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前述陈继儒之《布税议》，在叙述“乡人转售于庄，庄转售于标”之余，续称：“其近淮而北走齐鲁之郊，仰给京师，达于九边，以清源为绾毂。出长江之口，径楚蜀，而散于闽、粤、秦、晋、滇、黔诸郡国，以芜关为绾毂。是皆孔道要津，布商麇集，舟车负载，昼夜驰骛而不息，此天下之大命脉也。”除提供清源及芜湖为南北交通孔道外，亦未指称二处有批发商。

坐商之资本扩大时，多转业典当，因其获利多而冒险性小。《金令史美婢酬秀童》(《通》)中之张皮雀斥典当铺主：“你自开解库，为富不仁，轻兑出重，兑入水丝，出足纹入，兼将解下的珠宝，但拣好的都换了自用，又凡质物值钱者才足了年数，就假托变卖过了，不准赎取，如此刻薄贫户，以致肥饶。”其实全文为典当业一般经营之常态，非一人一店之贪酷情形。

《三言》中称典当业业务发达之情形，前后不绝。如《郑节使立功神臂弓》(《恒》)中之张俊卿为宋代开封府“万万贯财主”，此人“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一壁开质库”。一般人士向典当铺质典及购买已绝赎之物品，亦为常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通》)中之李公子，“在院中嫖得衣衫蓝缕，银子到手，未免在解库中取赎几件穿着。”《张廷秀逃生救父》(《恒》)叙一木匠，因荒年失去主顾，“将平日积些小本钱，看看用尽，连衣服都解当来吃在肚里。”《卖油郎独占花魁》(《恒》)中之秦郎嫖妓前，“到典铺里买了一件现成半新半旧的绸衣。”则典当铺除将坐商资本吸收于非正常商业及不生产之高利贷外，亦束缚生产。因其为半新半旧之物资开设销路，即减少新绸新衣之市场也。

牙商为明代商业中不可或缺之成分，已在文中提及，其业务亦在前节叙客商时阐明。根据明代法令，牙行埠头，为官厅所承派，不仅为买卖之中介，并因其住址固定，足以负责客商及船户之行止。《明户律》云：“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簿，附写客商船户，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大明会典》，卷164……此显为明初法令，在明末未能全部实行，除政府之管制盐商及进出口商，尚采用此原则如广州在16世纪通商时，海道副使汪柏设立客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册44。关于盐商，详藤井宏《明代盐商の一考察》，《史学杂志》，54之5，6，7号(1943)及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220-221.外，一般商业，似未能如此管制。16世纪管理北新关商税之一主事云：“行户四散，或居山僻之乡，”是以促其纳税不易，其建议为：“市镇在百里内，许牙行不时告认，其余属地方，一切停罢。”所称牙行散居乡间，亦与《三言》所叙符合。傅衣凌认为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如明清松江之布，均系农村女工所产，限制手工业脱离农业副业而独立《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1956)，页31……其实商业亦被此农业副业所吸引，而进出于乡村间，其结果为迟滞银行业务信用贷款之发展，因乡间交易，其往来均为单元，毋须拨兑划账也。

《三言》中之牙商，对客商言为“主人”。两者间之关系除商业外，尚有超经济之情谊。如客商患病，牙商之为主人，通常加以照顾。蒋兴哥之能在广东重理祖业者，亦因当地牙商顾全其父祖之交谊。是以蒋一到当地，“旧时相识都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明律又定牙商不得操纵市场，尤须平定价格《大明会典》，卷164……《三言》中无资料证实此规定已全部遵守，但亦未显示其已违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