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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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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老印吧!不过……什么好不好的,思想不思想的……说实在的,今天遇上了你,这么一聊,倒也挺解闷儿的!”

“那咱们以后常联系!”

大堂里忽然改变了照明方式,总体上暗了下来,四壁却闪烁起钻链般的瀑布灯,一角的透明观览电梯也缀满星星般的小灯,在上下滑动中平添了更多的豪华气氛;而服务小姐又往桌上送来了蜡烛盅——那是蔚蓝色的雕花玻璃圆盅,里面有半盅水,水上漂着一个圆丘状的蜡饼,点燃后,透过盅壁发出梦幻般的幽光……

“是吃晚饭的时候了……怎么样?一起去吃天伦阁的法式自助餐,或者,到地下一层的美食街去吃点简单的?当然,还是我请你!”

印德钧坚辞。

他笑:“你是不是怕我太破费?……这种地方,确实宰人!实话实说,像我这样的,一般也就只能在这儿的地下美食街吃吃,再偶尔吃吃自助餐罢了,那点菜的餐厅,如不是有人花公费请我,还真不敢往里头迈!……”

印德钧也笑:“你请我在这儿坐了、喝了……就挺好!我也就知道,你小子今天混到了什么份儿上!……你我就都别画蛇添足啦!”

他就打手势招呼服务小姐:埋单。

11

他和印德钧在饭店风雨廊握别。印德钧去存车处取自行车,他等出租车开过来。

一辆出租车开进风雨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车里钻出的人已经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臂:“……您别走啊!”

定睛一看,是闪毅。

“呆了一下午啦!腻啦!该走啦!”

“别,别……”

“你怎么回事儿?”

惊异中,闪毅已经将他引回了前堂:“我好不容易遇上您!……好不容易,这么巧……这里有天意!……今晚上,我得把别的事都推了!……我老早憋着,想找个人——就是您,跟您一吐衷肠!求求您!……来来来,先跟我到我那儿!”

他很不高兴,甚至有些气恼——“吐衷肠”?我又不是你的“接呕袋”!这些个暴发的青年!

可是又在不知不觉中随闪毅已经来到了电梯门前。他望到闪毅的一双眼睛,那眼光里流泄出的一股真稚之气让他心软了。

“我还没吃饭呢!”

“我也没有呀!”闪毅脸上放着光:“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那也算个问题吗?”

“我还有我自己的事!”

“我看出来,您今天晚上没别的什么安排……再说,这也就是您自己的事!”

……不由分说,闪毅把他带到了706。

12

……是呀,“雍叔”听着太像“庸俗”,“望辉叔”又太拗口……您呀您的也太矫情……就称“你”吧……这样也方便我的叙述,写小说不是要重视“文本”吗?就是叙述策略,对吧?不过,别误会,不是我想写小说,跟你来讨教,也不是求你:我给你讲这些个素材,你去写吧,为我树碑立传,或者,用你的笔,抒我的情,出我的气……都不是,可我又忍不住,在大堂遇上你以后,心里面,真叫……如获至宝!也是老天安排,让我忙完一趟事,刚回来就扑上了你……你为什么那么冷冷地看着我?……你吃饱了吗?不够,再让他们送些来,我平时如果不交际,大都是这样,打电话让他们送餐进房,但多半只是要这种“公司三明治”,就着饮料,一边看报呀,翻翻杂志呀,也就营养齐全了……你不习惯?……

……你看,我把电话拔了,我希望能跟你,畅畅快快地谈一谈……说实在的我的灵魂很不安静,甚至可以说,很骚动!……我现在究竟在搞什么?这是个什么公司?我不想马上说这个……我想说什么?我忽然很怀旧!对对对,我才三十出头,“如今三十岁的人也怀旧?”你的疑问对其他许多三十多岁的人也许合适,对我却不然——我偏偏怀旧,有很重要的理由怀旧!

……是的,你没记错,那是一九七五年吧,搞“向阳院”,我是“向阳院儿童委员”,那一年,我才十二岁。当然,那时候我们虽然居住在一个大院里,甚至住在同一座旧楼里,可是,你不会特别注意我,我也不会特别注意你,我们各自的生命,顺着不同的沟渠流淌……可是你应该记得,我是跟我姥姥,一起住在那座旧楼的三楼上头的,三楼尽东头的那两小间,原是旧社会阔人家当储藏室的……对,那个高高瘦瘦,总穿着很旧的衣服,可又总显得异常整洁的老太婆,“地主婆”,你算说对了,你还记得!……

……“地主婆”,那怎么没让“红卫兵”轰回农村去?说起来,是托了我父亲的福。我母亲是你们单位的,父亲不是……说来也巧,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吧,“红卫兵”运动刚起,他们刚刚走上街头“破四旧”。那一天,父亲骑车路过西单,一群红卫兵正在砸商店的大招牌,自然是属于“四旧”的招牌,好多的路人围着看……忽然有红卫兵往人群里扔油印的传单,传单上印的大概是些“勒令”,就是让大家,各个商店什么的,自觉地把属于“四旧”的东西消灭掉……什么是“四旧”?你为什么打岔?是的,也许,现在比我们更小的一茬,他们多半答不出来了……我,唔,试一试,旧思想,旧意识,旧风俗,旧习惯……对吗?不要打岔,对我来说,那天,是个很大的悲剧,因为,红卫兵一撒传单,我父亲就很积极地跳起来接,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长大以后,想象过很多回,甚至还到西单的大街上,去实地设想过,如果拍电影,或者电视剧,该怎么处理,才能合理?那其实是很难合理的。可是,那天出现的事实是:在人群的掀动中,父亲跳起来抓住了一张传单。但也就在那一刹那间,他摔倒了,并且恰巧就有一辆吉普车开过来,刹住车时,父亲已经在轮下……是一些红卫兵把父亲送到医院抢救的,并且通知了父亲单位,单位又通知了我们家……抢救无效,父亲死了,他死了,右手还紧紧攥着那张“破四旧”的传单。这个细节让当事的红卫兵很感动,他们要求父亲单位定父亲为“因公牺牲”的烈士,单位照办了……父亲的死,确实不是轻若鸿毛,对我们家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因为有了他的这个牺牲,急风暴雨地往乡下轰“逃亡地主”时,就没人来轰我姥姥,尽管有人知道她的成份是地主……

……我因此得以在姥姥身边长大。父亲死于一张传单时,我才三岁多,我对他几乎没有任何鲜活的印象。我对母亲的印象,也始终不清晰,因为她确实是继承了父亲的遗志,起码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她狂热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在群众组织里当头头,后来又到“五·七”干校……我当“向阳院儿童委员”的时候,她还在干校,也许,你倒还比我更了解她……好,不去说我的父亲和母亲,要跟你说的,是我姥姥。

……姥姥很寡言。但她并不忧郁。她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为什么能当上“向阳院儿童委员”?不是靠“烈士子弟”的身份。其实,那时候,人们或者不记得我父亲是谁,或者提起来都撇嘴认为“不值”了,人们所记得的,主要是我们家阶级成份有问题,还不仅是姥姥该算“地主婆”的问题,我姥爷爷呢?他在监狱里,是历史反革命,并且,我舅舅,就是我母亲的哥哥,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你想我这是出身在一个什么家庭?你没印象吗?我母亲那么积极地投入文化大革命,可是后来还是被进驻的工宣队看成了一个“坏头头”,一打发到“干校”就是好几年……你在同一座楼里,居然没在意,是呀,我们跟你,没什么牵扯……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找上你,让你懂得,当年,就在你身边,一个我,一条生命,在默默地寻求,一种可能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那时候,按阶级成份划分人群,对待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缝隙。在学校里,我不能跟成份好的学生同座,跟我同桌的,是个女生,她出身是资本家,并且没有我那样一个说起来多少可以遮点丑的父亲,因此,她在班上就更受歧视。她叫吉向红。

……说真的,我倒很喜欢跟吉向红同桌。记得有一天,她穿了一件红毛衣来上课。那件红毛衣非常扎眼。不是红旗、红领巾的那种红色,而是一种在当时来说,显得多少有些个出格儿的红色。并且,那毛衣的领子,也挺不一般,是当时很少能见到的那么一种坠着两个小球球的样式……我就悄悄问她:“你妈妈给你织的?”她就悄悄告诉我:“唔,今天我过生日……”啊!她过生日!当时,学生是不兴过生日的,而她家还给她过生日!这让我想起了我姥姥,姥姥不管在哪一年,总是认认真真地给家里人过生日,哪怕那方式只不过是下一碗打卤面、蒸几个寿桃儿……我就更小声地悄悄跟她说:“我们家也给我过生日的……”一激动,我把我那铅笔盒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把铅笔盒送给了她——那是一个旧铅笔盒,是“文革”前出产的,铁皮的,印着彩画,画着很漂亮的一大束鲜花,那本是我妈妈用过的……它为什么没被当做“四旧”破摔?因为它上面,不知为什么印着一行这样的字:“把最美的鲜花献给亲爱的领袖斯大林!”是的,不是献给毛主席,而是献给斯大林,并且不是说“伟大的”,而是说“亲爱的”……这很奇怪吗?人生里,总有一些这类不典型的、不算太大、可是奇奇怪怪的事情……这个铅笔盒很让班上同学嫉妒,连班主任老师也总觉得它扎眼。可是因为有“亲爱的领袖斯大林”保佑,所以我也就总大摇大摆地用着它……我把它送给了吉向红,当做生日礼物,你想这是件简单的事吗?……我和吉向红的这些小动作,被坐在我们后面的同学注意到了,他们就开始打击我们……自习课上,事情发展到后面的同学,故意往吉向红的毛线衣上甩墨水点儿,吉向红哭了,我忍无可忍,就回过头,问他们凭什么欺侮人?!当然,差点儿就打起来……我冲出教室,去找班主任老师……班主任跟我还没走进教室,就听见里面乱成一团,有人笑,有人叫,有人拍手,有人跺脚……我们进了门,我一下惊呆了!……你得知道,那时候班上学雷锋,每一组发了一个大箩筐,是用来装拣拾的回收物品的……我就看见吉向红被装进了一个箩筐,横倒着,被这个一脚,那个一脚,踢得滚过来滚过去……现在我一闭眼,还能活现出吉向红那张闪动的脸上,那双眼睛里,简直要爆炸开来的,极度的恐怖……那一天是她十岁的生日。

这件事给我的刺激,是我在心里,狠狠发誓——我要拼命,拼命改变那打在我身上的“出身不好”的记号,我想我惟一的办法,就是比任何同学更努力地学雷锋……我在一个学期的时间里,便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你想起来了吧?连胡同里的宣传栏上,都贴上了我的相片,介绍了我的事迹,我最动人的事迹,就是全面照顾咱们院楼下那位光荣的退伍军人——我叫他潘大大——我不但帮他做几乎一切的家务事,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帮他倒尿盆……你当然记得他吧?你叫他老潘?你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令人尊敬的?他原是你们单位里管总务的……他一只眼睛里长了个“萝卜花”,一条腿有点跛,长得很像电影里的狗腿子,可是他却是个孤身的荣誉军人……开头,我去帮他做事,他还客气几句,后来,他习惯了,我如果偶尔没去,再去了,他就很不高兴……那座楼,现在也还没卫生间吧?大家都要到楼后头的公共厕所去行方便,大多数人家,家里都准备了尿盆,小便尽量就在家里……给潘大大倒尿盆,我确实觉得很光荣,但是,没多久,他就连大便也不去厕所了,我要倒的,也就不仅是尿盆了……

姥姥对我这样地学雷锋,没有任何评论,不但没有话语的评论,连表情上的评论也没有。比如说我们吃完了晚饭,我估计潘大大也吃完了,我就跟姥姥说:“我该帮潘大大洗碗去了。”姥姥便一边收拾我们的碗,一边平静地说:“去吧。”……有一天,我正做作业,院门外传来摇铃的声音,你想起来了吗?想不起?啊,你当时还没结婚,自己不起伙;凡家里做饭的都知道,那是收泔水的来了,当时收泔水的推着车,挨户收,收了运到郊区,支援农民养猪……姥姥就跟我说:“咱们的泔水桶实在太满了,一会儿我刷完锅,泔水没地方倒了……你快提下去吧!”我站起来说:“唉呀,潘大大的泔水桶恰巧也满了,中午他特别提醒我,今天一定要清桶呢!”说时,我的眼光跟姥姥的眼光撞到了一块儿,姥姥跟我一撞之后,扭过头,再没说什么。我犹豫了一下,就下楼,到潘大大那儿去了,他正站在门口等着我,很不高兴地说:“你耳背吗?都摇半天铃了!”我就赶忙去给他倒泔水……等我回到家,我发现姥姥摔倒在了屋里……姥姥骨折了,这以后,我再为潘大大做一切事,就更困难了,可我还是拼命坚持……我成了全区的学雷锋典型,学校里,再没有人从出身这个角度来小看我了。我为自己,在那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上,为自己争得了正面价值,挺不小的正面价值。姥姥卧床期间,我没通知在干校的母亲,我自己照顾她,在那些日子里,我竟能同时照顾楼上楼下两个大人,真是一个奇迹。姥姥对我很亲切,和往常一样,但她对我在学雷锋上所取得的成绩,仍不置一字评价,从表情上也看不出她是赞成,还是存疑。姥姥不久也就能下床走动了。

我当时所达到的一个高峰,便是成为了“向阳院儿童委员”。你还记得“向阳院”成立大会那天的情形吗?你几乎没印象了?当然,对你来说,那简直不值得记忆……我坐上了主席台,主席台啊!虽然我是坐在最边上……那天工宣队钟师傅亲自来主持大会,他介绍到我时,我站起来,向大家敬军礼。这时我就瞥见了那个坏蛋,就是一个班上,曾经坐在我背后座位上,往我的同桌吉向红的红毛衣上甩过墨水点的,并且后来又把她推到装废品的大箩筐里的那个家伙。他虽然出身比我好,可是那时候他不得不随着大家给我拍巴掌……我在主席台上,他在大堆轰的普通群众里头,我感到极大的心理满足……

……“向阳院”的活动,自然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成立大会上,马上就给大院里的“四类分子”一个下马威——挨着个点名让他们低头上台,当着所有革命群众,听“向阳院院委会”的《一号勒令》。这个议程,在我参加的“院委会”会议上,说得很笼统,我没想到,实施时,会弄成一个批斗会……而且,我原来以为,因为父亲是“烈士”,我又是“院委会”委员,不至于让我姥姥也“滚出来”,谁想到往台上揪“四类分子”时,还是厉声地把我姥姥吆喝到了台上。这时,我一瞥中,看见那个同班的同学,正幸灾乐祸地望着我,并且起哄地举拳领呼口号:“打倒地主老妖婆!”

……我受到的刺激,很难用语言表达。现在我总在想:为什么我明明是为了使自己,并且通过自己的价值提升,来改变我们家,特别是我姥姥的处境。结果却是,恰恰相反,特别是,我离姥姥,仿佛越来越远了,而在我的童年里,跟我相依为命的,只有姥姥。

……姥姥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记事以后,就没见过她激动。她从未大笑过,更没出声哭泣过。她流过泪,但泪水从不是哗哗的,往往只是一行泪,并且流到一半,便聚为一粒很大的、晶莹的泪珠,久久地停在她那高高的颧骨上,她也久久地不去拭去它……

……那天的“向阳院”成立大会散了后,姥姥脸上的表情与往日相比,没有多出或减少什么,她提起菜篮子,平静地招呼我,一起去买菜。

……但是,我得说,在那些个岁月里,我耳朵边,确实有一个“另外的声音”。姥姥发出那样的声音,大多是很自然的,言简意赅的。比如说,那时候,忽然时兴评《水浒》,又很肯定《红楼梦》,说是“一部阶级斗争的教科书”,我就借了《红楼梦》来看,似懂非懂。可是,我得承认,我的潜意识里,非常羡慕大观园里的生活。原来世界上,有过那么华美典雅的生活……有一天,不知怎么的,我问起姥姥,你跟姥爷结婚的时候,也坐花轿吗?姥姥就凑拢我耳朵说:“就跟《红楼梦》里写的一样……”这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姥姥再没多说一句,而我,那以后脑海里就无数次浮动起瑰丽的想象。原来,在我那罪恶的不良出身里,我的家族背景里,有过跟《红楼梦》里相通的,许许多多值得品味的东西!

……姥姥也有比较神秘的一面。比如说,春节前,她就总是要蒸出几宠又白又暄的大馒头,晾凉了,搁进筐里,盖上白布,走老远的路,给几户人家送去。这几户人家,并不是我家的亲戚。我也跟着去过几次。姥姥跟他们说,自己没别的条件,也没别的本事,祖籍山东嘛,就会蒸个正宗的山东馒头……人家就一个劲道谢,姥姥就说,这是我来谢您,人家就说不用不用,以后再别送来了……

……姥姥从不主动提起跑到台湾的舅舅。可是我记得,每当街道上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儿时,就会有管治保的,一般是好几个人,忽然在天都黑了以后,闯进我家,故意地,大声地,让左邻右舍都能听见地,一句挨一句地问姥姥,而姥姥这时,也就总是有问必答,并且,既不格外压低当然更不格外提高她的嗓门,语气从容而又平和——

“……你几个子女?”

“两个。”

“你儿子叫什么?”

“皮定边。”

“他在哪儿呢?”

“在台湾。”

“他什么时候去的台湾?”

“一九四九年八月。”

“他跟谁去的台湾?”

“跟国民党去的台湾。”

“跟蒋介石跑过去的?”

“跟蒋介石过去的。”

“他还活着吗?”

“活着。”

“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他今年才四十八岁。”

“怎么,你们还有联系?”

“没联系。”

“没联系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他还不到五十。”

接下去,来人往往便不让姥姥再说什么,而是你一句我一句地厉声批斗她一顿。姥姥低头站着,腰板却挺得十分的直,平静地等着对方终于觉得索然。

这种情况下,我母亲跟我,往往是呆在里屋,心里塞满屈辱,背上仿佛扎满热刺。

……我在这种环境里长大,我一心要改变自己和一家的不利地位,我用的算是“苦肉计”吧?我坚持一天给潘大大倒两次屎盆……可是我渐渐地,很自然地,开始不仅享受“学雷锋标兵”“向阳院儿童委员”的荣誉,而且,我学会了用我所争取到的权势,来报复我的宿敌……我逮住了一个机会,把那欺侮了吉向红的同学,当做参与“聚赌”的成员,给揪了出来,并且成功地召开了一次“向阳院”的批斗会。我执意要给那几个被揪出来的人挂上“反动赌徒”的黑牌子,居然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你怕早不记得这种“向阳院”里的闹剧了,可是,实跟你说,那一回,是我一生里,头一回体验到批斗会的魅力!……“反动赌徒”!不伦不类吗?我可是懂得了,你出身好也没什么了不起,无论什么时候,“坏分子”这顶帽子,或类似这类的罪名,总还是能罩到你头上的!

……可惜“好景不常”,“向阳院”没多久便不了了之了,因为粉碎“四人帮”了,社会价值标准,旋转着,变了……

……大概是一九七九年,我们家来了一个人,一个不认识的人,一个女的。我印象里是个老太太,可我母亲说那人其实不比她大多少。那时候我母亲自然也经常在家了。来的那人不说找我母亲,只说找我姥姥。她是谁?原来她是监狱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她来,是因为她退休了。她来找姥姥,是以私人的身份。她是来告诉姥姥,别再给姥爷写信了。因为姥爷早就死了,十年前就死了,是在劳改当中。因为大夏天里,水不够喝,他渴得难受,捧起脏水洼里的水,喝了几口,回去就得急病,没几天就死了,但是……她管收信,姥姥的信她都拆看过,她说半年前还收到过一封……她现在是自发地,来告诉姥姥,别写了,人已经死了,死了十年了……

……那女人还没走,我妈就哭开了,可是直到那女人走了好久,姥姥也还是没哭。当然她的表情很凄惨,让人不敢正视。她呆呆地坐了好久,然后,她站起来,走进厨房,开始和面,准备蒸馒头……蒸好两笼馒头以后,姥姥向我和母亲宣布:明天,要给那几个“好人”家里,送最后一次馒头!……我们这才明白,这许多年来,姥姥是到邮局里,不知用什么话语,打动了几位在那里头写信的老先生和老太太,请他们代笔,给姥爷写去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内容虽然都很简短,也极雷同,却细水长流,在此以前不曾中断……她用自己蒸的“正宗山东大馒头”报答他们,这很奇怪,还是很动人?……

……你为什么抖眉毛?如果是写小说,这是不是有点“缺乏情节的合理性”?我姥姥上过学的,她有一定的读、写能力,可是她却并不自己写信,她跑到外面找别人代写,这是为什么?……你不要推敲了,事实就是这样!问题在于,我还其次,我母亲后来有很厉害的良心自责,因为她并没有给她父亲写过一封信,哪怕是劝诫他好好服罪改造的信……

……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了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这给我母亲很大的启发,虽然姥爷已然不在人世,她还是非常积极地四处活动。她考证出:我姥爷虽然确是地主,并且确有国民党里的某种身份,但是他在乡里用自己的钱办了学校,给许多穷苦的学生提供了免费受教育的机会,其中有的学生,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当了不小的干部……抗战期间,姥爷拉起来的地主武装,确实是打日本鬼子的,跟八路军是友好的。他的一个副官,后来干脆就去当了八路军的军需,可惜后来牺牲了……抗战胜利后,他也没有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行为。共产党来了以后,他带头交田交地,还把私立学校也交出去,成了公立学校的第一任校长。那是共产党任命的校长嘛!……直到一九五四年,搞“镇压反革命运动”,他才一家伙成了“历史反革命”。母亲认为,姥爷也属于一个冤案,她甚至写了厚厚的书面材料,递到了什么地方,要求恢复姥爷的名誉……后来好像并未达到她预期的效果。不过,世道的变化,似乎很快也就无所谓了。因为人们不会再因为所谓出身问题,或你父辈祖辈的所谓历史问题而歧视你了……如果说,我们家原有的所谓“问题”里仍有让我们自己和某些外人牵挂的,那就是我的舅舅,不过那也逐渐不但不是一种锥心的耻辱与污点,反倒成了一种至少是有趣,乃至于值得重视的正面因素了……

……你听累了吗?今天你就在我这里歇吧……你先洗个澡。

……我很感谢你,终于留下来,听我说这些。我说这些干什么?……现在,我倒胡涂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地一吐为快?人,真是大怪物!

……什么?我姥姥还在吗?不,不在了,她去世有整整十五个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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