我都在小录音机里听他的同一支歌，没有换过，写着一个中篇小说。一般情况下我都会有卡住的时候，可写这个中篇，我一路写到尾，非常顺手。读过那篇小说的人对我说，你的小说太沉重，你的小说里的人都围着一个轮子转圈，找不到出口。哎呀，小说不能这么写，人无缘无故的分开，没有那样的无可挽回的爱情！也没有那样的病态，不正常，非要头朝下吊着与自己过不去。对那些议论，我不置可否，但那些人都说对了一点，就是情调低徊，忧怨悲恨。那就是阿难音乐。这是我写作的秘密，我要瓦格纳式的宏大，就听“帕西法尔”，我想学拉赫马尼索夫的优雅，就听“巴格尼尼十八变奏”。

有一天我在阿难的歌声中写作。一个有霜的拂晓，春水已经淹到门外，城里所有的河流挤满船，他们准备逃离，我看见一个人的大衣挂破，在冷风中伫立，水漫过这人的鞋子，膝盖，大腿，水盖住他的身体。这人就是我的邻居，因为同性恋被判了长期徒刑，他跳了江，死了。那几页跳动的方块字，有朝阳的静谧沉着。

听什么类型的音乐，跟我们的内心有关。

从此以后，我不再和人谈论阿难的音乐，冥冥中感到他的平和实际上非常危险。直到遇到苏菲之后，才心静地说阿难。苏菲是个例外，她的衣服永远有茉莉幽幽的香气。她姓管，中文名字叫书剑，在香港没有太多的框框条条约束人，反而比国内的同行能沟通。

我总是拒绝承认作家受外界环境影响，这不是真实情况，至少我必须坦白有几篇我认为不是太差的小说，是受阿难音乐影响。以至于我的语言也义无反顾地去掉高贵、优美和伪博学的生涩，追求简洁、明了、有张力弹性。同行的玩文字，大家一起玩得拐弯抹角，令人生厌。阿难的音乐算得上我艰难的写作生涯里难得的灵感，无形中给我铺了一条结实的轨道，不管失败到何种地步，我都不会屈服。虽然这些年没有新的录音，听得少了，可是隔一段时间总要翻出来，尤其在清晨醒来和晚上临睡时刻，万籁俱静，听他的歌声，如最亲的人坐在身边娓娓道来，多少年了，感觉依然浓烈。

我很少把他的音乐介绍给朋友和同行，当别人提及，我点头而已。只有和苏菲交谈时，我努力找出能点中要害的三言两语，这才发现把音乐感受说清楚，本不是容易的事。说实话，我还是想从她那里听到一些关于阿难的事，毕竟以前我和他的音乐有那样一段缘，可她好像也在努力找词，似乎语言用来说人是笨拙的工具。

磁带正好到头，阿难的歌声消失。好吧，我想，亲爱的苏菲，该是我们俩说清楚的时候了。

我打开手提电脑，插上电话线，直接上网，奔约定的聊天室里，找苏菲。这儿与香港时差两个半小时，她那里应该不到十点，还不晚，否则她会骂我。如我预料的，苏菲已经先我而到网上了，她说她一直在等我，“在哪里鬼混？还不露出漂亮的脸蛋来！”

“奴婢在此！”

她问，“找到阿难了？”

“他可能真在印度，两个月前，他在此地演出。我找到演出地点，没用，无人知道他在哪里。我是你的侦探吗？”

“就该是侦探，既是作家，什么细节都不弄清楚？当然都得写下来。”

“什么细节？”

“他嚼掉的口香糖，最后按在哪个女人身上，都告诉我。”

“这点我可能已经弄清。”

“好。你若写得快，我这边现在就上网页：阿难本生，文艺栏头条。”

“我怀疑你会不会登？”我对这个传媒女王的种种遁词有点不耐烦了，决定直奔主题：“我找到看过他在这里表演的人，但是认不准。我可不是跟你玩的。你要细节，那好，你有他照片吧，我至今为止所见的他的照片，觉得都不对劲，感觉都不是他，你有他的近照，传给我！”

“你怎么知道我有他照片？”

“有没有不是我的事，反正没有照片，侦探进行不下去。即使他在我对面，我也认不出。还是让我写个游记了事。”

“让游记见鬼吧！我想想办法，小心梦里挨揍。”

我明白她真有点恼火了：我不是一件顺手的工具，就像我拒绝在印度用手机一样，我就怕她时时可以逮住我，受她二十四小时指派，我带上超薄便携电脑已是累赘，但还得带上，因为我和她之间必须有一个方便的通讯联系，我也可写作，并查询国内的邮件，好处理事务。

洗了澡，我穿上睡衣拖鞋，站在镜子前梳头发，头发掉得厉害，梳子的齿间尽是断发。搽了护肤霜，就关了灯上床睡觉，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一天下来，跑的地方看到的人，放碟片快进似地在脑子过场，最后定格在阿难身上。要在印度找到他谈何容易？

印度人寿命短，活过七十就是稀罕。到处是平房，有的一半是草顶，每隔几米就有一堆垃圾，人在垃圾上走，男人转身撒尿，女人看没有人后再蹲下小便。但每隔几米就有鲜亮的色彩，每隔几百米就有神的遗迹，随便一望，就有一块染红的石头或一段被供奉的树桩，让人不得不止步注视。

在这个令我不断摇头又点头的国家，我不认识任何人，只认识那个在加尔各答当护士的姑娘，还有那个找不到的阿难。我向苏菲要阿难的照片，是故意给她制造难题，好给我自己缓一步的时间，既打听到阿难在这儿演出过，又打听到他很有可能还在这国家。接着下去，想必比一点没有线索强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