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覆亡，乃是财政破产，例如1632年(崇祯五年)，有三百四十个县欠缴国家税粮达半数以上，其中一百三十四个县全部拖欠《崇祯存实疏抄》（1934版)，2,72~89。。这情形不是全国没有担负这赋税的能力，而是因为用兵加赋之后，这国家在技术上已无法管理。原来朱明王朝的财政组织，不以银两为基础，而以实物为基础。税率低、公费少，军队又用卫所制度自己供应一部分消费，一到 16世纪，很多地方情形已与朝代初期的情形不同。又苦于没有一种庞大的政治力量，足将全国大规模地改组。其实行“均徭法”及“一条鞭法”都是各地以迁就的态度作局部的更革，不过再度增加最低纳税人的负担，不变更中央法制的形式。这种组织，本来脆弱，而全国银两，总数有限。16世纪下半期张居正撙节公费在内外仓库积银逾一千二百万两，各地即有银根紧缩、物价降低的趋势。何况17世纪初用兵于辽东，银两原应流行于南方，至此搜括使用于极北，而北方不是用银的地带。从熊廷弼的报告看来，各项物资不足，大量银两入境更只使物价陡涨见程开祜编《筹辽硕划》(1620版)，44,24。。监察官的报告，也是说明大批银子送到前线，还没有发生功效就立即内流。而西北流寇作乱，更增加备兵筹饷的困难。
明代的文官组织，也达到了无法管制的程度。万历(朱翊钧) 的不亲朝，天启(朱由校)的信用魏忠贤，和崇祯(朱由检)的刚愎自用，只更使是非不明，人心离散，造成地方政府质量全面降低的趋势。
满清入主中国，在外方面纠正了明朝的缺点。在华北实行“囤地”，当事者受害，却以八旗代替了明朝的卫所制度，减轻明末募兵供应的负担。用兵于前后“三藩”，军饷浩大，但是银两流行于南方，不与民间经济相冲突。而且明朝的宗室和捐监，一朝罢废，也节省了很多无益的浪费，而大量地肃清了阻挠地方行政的恶势力。17世纪白银又继续不断地流入中国，更造成有利的形势。满清君主以尧舜自期，在政治上有澄清吏治的成就。而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入主，利用“薙发”及“文字狱”的威吓及修明史、征“博学鸿儒”的利诱笼络人心，都有实效。这样一来，在中国体制简单的情形下，各项措施，都打入重点。而康熙帝(玄烨)在1661年(顺治十八年)的江南奏销案大量打击各地区“赖粮”的缙绅，并且又在朝代之初各地修编《赋役全书》，把明末税收上很多不尽不实的地方，经过一番切实的整顿。所以 17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又有新兴朝代欣欣向荣的样子。
然则满清的改革与整顿，纪律与技术上的成分多，组织与制度上的成分少。开国以来各部尚书侍郎满汉各半，康熙帝以1711年的丁额为永久丁额，以后丁田归并，雍正(胤禛)帝执行“火耗归公”在这问题上的最近新著为madeleine zelin，the magistrate’s tael：rationalizing fiscal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g china(berkeley,calif.，1984).，以其收入“养廉”，并成立军机处，使皇帝与重要官员经常接触，对重要事件迅速处理，除了这几项措施之外，我们找不到更多的事例，算是清朝的创举。
而且在社会上讲，清朝人口更多，领域更大，生产力比明朝高，只是它的本质不能够和明朝有重要的差别。它的文官集团仍是以四书五经为精神团结的依归，社会组织仍是以尊卑男女长幼为纲领，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的联系，也全靠科举制度维持。鸦片战争时，道光(旻宁)帝对林则徐的指示和驳斥，仍表示中国官僚制度的习惯，真理由上至下，不容辩白。耆英对皇帝的报告，以及后来倭仁反对设立同文馆的奏折，也仍表示传统的内向及非竞争性之所在，不但明与清无异，即汉满蒙也没有根本的差别，因为这些文化的性格是长期历史上的产物，不是民族遗传的产物。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清史全部摈弃不要，从明史就直接跳到民国史?话也不能这样说，当然清史中也有它很多特别的地方，譬如广州的十三行贸易，就是明代所未有；清朝与各边区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18世纪以后山西票号在中国金融史也是很重要的节目，这种题材，俯拾皆是，史不厌详，这篇论文开始就已提及。清朝的267年间，必定有很多事故，值得历史学家的考虑，也还可能有若干被作家忽视的情形，将来一朝发现，可以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观感。没有人敢狂妄地说清史不重要。
只是以目前的眼光看来，中国的秦汉帝国是一个阶段，隋唐宋帝国是另一阶段，而明清帝国已是第三阶段。中国近代史中间有很多的问题，都须要将历史的基点推后，用长远阶段的眼光看，才容易解释得清楚。本文一开头就提到“潜水艇夹肉面包”及“尊卑男女长幼”的组织，这种形态，以明朝最为显著。要是我们采取大历史的眼光，则可以从社会形态上看出道光帝与耆英的“筹办夷务”，糊涂中仍有他们的逻辑，此乃因中国的简单体制，无法容纳西方的另一炉灶。十三行的贸易已经将例外的情形，扯开到最大限度。事实也证明，兹后签订《南京条约》，不仅是丧权辱国，而是使传统组织更无法维持。同样我们也可以想象太平天国的失败，不仅由于林凤祥的北伐不彻底，或是杨秀清的狡诈巫术坏事，而是在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组织内，“良心上的自由” (freedom of conscience)没有本身存在的价值，太平天国的滥用，更给曾国藩以口实，他就因之利用这机会，去增强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秩序，完成“中兴”大业。同时我们也可从这简单的结构中，看出康梁“百日维新”没有出路。康有为的想象，近于“乌托邦主义”，他主张以发公债支持新政，又完全没有把自己的脚跟点看清。总而言之，在很多近代史的题材中，明史的了解，可以使我们从基本的技术角度上把问题看穿，也可以把当事人的贤愚得失都视作次要的问题看待。
在历史教学上讲,我们也可以减少史迹在人事上的各种重复的资料，避免以谩骂作解释历史的坏习惯，直接而又冷静地说明传统社会不符合现代需要。中国在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这一来就断绝了高层组织与低层组织间的联系，各地区田赋的底账，却仍用明朝的记录做根据sidney dgamble，ting hsien：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stanford，calif.，1954)，p170可为例证，其他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情形见同书，。民国成立后，国家自国家，社会自社会，也难怪立宪运动的没有成效。法律必须有社会的强迫性(social compulsion)才行得通。民国初年的政客，都是社会上的游体(foreign body)，军阀的割据，今日看来，势必为无可避免的形势。因为农村经济关系，无非土地的租赁及高利贷的借放。这些来往都在极小规模内实行，政府也无从干涉，此外社会上的尊卑男女长幼，更无法可以改造利用。逻辑上只有私人军事力量，才可以控制这青黄不接的时代；而私人军事力量也很难在三两个省区外有效。这几句话，也可以概括五四运动前后国民革命尚未展开时中国的一般情势。其症结就是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