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改革很快取得了显着功绩：在西北迫使俺答称臣纳贡；在东北取得辽左大捷；在西南和平解决安氏内乱；在南方取得“岭寇底宁”之效等等。

而在法治方面，高拱也有上佳表现。他督令观政进士讲求律例，实行刑部司官久任之法，强化州县正官问理刑名之责，弭盗安民，严惩酷吏，平反重大冤案等。

在理财方面，高拱加强钱粮官员的任用，完善税粮征收措施，推行清丈改革，实施一条鞭法(这功劳在后世全给了张居正)，力行惠商政策，整顿币制等。

在漕政方面，高拱推行河海“二路并运”的整治方案：疏通漕运，开凿新河；破除海禁，恢复海运。

总之，高拱的改革取得了“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显着效果。后世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着名的教育家、史学家、哲学家，郑州大学首任校长，历史学系的创始人嵇文甫先生就提出“高拱是一位很有干略的宰相，在许多方面开张居正之先”。然而，“江陵成为中国近古史上特出的大政治家，赫然在人耳目，而新郑就渐渐被人遗忘了。其实新郑于江陵还是先进，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有许多地方实在可说是渊源于新郑”。嵇先生不仅肯定了高拱的改革功绩，而且也阐明了高、张在学术和事功上的传承关系。后世史学界提出高拱主持的隆庆改革是创始期，张居正主持的万历改革只是隆庆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合称为“隆万大改革”的论断，就是对嵇先生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因此，高务实对于“保高倒张”是没有什么内疚之意的。在他看来，反正你俩的政治目标实际上差不多，执政能力搞不好高拱还强了一线，至于对皇帝的教导能力……高拱教导出来的隆庆皇帝虽然能力谈不上多强，但至少他至始至终都对高拱保持着足够的信任，也肯放权放手让高拱做事；张居正教导出来的万历皇帝虽然实际上能力并不差，却最终变得性格扭曲，不仅打倒并鞭尸了自己的老师张居正，最后还因为国本之争，闹得君臣不和，双方几为寇仇，天下喧然。

所以，三人组里头，第一个完全不用考虑拉拢，只需要考虑打倒的，就是张居正！

不就是政治人物之间的互相倾轧嘛！当年好歹也在县委混过、镇党委干过的高书记不屑的撇撇嘴：我干这个事没有心理压力。

那么，李贵妃和冯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