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还不知道泽宁是否有趣，这一点对我比较重要，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甚有趣的人，再跟一个不好玩的人呆着，肯定就会连连打呵欠。

但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认路比有趣更重要，我有一个屡教不改的毛病，就是永远不认路。因此，一听泽宁说跟我一块去看画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下不用发愁认路了！

（在南宁的时候，我常常到文化大院去，结果有一次竟在院子里迷了路，急出满头大汗还转不出来。到了北京，住在东四十条，到雍和宫旁边的戏楼胡同上班，骑车最多只需二十分钟，但每次只能走北新桥的街道，如果有一次走了胡同，一定就会在胡同里迷上四五十分钟，然后出现在东直门大街上，看过门牌号码，确认是东直门大街之后，才能找到雍和宫，已经试了两三遍，每次都是这样。）

我的脸上绽开了欢欣的笑容，就像一朵盛开的鸡蛋花，既纯洁又由衷。

我们到了中山四路，一看休馆，就决定就近去广州图书馆看我的大学同学，大学同学还在等签证去法国里昂，等得愁眉苦脸的。看过了同学出来，我掏出了地图，决定去六榕寺和光孝寺。

光孝寺里很安静。

我想起一个新近成为佛教徒的朋友说过的话，他说：佛教是所有宗教里最高级的，现代派根本不行（八十年代青年不论谈什么都要扯上现代派）。我觉得这个话题比较有趣，就问泽宁：佛教高级还是基督教高级？问过之后我又感到有点抱歉，觉得这样的问题实在是为难了本厂的美工，有点过份。

不料泽宁却是水来土挡，不加思考就说出了一套又一套的，让我觉得他特别有道理。

接着他就说起了《圣经》，他两岁的时候曾经背圣经得过奖，当时是在上海。他五岁时全家才从上海迁到广西，他父亲曾经留学德国，是心脑血管专家，母亲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他曾祖父的岳父是中国第一代传教士。

我觉得这些东西甚奇怪，像一些看不见的饰物，挂在了泽宁的前胸后背，东闪一下，西又闪一下，使泽宁看起来像稀有动物一样新奇。

他真的像稀有动物，只有在上海这样殖民化了的城市才会产生，两岁就背《圣经》得奖，在广西打死也找不出第二个，在全国也不会有很多，最大胆的估计也不会奖一百个，全国的大熊猫还有三千余只，可见泽宁比大熊猫珍贵多了。

在后来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更多地把他当成一部百科全书。

在八十年代我崇尚知识，对动物缺乏兴趣，泽宁正好就是那种从小就看了很多书，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了皮毛的人。

最令我吃惊的是当我告诉他我五岁就自慰的时候，他眼都不眨接口就说：我明白，那你是某某快感型的（某某快感是一科学用语，但它涉及了人体的隐秘部位，会让一些人看了受刺激，故以某某取代）。他又说：除了某某快感型还有某某快感型，幼年期自慰的比率是多少万分之多少（现在我完全记不住了）。

这种从容的态度和精确的数字完全镇住了我，在我各个阶段的男友中，此前和此后，从未有任何一个人达到如此通透的程度，大多数人大吃一惊，感到不可思议不相信是真的，以为只是我的虚构。少数人则将信将疑。

第一次发生在深夜。

在深夜里我总是盼望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像戏剧一样冲突，又像戏剧一样发展。

一切如愿以偿，雨水从天上落下，花朵张开了花瓣。

某日晚上十二点，我们从明园酒吧喝了鲜桃汁出来，四周悄无声息，泽宁陪我一路骑车回图书馆宿舍（当时我尚未搬到电影厂招待所），明晃晃的月亮一路悬在我们的头顶，所以到了楼道就像到了地洞，一片漆黑。

我们像猫一样在黑暗中走上了四楼。

同住一个套间的学日语的女孩已经关门睡下，图书馆向来有早睡早起的好风气。此时已经是万物沉睡，我觉得开灯就像扔炸弹一样惊天动地。我把窗帘拉得大大的，让满窗的月光漏进屋。

月光浓稠，质地优良。

我让泽宁坐在我的藤椅上，我坐在床沿上，我的脸对着窗口，月光和阴影在我脸上交替浮动，泽宁的脸则是一团深灰，在深灰之中又有两粒黑亮，那是他的眼睛。此外他脸上是什么表情则完全看不见。

在阴影中深灰说：蛛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