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薛纪跃翻过一遍，他希图在某一页上能看到一段文字，恰好回答着他心底的疑虑，然而……没有；不但这本书上没有，他翻过好多本书，都没有；他也曾试图去请教那些有可能为他提供答案的人，可末了不是碰了钉子，便是他自己话到了唇边又吐不出来……
薛纪跃这一茬人，顶着初中毕业文化水平的名儿，实际上连小学也没有上完；他们刚上到小学三年级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小学里混到1970年，然后到中学里转悠了一圈，便打起行李卷上山下乡了。原来薛纪跃是分配去插队，薛师傅费了好大劲，走后门把他换成了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图的是兵团管得严，免得薛纪跃学坏。
薛纪跃所去的那个连队，确实管得严。薛纪跃被分配在大食堂干活，现在回忆起来，那好几年的日子怎么就像一整天似的——漫长而单调的一天。后来有一个跟他一个团但不在一个连队的战友，跟薛纪跃同届的，近两年成了一个挺走红的诗人。薛纪跃偶然看到了他在杂志上登出的组诗，不禁惊讶这位战友怎么能从那段生活中发现那么多的诗情画意，而且组诗的最后一首叫做《我要归去》，以激昂的感情倾诉着对曾是兵团的那块土地的思念，并表示要立即回到那里去——“让我的灵魂成为你的音符，溶化于新时代的豪迈旋律！”那当然完全是一种真诚的精神升华，不过，写出这种诗句的诗人也当然绝没有真的把户口转回去——薛纪跃在商场遇见了他，他拿到了一笔可观的稿费，正打算买一架星海牌中型钢琴。
薛纪跃一点也不羡慕这位兵团战友。他觉得他们从来就不是一种人，因而用不着去同他相比。兵团里还出了另外一些人才，有后来考上研究生的，有成了著名演员的，有写出整本书来的……但薛纪跃知道，那些战友的父母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有党内的知识分子（还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有党外的知识分子，学校停课了，人家家里没有停课；薛纪跃这号的市民子弟带到兵团的木箱里只装着薛师傅、薛大娘这种市民家长为他准备的换洗衣物和日用杂品，而那些兵团战友带到兵团的行李中有整箱、整捆的书。当年在兵团搞宣传、写材料、参加文艺宣传队的编写演出的，其中有一些是他们；前几年在报上、刊物上发表作品对那段生活进行无情揭露、深刻反思的也多半是他们;而近来迸发出强烈的回归情思的，又有一些是他们……他们有着一种精神上的优势，在兵团的几年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宝贵的体验，他们从而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本。但他们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绝大多数的还是薛纪跃这类的青年，几年的兵团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荒芜，使他们本来就不丰腴的灵魂变得更加贫瘠。
几年单调、枯燥的兵团生活中，有两件身外事给薛纪跃留下的印象最深。
一件，是在伙房里收拾鲜鱼时，视觉上所受到的强烈刺激。他们连队附近有一个水泡子，水泡子里有一种鱼，能长到一尺来长，有点像胖头鱼，可没那么肥实。当地的农民都不吃那种鱼，据说他们有一种迷信心理，认为吃了那鱼不吉利。连队后来实在没有荤菜吃，连长就发动兵团战士们破除迷信，撒网打那鱼吃。网上的鱼送到了伙房，薛纪跃负责收拾那鱼，剖开第一条以后，他看见那鱼从嘴巴到肠子根里，寄生着一种白乎乎的绦虫，让他禁不住一阵恶心；他以为那不过是碰巧了，谁知剖开第二条、第三条……每一条鱼肚子里全寄生着那样的绦虫；他拒绝再剖下去，并建议不要给大家吃那些鱼，谁知连长却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鱼肠扔了就是，鱼肉照样吃！”
薛纪跃回到北京以后，直到现在还怕吃鱼肉，他一见到鱼，就不免立即联想到那些绦虫，有时他在噩梦里，还会被蠕动的绦虫吓得叫喊起来。
另一件，是连队里的一对老兵团战士结婚。连长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大家胡吃海塞了一顿，喝了整整一打白酒。第二天一早，那新娘子找到连长告状，告她的爱人，什么罪名呢？她气愤地对连长说：“连长！他……他昨晚上要跟我耍流氓！”连长先是愣住，随后便忍不住仰脖大笑起来……这事半小时内便传遍了连队，薛纪跃也随着大伙哄笑了一阵，但笑完了他心里也怦怦乱跳。说实在的，对这男女之间的事情，他的无知程度与那位新娘子其实相差无几……
在许多年里，我们对青年人实际上是进行着一种清教徒式的教育，“文化大革命”当中这种教育方式达到了巅峰状态，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一大批社会科学学科固然早经取消，到后来连对青年人进行必要的生理知识传授也没有了，这就导致了三种结果：一种是反而造成了一部分青年人因为性放纵而堕落；另一种是造就了一小部分真诚的性封闭、性冷感的无知、畸形青年，那位认为丈夫的爱抚是“耍流氓”的兵团新娘，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第三种是绝大多数，他们只好靠着本能、靠着揣测、靠着长辈及过来人的暗示，从混混沌沌逐渐朝明白处摸索。当然，许许多多的人最后都无师自通，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了，不过也有一些人在摸索中受挫，形成心理障碍，又找不到办法排除，于是便会陷于深深的苦闷与惶惑。
此刻的薛纪跃，恰属于第三种人中的后一类。
……那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兵团已经土崩瓦解，薛纪跃也已办妥了回城手续，在一个风雪之夜，纯粹是出于女性方面的主动，薛纪跃陷入了那种事里，但他没有成功。这次惨痛的失败在他心里留下了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
那件事，当然纯属他和她个人生活中最最隐秘的部分。至今他不怨她，相信她也不会怨他。当然他愿今生今世再不与她相逢，相信她也抱着同样的愿望。他将永不说出她来，她也将永不说出他去。
然而这件事却给薛纪跃带来了永无休止的自疑、自卑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反馈——强作自信与强摆男子汉气派。
粉碎“四人帮”以后，爱情恢复了它在社会生活中和思想言论中的正常位置，《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这类小册子应运而生，大受欢迎，也解决了不少青年人的不少问题；然而对薛纪跃这种心态的青年人进行心理治疗的紧迫性，似乎尚未被普遍地认识，或者感觉到了，而又迫于一种世代相传的习俗不能有所行动——据说，清朝的小皇帝大婚前还要到喇嘛庙里看“合喜”金刚，以接受这方面的启蒙教育，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为薛纪跃这样的社会成员，提供方便而可靠的咨询方式呢？
此刻站在新房的五斗橱边的新郎薛纪跃，只觉得心里头往外涌着一种异样的滋味，那似乎本是这个日子里所不该有的……
他抬眼望着挂在五斗橱上方墙壁的16英寸着色结婚照，那是在潘秀娅他们照相馆，动用了最好的人力和最充分的物力，经过反复布置、摆弄才拍成的。披白纱着长裙、怀抱花束的潘秀娅，满脸洋溢着真正的幸福感，而西服革履、油头粉面的自己呢？现在望去，那份自豪和自足的劲头却透着虚伪……
其实他才25岁，何必那么着急？潘秀娅也25岁，她那个25可比不了自己的25，她着急，她抓住了“牌子不硬，可好赖是四喇叭”的货色就不撒手；自己多半是在一种古怪的心理状态下才顺势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要向各方面，向自己，证明薛纪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男子汉……
“嘿，哥儿们，发哪门子呆哪！”忽然响起一个粗鲁的声音，薛纪跃转回身去，他看见一个粗短的身躯，一张粗俗的面孔，不禁一惊。
来的那个人是卢宝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