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充分揭示这种女性的悲剧宿命，林白还在小说情节发展之外，插入一段对女诗人余君平生存状态的描述：才华横溢的余君平一直未能引起文坛应有的重视，占据应有的地位，“只因年纪大不够好看”。“在这个遍布着男人目光的世界上，一个不好看的女人要取得成功真是连路都没有，文坛更是一个好色的文坛。”孩子的降生使余君平变为“一个比真正的袋鼠好不了多少的丑妇”，而她的诗人身份则隐退了，的确，在男性文化构建的价值体系中，一个女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的年轻、美丽、纯洁，这种必备的美好特征是几千年来男性追慕女性的唯一理由，也是现实生活中男性对女性的期望和价值评判标准。这种以年轻貌美为重的女性价值尺度作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长存于历史长河之中，已成为男权中心社会中男人、女人共同遵从的常规文化、心理。在商品社会里，这种以年龄和色相来衡量女性价值的陈规陋习愈演愈烈，一个不再年轻不再美丽的女人，只能在作为“母亲”的角色认同中寻找到价值的支撑点，她的诗人身份或者其他作为社会人的身份，则被轻描淡写地抛置到世俗的价值取向背后。
二、物质时代：都市女性的尴尬处境
林白写作的特征之一，便是对当代生活的极度明敏与准确把握。9０年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潮便是急剧推进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的历史进程。不管你是否愿意，中国人已陷身于物质时代的欲望之海中。物质时代愈加赤裸地暴露了其男权社会的本质，其价值观念体系的重建，也仍然以女性的牺牲为代价。作为都市女性，她们既是欲望之海的主体与推进者，同时也无可回避地成了商业化的对象。《说吧，房间》正是通过艺术化地展示女人真实的历史境遇，对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进程进行了抗议性参与，它以对男权文化声讨的、解构的、颠覆性的女性话语，凸现了女性在当代都市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困窘境况。
对尚未失去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身份的林多米来说，“令人疲惫的婚姻家庭和工作就像沙暴一样来势汹汹”，“不光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感受也是如此。割碎它们的是菜市、厨房、单位、工资、睡眠不足和体质下降”。在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林多米对性生活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兴趣。女性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职业妇女，她必须参与男权社会的角逐，与男人承担同样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男权主义的女性价值观，又要求女人必须成为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操持家政，在极其琐碎的家务劳动中担任主角，这种双重角色使女性陷入在夹缝中挣扎的两难境地。“家”曾是历史为女性指定的社会位置。女性原没有参与创造主流历史的权力。她们的智慧与灵性只能在“家”这个舞台上施展，这无疑是女性的悲哀；而另一方面，“家”又使女性理应得到男人的关照和庇护，避免社会上的各种竞争与厮杀，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又是女性的幸运。特别是当历史走到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受到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的“铁饭碗”不复存在。女性直接面临着生存的困惑时，“家”哪怕再平淡再无聊再琐碎，它又何尝不是女性赖以耕耘收获的最后一片园地呢！然而，置身于商业化都市漩涡中的现代女性，她们的家庭同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任何一种外力都能轻易地击碎婚姻之瓶。为了自尊为了爱为了女性的自主意识而离婚的女性，过去当她们走出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还能用事业成就的理想来标示自己存在的意义，但处在物质时代的离婚女性，却无力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失去公职，把这些女人抛进维持人类最基本需求的艰难处境中：生存、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这生存的困窘艰辛需要女人独自去承当。而令女人颇觉尴尬的是，她们“可以选择的养活自己和孩子的路，其实没有几条”，“即使把嫁人也看作一条路，也找不到一个既情投意合又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同时又没有结婚还要能容纳孩子的男人”。当林多米一次又一次寻找工作被拒绝，当南红身患盆腔炎，孤独地躺在床上，任长发里的虱子恣意纵横时，我们不禁要问：物质时代究竟给女人带来了什么？女性解放进程是前进了抑或是后退了？
《说吧，房间》毫不犹豫地把它的女性人物抛置在深圳这样一片都市热土，让它的主人公面对物质时代对女性的塑造、挤压和扭曲，直接感受来自灵魂和肉体的深切痛苦。在深圳，“拥有女人就像拥有房子和汽车一样，决不是什么虚荣心，而是一种身份，是成功男人的标志”，“女人越年轻、漂亮，气质越好，档次越高，种类越多，更换越频繁就越是成功”。没有金钱没有大哥大和轿车作为必要道具的男人，在女人眼里“根本就不是男人”，“深圳的大多数女人在接受一个男人的开始，总是收拾好自己，坐上一辆由男人开来的车，去赴一次晚餐”。在商业文化结构中，女性特质受到严重污染并发生可怕的畸变，那种貌似新潮潇洒的生活方式，实质是彻底抽空了女人的主体性，让她们自觉自愿沦为物质化、商业化的对象。女人本身具有交换价值，年轻、美貌、气质、品位都可以标上价码，去换取等值或超值的物质享受和所谓的成就感。男人注重女人的品位、气质就像文物鉴赏家注重收藏品的品相、年代一样。这种角色规范何其腐朽，是经过精心包装和翻新的女性耻辱，散发着千年不散的糜烂气息。拥有金钱和地位的“成功男人”，他们占有享用女人的“性”，魅惑驱使女人的灵魂，看上去是新一轮始乱终弃的封建俗套故事，所不同的是，在物质时代，这种男女之间的追逐或遗弃，增添了某种用金钱装点的时髦浪漫，而摆脱了封建时代儒家精神的道德约束。在这场两性征战中，真正的赢家不是男人，而是金钱。让我们来看看南红的悲剧。这个热爱艺术充满热情的女性，在深圳这个特殊染缸里，很快成为到处举着珠宝推销、贪图享乐、好吃好玩的虚荣女性。她与各种各样的男性周旋，落入打情骂俏的圈套。为取得男人的欢心，她“把自己装扮成一只没有头脑的笨鸟”，无聊又轻佻，以此换取工作的位置和经济的“效益”。在她身上，纯洁与放纵、轻信与执拗、冷漠与激情不谐调地混杂在一起，令人想起《日出》中那个在肆意挥霍和发泄中逐渐沉沦的陈白露。这是一出乏味的闹剧。千百年来，女性的社会地位依然没有真正地提高，要获得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她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林白书写着女性的创伤体验，为她们呐喊为她们哀愁，在不期然间，又消解着关于女性在社会“进步”中彻底获救的“叙事”。
三、浮华爱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
急剧变革的9０年代，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都失去了效用，在非人化的大都市，女性除了面对金钱的诱惑和生存的困境，还要经受两性之战带来的无言创痛和辛酸。林多米在婚前曾与一名男子有过一夜“大火一样燃烧”的激情，事后男子迫于某种特殊原因飞往国外，从此音讯全无。林多米独自承担偷吃禁果遭受的惩罚，不仅打掉了腹中暗结的珠胎，也打掉了她对爱情、婚姻的全部希望。与闵文起的结合，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出于功利的考虑，可以通过婚姻这个跳板改变环境。林多米渴望一种水乳交融、灵与肉都得到升华的性生活，这一幻想却被丈夫形同兽类的粗鄙性欲击得粉碎，离婚后的林多米对一位独身男人许森产生了隐秘的性渴望，却囿于传统的道德规范不敢放纵自己，当她求职遭受打击带着自虐的狂想寻找许森时，却被冰冷的墙挡在屋外。林多米的情欲追求又一次失落了。当女人最需要爱和帮助的时候，所爱的男人总是缺席。林多米只能在对孩子的爱里寻找最后的慰藉。当孩子病重的消息传来，林多米再次遭到重击。那个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女人上吊的意象，是否预示着林多米无法承受的结局呢？就南红而言，她“不能停止对男人的爱”，这里也许有几种含义：对男人从物质到精神的依附；对现代爱情的幻觉；对男性与生俱来的隐秘欲望。正是由于这种不能停止的“爱”，老歪用早茶、晚饭以及适当的“效益”的铺垫就赢得了她的身心；老c，一个懦弱而猥琐的有妇之夫，居然异想天开想让她为他生个儿子。南红从一个男人漂泊到另一个男人，遭受一次又一次被欺骗、被叛卖的命运。男人总是不辞而别，他们带走的是一次艳遇、一次可资炫耀的生命之旅、一点良心的刺激不安或忏悔。而逼近女人的则是那些“隐形的针”，那种刻骨铭心的惨痛体验：未婚先孕、流产、背叛和哭泣。女人“爱”的代价是巨大的道德压力、心理折磨和血的付出。因宫外孕大出血而死去的南红，让我们看清了当代浮华爱情的残忍本质，它对女性的掠夺与戕害。
也许，在物质时代，对爱情的奢求本身就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乌托邦。那种至死不渝让灵魂和肉体都沉醉其中的传奇式爱情，原是女性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时代，以最高频率声嘶力竭叫嚷着爱情，爱情却早已廉价贱卖等同于性。性在这个时代无所不在，成为男性进入世俗享乐生活的最后仪式。而对女性来说，“爱已无法到达灵魂，此岸和彼岸已经中断”，“爱就是不爱，灵就是肉”1。这种对爱情的失望与无奈，再次表明了女性在两性对抗中所处的被动、落寞的尴尬境遇，失去爱情的女人，那种凄凄惶惶无家可归的漂泊感，那种个体生命丧失精神寄托和心灵归宿所呈现的无助心态，也许正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景观吧？
不难看出，在《说吧，房间》里，林白自觉地“冲出沉默的罗网”2。对女性当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遇进行了一次直面与开掘。在她的笔下，处处流动着女性主义批评所倡导的“愤怒的欲望”，这种“愤怒的欲望”无所不在，不但表现在浓墨重彩抒写女性的困苦和焦虑上，而且也同样表露在女性作家已不再将其女性人物获救的希望寄托于男人或“进步”。从而使其文本从自身的视角被纳入女性主义批评之中，而不必依靠额外的添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