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北京天安门

那年毛主席带大军打到北平城下，有高人进言：“缓进城”，为什么？因为这座城市实在太大，千年帝王之都上空蕴绕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博大精神之气，哪怕主席这样的伟人也得缓进——为了新中国能够长治久安，所以毛主席才在西柏坡盘桓数月，择日进城宣布了那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www.mengyuanshucheng.com

“否则建国还要早”，老人们说。

北京有多大，东西长160公里，南北长176公里，当年祥子拉着偷来的骆驼从南城外绕到北城外进东便门，足足走了半个月；现在在北京混的人，就是那帮“北漂”，东城住了半年还没有跨过西直门半步。

走在这座城市里，会从身体和心灵上迷路。

每一天，这座城市都有20000名来自各地的艺人削尖脑袋找路子；每一天，这座城市都有五湖四海的乡镇企业家揣着支票想做大做发；每一天，这座城市都有成千上万颗理想被粉碎得如沙尘暴的粉末然后重新勇敢聚集，再被无情粉碎。

一座乱七八糟的超巨大的城市，可爱且可恨，像昨晚刚饱吃一顿涮羊肉的胃口，它可以包容一切，可以消化一切，有的就留在身体里成为某一部分，有的则是从下边不露声色地排泻出去。

最前卫的想法在广州，最炫丽的玩法在上海，我们不认为北京是头脑，是心脏。它其实是胃，它不排外，可也别指望它怎么热情地待见你。

北京是很牛逼，不管不顾别人想法的牛逼。大街上随便一小孩就可以对你大讲“沙尘暴的忧患和治理”，一个没牙的老太太就可以高屋建瓴地分析国家大政方针。京片子嘎巴嘎巴的，也不晕镜头。哪怕吃的只是炸酱面，也要管国家大事。

后来拍了一个《决战紫禁之巅》，刘伟强（该片导演）一定没去过北京，至少没进过紫禁城，把个布景弄得金壁辉煌，衣着光鲜的。其实真正的皇宫就是大，并不精致，皇上就是高高再上，但并不是小帅哥——崇祯皇帝拿着宝剑追砍自己的女儿，“愿汝生生世世勿在帝王家”，苦啊。

真正的北京人已经不去“三里屯”了，北街是农民去的，南街是外地人去的。真正的北京人现在去“后海”，也就是朱自清在我们小学课本里写过的“什刹海”，真正的北京人看不起上海的“新天地”，“那哪儿是泡吧，就是一新型的音乐茶座”。眼神斜斜地说。

“后海”酒吧全是老房子，“老白的家”、“莲花”、“可汗督吧”……那里的一只门把手都有上百年历史，一只烤红的铁炉子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你可以把从西山上砍下的柴禾送进去让熊熊火苗打在脸上，也可以与小厮谈尽天下事，但从不赊账，晚上看什刹海的湖面变变结冰，早上听冰面“哗哗”的融化。

生活于是生动起来。

这是北京人认为的品味，是“classic”，不是很新的“新天地”能够比的，“大”和“老”，是解读这座城市的密码。

遗憾的是，这么大这么老的城市，在足球方面却找不到太多的根基，无论大连还是上海都在100年前开始踢球，但北京——我们中能从谢洪的《京都球侠》里寻找传说中的香火。直到主席从西柏坡走进这座城市，把“北平”改回为“北京”，王俊生、史万春、徐福生等才开始踢球。

“幽圳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是成天府之国”、这段古文有点不靠谱，这是因为它的自然环境和“天府”沾不上边。忽必烈攻进北京就命名了许多“海”，北海、西海、中南海、什刹海——这是因为生于草原的他从没见过海，一洼水面也就是天下美景了，后来他打到杭州打到福建应该有点后悔。

但是我爱北京，从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小时候“前门”附近出售的陶罐装正宗酸奶和现在永定门附近的“满朋轩”羊褐子。

冬天，走在来不及扫净的雪地上，听脚下“吱吱”欢唱，昨夜的一场宿醉还有点上头，夏利出租车的收音机里传来陈升清唱的《北京一夜》——“onenightin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

北京，幸福只在区间1994－1997

[根据回忆，北京国安幸福生活是这样开始的：最早想买北京队的居然还有中远集团，就是现在的那个“中远”。中远、中建、国安三家国营大集团要和北京队联姻……]

北京国安俱乐部直到挂牌那天还没有制作出属于自己的队歌，有人唱起了《京都球侠》的曲子，就招来此骂：“那些个人最后可都是被老佛爷拉出去‘咔喳’掉的，你这嘴怎么这么欠。”

事实上北京国安创造了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像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像《贫民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很多年以后，患了结肠的老金在协和医院的病榻之上还长嗟短叹：“那球，踢得够味！”这也是老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北京国安的幸福生活只在于1994-1997这个区间，越往后，越加乱七八糟，像一场关于恋爱的考古。

根据回忆，北京国安幸福生活是这样开始的：最早想买北京队的居然还有中远集团，就是现在的那个“中远”。中远、中建、国安三家国营大集团要和北京队联姻，但市里边说“球队产权不能全部搬光”，但正是中远要球队产权，所以出钱最多的是它，生意最后没成。

历史不能翻看，翻看就会觉得趣味盎然，这个细节没有我问过徐泽宪，但国安注意将成为北京足球的伙伴，因为这家公司太符合北京这座城市的性格了，“大公司、小政府”是中信国安最正确的定位，李士林答应了市里边所有的要求，他不懂球，但爱球。

像是天意注定由国安来走完甲a10年，当时的合同价才140万人民币。商量队服颜色那天，老金看着先农坛的青坪说：“绿色”，就绿色了，没人想到这个绿色会给这个缺乏植被的城市带来无限生机。

1994年北京国安才打了甲a第8名，但它2比1赢了ac米兰，而且是清一色国产球员的情况下赢的，“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来干”，国安的人永远那么牛逼，赢球那天，有电台点播出了《京都球侠》主题曲，但其实这两件事根本不靠谱。

[老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活得这么老实，年底他被请到浙江大学做报告，就是后来金庸经常去做报告的那所大学。他挥舞着手对学子们说：你们是21世纪的栋梁，把腰挺直，中国人不怕外国人……]

冬天的一场大雪后，北京国安的运势开始爆发，与此同时爆发的还有北京球迷发明的“牛逼”。1995年春天，李士林大声说：“今年，哥儿要是给我打进前三，我就买房子奖给你们”，下面人头攒动。那个年代房子是最大家的一笔财富，意味着生活可以因“二居”、“三居”而稳定安康。散会时，谢峰和曹限东探讨起了装修的风格，“一定要榉木，而且是红榉。”

真正的国安队员和国安球迷没觉着“牛逼”这个喊声有什么不好，在那个奋发向上的年代，没有人会把它与畜类生殖器官扯在一起，它反而是一个声频记录，闷声闷气地像低音重炮里发出的美好记忆。

你马上去问老金关于1995年，老金还会说：“国安年、申花运”，意思是北京国安创造了1995年，只不过运气在申花。老金不算夸张，北京国安队那年就像一个激情四射的京城帅小伙，让人着迷。

那一年发生了好多事。

最后一场比赛2比1胜宏远，全场人都在先农坛球场燃起了打火机，莹光闪闪的，不时响起一次性打火机燃烧过度而炸碎塑料机壳的声音；球场外老字号的“南门涮羊肉店”彻夜未眠，警察调解了二起小纠纷，说：“再闹，再闹明年不让你们看球。”

第二天一早发生了一件事，胡建华、郭维维、谢少军、吕军头一个来到队中，齐刷刷向全队鞠了一个躬，因为他们每人分得一套房子，无比感动的样子。因为原本分房子的只是曹限东、高峰、谢峰、符宾，老金连夜给老板李士林吁请，“一定要再奖励那四个老的。”

一共8套房子，按照国营单位“福利分房”的办法分红。

老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活得这么老实，年底他被请到浙江大学做报告，就是后来金庸经常去做报告的那所大学。他挥舞着手对学子们说：“你们是21世纪的栋梁，把腰挺直，中国人不怕外国人。我们做的还很差就得到你们这么热情隆重的支持，我们很不安，等我们屹立于世界先进足球之林时，再祝贺我们吧！”挥手之间，他老人家没想到中国足球屹立于世界先进足球之林的日子还太遥远。

国安的绿球衣卖火了，40元一套还要排队，正版的国安下属的小公司“国安新航线”制作，在西单销售的盗版球衣则满地开花，二者交相辉映。

王军在俱乐部会议上驳斥了“保6争3”的提法：“要争就争第一”，李士林、老金、杨祖武、胡建平频频点头。“国安永远争第一”如此出台。

[1996年，高峰和那英的事情最先是由香港的报纸捅出来的，伍绍祖就打电话给王俊生，王俊生再打电话给金志扬，金志扬再打电话给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