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在征寻乡间住处时，从非洲传来了我哥哥蒙蒂的坏消息。www.xiaoxiaocom.com自从战前他打算在维多利亚湖上经营货船运输业后，他就没在我们生活中占多少位置。我姐姐相信蒙蒂会干出个样子的。他擅于摆弄船。于是她给了他回英国的路费。
他们计划在埃塞克斯造条小船。那时这门行当方兴未艾。然而这个计划的不足之处是蒙蒂当船长，谁都对船能否如期下水或航行是否安全没把握。
蒙蒂对由他命名的“巴坦加”号很有感情。他希望装磺得漂亮一些。他订购了乌木和象牙家具，给自己的船长室镶了松木墙壁，特意订做了印有巴坦加字样的褐色耐火瓷器。
这一切都延宕了起程日期。
后来，战争爆发了。巴坦加号无去非洲的货物可运，反而被政府低价征购。蒙蒂再次从戎——编入皇家的非洲兵队。
一位医生写来一封信说蒙蒂在战斗中手臂负伤。住院治疗期间，伤口感染——是战地包扎的粗枝大叶所致。感染久治不愈，甚至退役后还一再复发。他以打猎维持生活，可是他到底在生命垂危时被人送进了一家法国修女医院。
最初他没打算告诉亲属，可他几乎是在等死——最长能活六个月——深切希望能叶落归根。英国的气候也有可能延续他的生命。
他从蒙巴萨岛经海路回国的安排很快办妥，我母亲在阿什菲尔德着手准备。她想象着亲密的母子关系，而我则深信这毫不现实。母亲和蒙蒂历来时有龃龉。他们在很多方面太相像了。俩人个性都极强。而蒙蒂又是一个很难与之相处的人。
“现在情形不同了，”母亲说，“别忘了这可怜的孩子病得多重。”
母亲费了点周折说服了两位老女佣同意蒙蒂的两个非洲仆人住下来。
“我不同意，夫人——我实在不同意我们的住所来个黑人。我们姐妹俩不习惯。”
母亲闻声而动。她不是个轻易服输的女人。她劝她们留下来。她使出的最后一招是她们有可能让这两个非洲人放弃伊斯兰教，皈依基督教。他俩都是虔诚的教徒。
“我俩给他们吟读《圣经》。”他俩目光熠熠地说。
母亲同时腾出三间设备齐全的房子和一间新浴室。
阿尔奇体贴地表示船到蒂尔伯里港时，他去接蒙蒂。他在贝斯渥特也租了套房子以便蒙蒂和佣人有个落脚之地。
阿尔奇去蒂尔伯里港时，我叮嘱他说：
“别理他去里茨饭店的主意。”
“你说什么？”
“我说别理睬他去里茨饭店的主意——我负责安顿好房子，让女主人做好准备，把用的东西备足。”
一晃过了一天。六点半时，阿尔奇才回家，看来他累得精疲力荆“很顺利，把他安排奸了。下船时费了点事。他还没动手收拾行李——嘴里叨唠着时间充裕得很，着什么急？其他旅客都下船了，他还不慌不忙，好像无所谓的样子。那个叫舍巴尼的还满机灵，帮了大忙。最后亏了他才把事办成。”
他停了停，咳嗽一声说：
“事实上我没带他去波威尔广场，看来他打定主意住杰明大街的旅馆。他说这样可以少添麻烦。”
蒙蒂经人推荐去看了一位热带病专家。这位专家详细地嘱咐了我母亲怎么办。部分康复的机会来了：宜人的气候，连续不断的热水浴，静谧的生活。令人棘手的问题是由于过去认为他活不了几天，给他连续服用了大量的镇痛药，以至于他这时已成瘾了。
在伦敦的治疗结束以后，蒙蒂和舍巴尼搬到阿什菲尔德——母亲想方设法让儿子最后过段安宁的日子。
一年后，蒙蒂的身体有所好转，结果他更不服管了。他烦躁不安，拿支左轮枪朝窗外射击来解闷。来探望母亲的人和生意人都抱怨不已。蒙蒂则顽冥不改。“有些无聊的老处女扭着屁股在路上晃来晃去，难以容忍——朝她们左右打一两枪，她们就‘哎呀’一声，忙不迭地逃了。”
有人告了状，警察找了我们。蒙蒂给他们看了他的持枪执照、讲了他曾在肯尼亚当猎手，现在仍想保持准确的枪法。有的笨女人以为他在朝她射击，实际情况是他瞧见一只兔子。不愧是蒙蒂，他没受什么追究。誓察认为他的解释合乎情理。
我给蒙蒂在达特木尔租了问石头平房。我们没料到会找到一位照顾他的合适的女管家。她六十五了——一见面觉得很不合适。她那染过的黄发显得油亮、卷曲，抹了重重的脂粉，身着黑丝外套。她是个寡妇，做医生的丈夫生前有吗啡瘾。她在法国住了大半生，养了十三个孩子。
母亲恢复了元气。麦琪不那么愁眉苦脸了。蒙蒂乐于家里人来看他，举止总是很得体，为泰勒太太做的饭菜得意。
我和麦琪为达特木尔的平房而花的八百英镑很值得。
2
我和阿尔奇在乡下看中了一所房子，那是一所称为斯科茨伍德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屋。这所房子分成四套住宅，其中一层的两套已住进了人，而楼上有两套正在装修，我们去看了看。每套房子在一层有三间、二层有两间，配有厨房和浴室。我们订下便宜的那套房子．年租金一百二十英镑。我们订了租约，准备搬进去。
《褐衣男子》的确很受欢迎。博得利出版社敦促我签订一项新合同，我拒绝了。我给他们又送去了一本根据多年以前写的一部中篇小说改写的书。我对它存有偏爱：这本书涉及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我加了细节，增添了几个人物，便送到出版社。他们不准备出版。我料到他们会这样。合同中没有一条规定我的书必须是侦探小说或惊险小说。它仅仅提到“下一部小说”。这部书完全称得上小说了，出版与否全在他们。他们拒绝出版，这样我再给他们写一部书就行了。此后，我就自由了。
我写的另一部书完全是本轻松读物，风格类似于《暗藏杀机》。写作充满乐趣，进度很快。写作本身体现了我当时谙事如意而轻松的心情。森尼代尔的生活，随着罗莎琳德日渐出息带来的喜悦而愈来愈充满妙趣。我自己有时都觉得急不可耐；我渴望看到一年后罗莎琳德会长成什么模样；年复一年地如此。世界上没有比亲生的孩子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陌生感而更令人开心的了。你让她降临于世，照料她一段时间，随后她离你而去，独自绽出自由生命的绚丽花朵。你眼睁睁地望着她自由自在地生活。这就像一株奇花异卉，你带回家栽到家里，等不及要看它长成什么样子。
罗莎琳德在森尼代尔生活得很幸福。她兴高采烈地骑着那辆精巧的自行车，满院子兜风，时而摔倒可从不在乎。
赛特和我都曾告诉她别出大门。但我想谁也没明确规定不允许。一天清晨，我们都在房间里忙碌着，她终究还是出了大门。她急速地滑下坡冲向公路，很幸运，她没到那就摔倒了。那一跤把她两颗门牙跌凹进去了，而且还可能影响别的牙齿。我带她去看牙科医生，罗莎琳德对此虽无怨言，却坐在治疗椅上，双唇紧闭盖住牙齿，谁说也不张口。我、赛特和牙科医生费尽口舌，她仍一言不发绷紧双唇。我只好带她回去。我气坏了。罗莎琳德默默地任我责骂。两天后，经我和赛特一再劝说，她同意去看牙科医生。医生拔掉了松动的牙齿，说可以镶一副假牙，但他认为也许用不着。
我们都因到斯科茨伍德居住而欣喜若狂；重返乡村令人激动不已。阿尔奇满心欢喜，因为他与森尼代尔只有几步之遥；赛特由于不必再走长路去公园而高兴；而罗莎琳德则为能在院子里骑白行车而开心。这样大家都很快慰。虽然这里许多事情尚未准备好，四壁空空，可仍然乐融融的。
《新闻晚报》开始连载《女冒险家安娜》，我也买了莫里斯·柯雷牌轿车，这是辆质量很好的车：比当今轿车更耐用，做工更精致。
阿尔奇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常给我帮助，但对写作却插不上手。时而，我想给他讲讲一篇小说的构思或一部新书的情节。我结结巴巴地念叨着，甚至自己听起来都枯燥乏味，缺乏生动的描述。阿尔奇以他关注他人时表现出的和蔼态度倾听着。讲完后，我忐忑不安地问道：“你觉得怎样？还行吗？”“嗯，我觉得大体还行。”阿尔奇说，态度完全不如开始。
“听起来故事性不强，是不是？或许是不曲折？”“那么你觉得不行吗？”“我觉得你可以充实一下。”
于是，这个情节便被弃置不用了。而常常是过五六年后，我笔下又出现这个情节，抑或是情节本身具有生命力？这一次，它不顾含苞时遭到的冷眼，傲然地显示出自己的魅力，成为我得意之作中的点缀之笔。问题的关键在于作者要想在讲述中使构思外现的确难乎其难。你可以诉诸于纸和笔，或者坐在打字机前，这时会文思如泉涌，但很难以口代笔表述头脑中的构思，至少我做不到。我慢慢学会了在一本书写成之前只字不提它。成书之后的批评颇有好处。你可以争辩，也可以放弃自己的观点。但你至少了解读者的印象如何。讲述自己创作的构思听来乏味，这种即席讲述也同你当时的看法难以合拍。
我永远不会同意那些数以百计的来信中要我阅读某人手稿的请求。首先，你一旦同意这样做，你就会埋在手稿里而无所成就。然而我认为关键是不必对作者说三道四。你的评论无非是你本人会如何如何写，但你的作法不一定适用于其他作者。大家都有表达自己的独特方式。
另外，我担心这会使那些经不住泼冷水的作者一撅不振。一位热心的朋友曾把我早期的——篇小说请一位著名女作家指教。她遗憾而颇含贬意地谈了她的看法，并说作者永远不会成大器。她的真正含义是小说作者尚不成熟，还不足以写出达到出版水平的作品来，尽管作为一个作家而不是评论家，她本人没想到这一点。—位评论家或编辑的目光会更敏锐，因为他们的职业就是发现未雕的璞玉。因此，我不好妄加评论，这样易伤害作者。
作为批评，我惟一想说的是未来的作家没有考虑作品的销路如何。写本三万字的小说毫无益处，这种长度的书目前不易出版。“噢，”作者会说，“可这本书需要这么长啊。”假如你是个文曲星，这样做或许没错，但更可能你是文字匠，你获得自觉能够驾驭而且颇有兴趣的素材以后，你会想卖个好价钱。一旦如此，你必须赋予其读者需要的形式与内涵。你是个木匠的话，做一把五英尺高的椅子就毫无用处。
谁也不会坐这种椅子。凭你说这样的椅子外形美观也无济于事。你要写本书，得研究写书的一定之规，然后按规矩去写，如果你想为某杂志写一篇短篇小说，它的长短、小说的形式都得合于该杂志刊行的要求。倘若你写的不供发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长短随你而定，形式也随心所欲；可是这样你只能满足试笔之乐而己。动笔之初便认为某某是文曲星没什么好处，有这样的人，但屈指可数。不，仅仅是个匠人而已，一个从事诚朴无欺行当的文字匠。你得学会各类技巧．随后你就能在这个行当中运用创造性的想象；可你必须依照一定的体裁。
直到这时我才想到我也许能做个专业作家。可我还没打定主意。我仍然认为写作不过是在沙发垫上绣花的自然延续。
从伦敦来乡村之前，我曾学过雕塑。我是这门艺术的狂热祟拜者，远超过绘画。我向往成为一名雕塑家。这个希望很早就破灭了：我发现由于缺乏视觉上对艺术的鉴赏，雕塑非我能力所及。
为虚荣所驱，我曾把我的几首诗诺了曲。回过头再看看我谱写的华尔兹舞曲，觉得没有比这更平庸的了。但愿我学过和声学并粗知作曲法。可是看起来写作才最终是适合我的职业和表达自我的方式。
我写了一个主要描写昆虫，内容忧郁的剧本。我接触的出版商都不容分说地拒绝接受它。奇怪的是当今这类剧本对出版商倒富于吸引力。
我还写了一部关于埃赫那吞1的历史剧。我特别偏爱它。约翰·吉尔古德诚挚地给我写了封信。他说剧本不乏有趣之笔，但出版则得不偿失，而且它还缺乏幽默感。我没把幽默感与埃赫那吞联系起来，然而我错了。埃及同样富于幽默，生活不论时间地点也是如此，悲剧亦含幽默的因素——
1埃及国王．以其宗教改革著称（公元前1379—1362在位）。———译注。
3
我们从周游世界回来后，尝尽了艰辛，令人欣慰的是终于迎来了这种平静的日子。也许这时我本应心有所虑，太顺利了。阿尔奇有称心的工作，老板是他的朋友；与同事关系融洽；他一直翘企加入一流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如今也实现了。每逢周末都玩个痛快。我的写作也进展顺利，并且开始考虑或许应继续写作来赚取稿费了。
我是否认识到在生活的静谧中可能蕴蓄着某种隐患？没有。但是的确少了点什么，虽然我没有深入琢磨。我怀念我和阿尔奇以前相依相伴的日子。我怀念那些一同乘汽车、火车寻幽揽胜的周末。
这时的周末是我最单调沉闷的时间。我时常想邀请朋友来乡下共度周末，以便和伦敦的朋友叙叙旧。阿尔奇很不以为然，他说那样会糟塌了他的星期天。家里来了客人，他就得在家多呆些时间，有可能误了他第二场球赛。我对他说要打打网球，不要总是高尔夫球，我俩在伦敦公共球场打网球结识了些朋友。他一副厌恶的神情，说打网球会降低打高尔夫球的眼力。他像怀着宗教热忱一样打高尔夫球。
“听我说，你随便邀请你的哪个朋友来，但是别请夫妇俩一起来，要是那样，我得花点时间应酬。”
这事不大好办，因为大部分朋友都结了婚，邀请妻子而不请丈夫总不大合适。在森尼代尔我也交了些朋友，可森尼代尔的社交界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中年人，热衷于园林，除此没别的话题；另一种是性情豪爽、爱好运动的富裕人家，他们举行鸡尾酒会，开怀豪饮，我不是这种类型的人，阿尔奇也不是。
有一对夫妇可以而且确实和我们共度了周末，那是楠·华兹和她的第二个丈夫乔治·贡。乔治和阿尔奇打高尔夫球，楠和我闲聊，边谈边在女子球场随便打打高尔夫球。
然后我们去俱乐部会同他们喝点饮料。至少楠和我会一饮而尽；半品脱用牛奶稀释的纯乳酪——就像从前在艾本尼农场那样。
赛特的辞别使我们很难受。她一直尽心尽职，却总想着到国外找个工作。她很想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周游世界，见见世面。我赞同她的观点，恋恋不舍地同意她去比利时。
这回我打算雇一个身兼秘书和保姆二任的人。我整理了许多封回复我征聘启事的信件，在适当的时候，我到了伦敦兰开斯特城门附近的一家小小的私人旅店去见夏洛蒂·费舍小姐。我一见费舍小姐就喜欢上了她。她高高的个子，棕色的头发，估摸二十三岁左右；曾照顾过小孩，看上去精明强干，得体的举止中一双秀目闪着光彩。她会速记和打字，喜欢在照顾小孩之余干点秘书工作。
这样，夏洛蒂·费舍来给我当秘书，她姐姐玛利·费舍需要时也来帮帮忙，她俩和我做了多年的朋友，给我当秘书、保姆和佣人等等。夏洛蒂至今和我仍是好朋友。
夏洛蒂，罗莎琳德一个月后叫她卡洛，她的到来像是出现了奇迹。她一踏进斯科茨伍德的大门，罗莎琳德就不可思议地又变成赛特时的乖孩子。简直像洒了圣水！鞋子穿在脚上再不用来砸人了，回答问题有礼貌，她和卡洛一起看来心情很畅快。
生活又恢复了平静。罗莎琳德一上学，我就着手准备口授一篇小说。对此，我忐忑不安地一再推迟。我俩终于开始了工作：我和夏洛蒂面对面坐下，她手拿铅笔和速记本。我悒悒地望着壁炉，尝试性地咕噜了几句，听起来很不顺耳。
我时断时续地说着，每句话都不自然。这样持续了一小时。
后来，卡洛告诉我她自己开始创作时也发忧。虽然她学过速记课程，但没实际用过，她曾利用记录布道词来熟悉她的速记。
创作经过这几乎夭折的开端，才有了进步。但采用普通写法或打字进行创作，我觉得更得心应手。听着自己的声音多么令人不自然，多么无法倾吐心声，真是荒唐。五六年后，我的右腕骨折无法继续用力时，我开始用口述录音讯。才渐渐习惯了自己的声音。然而使用录音机的不利之处是使你说话罗唆。
毫无疑问，打字或文字方面的努力的确使我紧扣主题。
用词简洁在侦探小说中至关重要。谁也不想听同一个细节颠来倒去。可是面对录音机，稍稍变换词语，重复同一情节倒很诱人。当然，事后可删改，可那样会影响情绪，而且会销蚀本应获得的如涌的文思。重要的是利用人天生的惰性以及除非言不及义而不多写一个字的天性。
不容否认，什么事都有一定的限度。我自己认为一篇侦探小说的合适长度为五万字左右。我知道出版商认为这太短了。读者花钱买本仅仅五万字的小说也许觉得上当了，因此六七万字也无妨。如果你的书超过这个字数，你会发现字数少一些，书会更精彩。惊险小说的合适篇幅在两万字左右。不幸的是，这种篇幅的小说越来越没市场，作者的稿酬也不那么优厚。作者因此感到不如将其扩充为一部够篇幅的小说更好。短篇小说创作技巧用于惊险小说或许行，可对侦探小说则不适用。
这时，休斯·梅西给我商定了新的出版商威廉·科林斯。我给他们写的第一本书《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无疑是我当时最成功的一部书。事实上，我至今仍记得这本书。我从中掌握了一个公式，这要归功于我姐夫詹姆斯。他多年前曾在看完一本侦探小说后，有些不耐烦地对我说：“现在侦探小说几乎人人最后都成了罪犯，甚至连侦探也是。我想看的是像华生那样的人物最终也被证明是罪犯。”
这个想法很新颖，我长时间琢磨着。随后，事有凑巧，路易·蒙巴顿勋爵也把几乎同样的想法告诉我，他在给我的信中建议：让主人公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而最终他们被证明是谋杀者。
这是个好主意，我思付良久。这样写自然有许多困难。
一想到黑斯廷斯是个谋杀犯，况且要描述得天衣无缝是何等困难，我就犹豫不决。当然，许多人都说《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是胡编乱造；可仔细读过全书就不这么看了。那种情节需要有时间跳跃和模棱两可地一笔带过；而舍巴德医生自己如实地写下了部分事实真相，并以此为乐。
这段时间，除了《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带来的烦恼之外，日子过得有条不紊。罗莎琳德上了学，成天兴高采烈的。我们有了漂亮的房子和花园，还有那辆大鼻子莫里斯牌小汽车；费舍是个好帮手，日子过得和和睦睦。阿尔奇昼夜迷着高尔夫球；他的胃口不错，神经性消化不良也好多了。真可谓事遂人愿。
经过经济拮据的日子，不再为钱发愁是再惬意不过了，我们可能都有些昏昏然了，竟想买那些从不敢问津的东西。
一天，阿尔奇突然告诉我要买一辆真正的跑车，这叫我大吃一惊。
“但我们已经有了一辆汽车了。”我惶惶地说。
“噢，可我指的是一辆不寻常的。”
“我们可以再生个孩子。”我提醒他。我已经满怀兴奋的心情琢磨了许久。
阿尔奇断然反对。“除了罗莎琳德我谁也不要。罗莎琳德是个绝对令人称心的孩子，这就够了。”
现在他说：“要是有个儿子，就会搞得一团糟。况且，来日方长。”
我同意来日方长的观点。勉强同意买一辆迪拉契牌的二手车。其实他早已看好并进行了讨价还价。这辆车使我俩很开心。
“森尼代尔是个安居的奸地方，”阿尔奇说，“我想不妨买幢自己的房子。”
这主意实在激动人心。虽然在斯科茨伍德住得还算舒服。可毕竟有种种不便。电线常出毛病；广告上说的随时供应热水只是说说罢了；维修更是难得有一次。自己弄一套住处的主意很对我心思。
一两年后，我们已看过许多处房子——我总是把看房子当作消遣——终于初步选定了两处。一处要走段长路，房子不太大，有个招人喜欢的花园。另一处在车站附近；像是一套某百万富翁的邸宅搬到了乡下，不惜金钱地装饰了一番。房内有镶木墙壁，几处浴室，卧室内有盟洗等设备。这处房子近几年几经倒手，据说是处凶宅，在这住过的人到头来总是交不上好运。头一个房主丢了钱财，第二个死了老婆。第三个的结局不知如何，只知道分后了，大概是分道扬镳了。不管怎样，这处房子一直低价待售。它的花园景色恰人，庭园呈窄条形，草坪前烷翅着一条长满水草的小溪，再往前走是一大片长满各种杜鹃花的园子，那儿有一整块菜地，再往前是一片蔬菜的荆豆丛。至于买得起买不起是另一回事。虽然我俩收入还算丰厚。我的或许不大稳定，阿尔奇的则没问题，但糟糕的是我俩没有现款。我们以抵押方式买下了房子，挑了个日子就搬了进去。
我们又添置了窗帘和地毯，过上了一种无疑是我俩财力所不及的生活，尽管账面上仍收支平衡。家里有两辆汽车：迪拉契和大鼻子莫里斯，又雇了几个佣人：一对夫妇和一个女佣。
按阿尔奇的主意，我们把新居叫做斯泰尔斯，因为我第一笔稿费收入是来自《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墙上悬挂着这本书的封面图案——这是博得利出版社赠送给我的。
但是，斯泰尔斯是块不祥之地。
4
第二年的生活不堪回首。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一错百错。
我从科西嘉度了几天假回到家一个月的样子，我母亲就得了严重的气管炎。当时她在阿什菲尔德。我去看望她，随后宠基代替了我。不久，她打电报告诉我她把母亲接到艾本尼去了，在那她能更好地照料母亲。母亲病情似有好转，但再没好利落过。她被困在床榻上。我估计她的肺感染了，那时她已七十三岁了。没想到病情急转直下，宠基大概也没料到这一点。过了——两个星期，来电报催我去。阿尔奇此时正在西班牙谈生意。
在去曼彻斯特的火车上，我蓦地意识到母亲去世了。我浑身发冷，仿佛从头到脚寒冰浸骨，默念着：“母亲去世了。”
事情果然如此。我俯身端详着仰卧的母亲，心里想：她已经走了，留下的只是具躯壳罢了，真是这样啊：母亲那急躁、热情而易冲动的个性全不复存在了。几年来她曾几次对我说：“有时，人多想冲出躯体的束缚，它是那么衰老，无能，不中用。人渴望挣脱这一桎梏。”此时，我想她如愿以偿了。
她终于挣脱了人生的侄梏，而留给我们的只有哀痛。
阿尔奇没能参加葬礼，他当时还在西班牙。我回到斯泰尔斯一星期后他才回来。我了解他，他容不得并死或其他麻烦事。人们对这些事耳闻目睹，但却不充分注意，不完全了解，直到不测事件突然发生。我记得他走出房间，十分尴尬，只好装出一副高兴的神气。像是说：“喂，又见面了，我们得振作起来呀！”失去世界上三个亲人中的一个后，看到这种态度真令人难以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