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母亲说，不必找那两块大洋，母亲却不理会我，说你爸爸让找就得找。

山城解放了，城里城外到处是五星红旗和歌声，解放军接管了整座城市。很快公私合营，接着肃反开始。有人捎来口信，母亲急着去监牢看大姐的生父——一个袍哥头，没能见成，说是已经敲了脑袋。母亲那天从江边回来，就病倒了。

因为父亲敢和我的母亲生活在一起，运动一来就引来麻烦。轮船公司的军代表对父亲说，你竟然和国民党军队合作，在我们解放这个城市时运军火支援蒋家王朝！原来被捕的国民党军官说出那艘船和那个不怕死的驾驶员，幸好他忘了说那两块大洋。军代表训斥父亲：你还娶了一个袍哥头的老婆，收留反革命的后代。

父亲对母亲说，我有千张嘴也说不清，冲不过去没命，冲得过去也一样没命。那年，先让他停职写检查，然后关起来。那个房子是个临江的吊脚楼，他凝视江上，一艘艘日夜行驶的船，他的眼睛是从那时开始不好。灾荒年时眼睛扎针似的地痛，最后从船上跌下江里，送进医院，查出了眼病已到了不能治的程度。父亲离开了船，他还能看见什么呢？

母亲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包好的衣服，揭开来，是一层层白绸，两块银元，色泽相当暗淡。我合着绸子一起接过来。冰凉的绸子触及我的手，感觉到两块银子沉甸甸，右边的一块有个小缺口，有点乌红，像时间烙上的印记。

当过娇太太的母亲，在生下我后，因为父亲眼睛有病，就只能出去做临时工，给人洗衣服，当保姆，在建筑工地抬石头和氧气瓶。有一次，母亲病了，从跳板上栽到江里，被捞到起来，她第一句话就是：我还能抬。母亲怕失掉工作。

我们住的一个烂朽的大杂院，差不多都是走船的，渐渐搬走了，船员甚至看趸船的人都可以调换到一个条件好一些的房子，不用花一刻多钟上公共厕所，也没有附近香烟厂的吐着污气，冲着我们的耳膜大吼大叫。风雨之夜，天井堵塞，雨水浸入房内。下乡的哥姐能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个鬼地方，街脏得无处下脚，医院、菜市场、邮局、渡船汽车都沾不上边。

每年春节的团圆饭自然吃得不欢而散，父母知道他们的处境，在儿女面前直不起腰，不管儿女如何抱怨自己生错了家。

包括我在内，以前没谁看得起父母，觉得有这样的父亲就是一生前途无望的原因，升学、就业，更不必说参军、入团入党当官。他们很少回这个家，各顾自己艰难的生活，甚至彼此很少往来。谁都有理由，谁都可以把自己的失意和不顺归于这个家。除了我的父母，几乎没有一人喜欢我，邻居、老师、同学，多少年来，我的心不也和我的哥哥姐姐一样么？

父亲这时从被窝里坐起来，说他要看看大洋。母亲替他披上衣服，他咳嗽起来。我过去给他捶背。他眼睛睁得很大，直盯前方。一双枯瘦的手，长满老年斑，轻轻摸着银元的边角，一手拿起一块对敲一下，仔细听那声音，说是真的。他的表情平和，安祥，几十年来，他都这样对我的母亲，对他的孩子们，对身边的每个人，对那些朝他无穷抱怨的人，连一句回应的话也没有。

父亲对我说，到哪里，都得有几个应急的钱，这点银子能用上，也就值了。

他把两块大洋放在我手心里。

半夜，母亲翻过身来，掖了掖我被子的一角，手轻拍着我：好好睡，好好睡。

我无法入睡。为了使母亲安心，我闭上眼睛。

清晨来得既快又早，我轻脚轻手起床。我从包里取出母亲给我的旗袍，里面夹着包裹着白绸的两块大洋，我把大洋拿了出来，贴在脸上。然后放下，这是父亲用命、用一生的痛苦换来的，曾一度，不，一直在主宰我们一家人的命运，还是让其陪伴父亲。

父母熟睡着，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我提着行李，轻轻拉开门，迈出院子高高的门槛时，我的脚步稍稍停顿了一下，但是我没有回头，我不能回头。

我几乎是跑到了江边，那儿第一班轮渡已有少许旅客。轮渡把我驶向对岸，我不停息地直奔向火车站，到北京，直到飞机宽大的翅膀游出大陆架边缘上空，我发现自己的全身才放松。

我走在一条洁静的街道上，我穿着母亲的丝绸旗袍，这儿距我的故乡正好相差半个地球，是我能走的最远处，上学、打工、写书，我拼命想忘掉那个山城。有一天我踏着夜色回到我从小生长的院子，母亲和父亲老泪纵横，直问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只住一晚？而且这一次走了这么远。外国啊，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地方！你怎么活呀？你应该把这两块大洋带走。这是我们一辈子惟一能给你的东西。

我默默地接过他们递给我的两块银元，紧握在手里。

我醒了，发现手里握着的不过是远处早祷的钟声。

我照例又失眠了，除了失眠更多，我在加倍衰老。但是夜深人静时，我打开房门，奔到空无一人的街上，天空变幻莫测，那么蓝那么深，在如波浪般的涌动中，一艘满身枪眼的船冒着烟，突突突地向我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