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养女婴

应华美协进社邀请，到纽约去讲《红楼梦》。www.mengyuanshucheng.com他们提供的是美国大陆航空公司的往返机票。2006年4月12日登机那天，到登机口一看，几乎全是洋人。坐下来环顾，发现不少洋人全带着孩子。再细看，呀，那些孩子怎么差不多全一般大，而且，竟全是中国娃娃。更仔细地看，那些婴孩应该全是女娃儿。携带她们的洋人，有的看上去是两口子，更多的则是单身的妇女或先生。从他们的肢体语言上，就能看出他们对自己携带的女娃非常疼爱，有的紧搂怀中，有的给坐在折叠小椅上的孩子喂水，有的则弯腰扶着小胳臂让其试步……

原来，跟我同机的，有一个不小的美国领养中国被遗弃女婴的团体，他们已经在中国办理完所有相关手续，正带着自己选中的爱婴，返回美国。

美国人从中国领养女婴，始于1992年。首批被领回去的，现在已经上中学了。目前这种从中国福利院领养去的弃婴，据说在美国已经累计达到六万多名。被领养的弃婴几乎全是女娃，有“中国妹妹”?之称。?

飞往纽约的航程里，我一直在琢磨，怎么那么巧我揭秘《红楼梦》，是从书里的秦可卿入手，而书中第八回末尾，就交代说，秦可卿本是一个小官吏从养生堂里抱养出来的女婴。当年的养生堂，相当于现在的福利院，当然，旧时代的养生堂(又叫育婴堂)黑幕重重，现在的福利院应该是一个健全的民政机构。但无论当年还是现在，这类机构所收养的弃婴，总不能长期留存在那里面，根据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让社会上具备一定经济条件和道德水平的人士从中领养，是中外古今这类机构惯常的行为方式。

看过英国19世纪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雾都孤儿》，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旧时代，西方的孤儿院(也就是育婴堂、养生堂)里的弃童过着怎样非人的悲惨生活。而他们被领养出去后，多半又会被当作童工驱使盘剥，只有希冀偶然的运气，才能终于脱离樊笼，回归到正常(实际上也就是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之中。在曹雪芹撰写《红楼梦》的那个时代，中国的养生堂也是暗无天日的地方，从那里抱养出去的孩子，男的往往是被当作学徒，女的往往成为丫头，命运稍微好些的，也不过是成为小户人家的养子养女。对于他们的来历，父母讳莫如深，他们长大后有所疑惑、察觉，都会非常地痛苦。就因为他们“来历不纯”，所以会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特别是婚姻、就业等方面，遭遇障碍，形成坎坷。

美国19世纪小说家霍桑的《红字》，虽然讲的不是养生堂的故事，但是书里的那个女孩珠儿，就因为她“不知其父”，“来历不明”，也就跟她那至死不说出她父亲是谁的母亲一样，每天身上必须挂出屈辱性的红a字，被示众、被歧视。这说明，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至少在一百多年前，血统问题仍是一个能制人于死命的严重问题。所以《红楼梦》第八回末尾的那段交代，说秦可卿是宦囊羞涩的小官吏从养生堂抱出的女婴，却仅仅因为跟贾府有些瓜葛，就嫁入到人人一双富贵眼睛的贾氏家族，成为宁国府三世单传的贵族公子贾蓉的正妻，确实是有悖那个时代常理的，不仅有悖那时中国的常理，也有悖霍桑、狄更斯笔下描绘过的，以往西方社会的常理。那确实是个值得探究的“症结”。

飞机上邻座的一位美籍华人女士，跟我谈起美国领养团，她说这些白种美国人会为所领养的“中国妹妹”安排很好的前程，送她们入名校，最后将她们输入美国主流社会。她估计再过十年，这些女孩中长大成人的，会组成“中国姊妹会”，她们会意识到她们在美国社会里是一个特殊的族群，她们会返回中国寻根(实际上现在已经有1992年抱养去的回来寻求“我究竟是谁”的答案)，会在美中各方面交流中起到某种特殊的作用。

飞机开始降落，舷窗外，已呈现出纽瓦克国际机场的鲜明轮廓……?

大娃娃心态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美国白人组成领养团，到中国福利院里抱养被遗弃的女婴到了纽约以后，我还经常跟那边的人士讨论。总的来说，每一位领养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特殊的原因，甚至是很私密的原因。但是，大体而言，他们有其共同点，就是出于朴素的人道考虑，觉得自己既然有能力，就应该做这种珍惜生命的事情。这跟一般美国人都信奉基督教新教派，持有宗教情怀也有很大关系。20世纪50年代，曾有很多美国人自愿领养韩国孤儿，六七十年代，积极抱养越南孤儿又形成一种风气。现在，尽管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中国生产的衣服和鞋子充斥在美国的各大商场，中国的家用电器也令美国人觉得物美价廉，但是，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严重，抛弃女婴仍是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某些福利院收容的女婴数量已经相当可观。而中国本土人士抱养这些女婴又并不踊跃，于是，一些知道了此种情况的美国人士，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自愿组合成了一批批的领养团，来中国抱养被遗弃的女婴。

我在赴美途中遭遇美国领养团，其中诸多镜头令我久久难忘。比如一位独身男士还为自己和女婴购买了头等舱的座位，进入机舱后立即布置成一个小小的游乐区，全身心地逗那女婴咯咯欢笑，他自己也高兴得像一个大娃娃。

大娃娃的作派、心理和情趣，是我接触许多美国人以后形成的一个总体印象。比如这次赴美“弘红”――就是弘扬中国的《红楼梦》――本来就是到华美协进社二楼的演讲厅里去讲一番我的《揭秘》，后来却通知我他们要与哥伦比亚大学合办，而且要把演讲的那一天命名为“刘心武日”。乍得知他们这个决定我真吓了一跳，毕竟我是中国人，从传统文化到革命文化在我意识里的积淀都很深，论资排辈也好，论功行赏也好，在哥大举办某某某日，怎么说也不应该轮到我头上，而且，我若接受下来，岂止是不谦虚，简直就是狂妄!但到头来4月15日还是搞成了“刘心武日”。上午我讲《秦可卿与贾元春之谜》，下午讲《贾宝玉和情榜之谜》，两讲前分别播放中央电视台录制的《一个人和一座城市――刘心武抚摸北京》上下集，设台面展示出售我的若干著作，散发关于我的创作简历和有关我《揭秘红楼梦》引发大争论的材料，张贴了一些跟我有关的中英文报道及照片。我发现，美国人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我们既然请来了刘心武，手中又有若干资源，而事前报名订票的人士又逾百人，何不大家高兴一番呢他们并不把“刘心武日”的叫法看得那么郑重，融注进那么多的内涵，就是一群大娃娃，聚在一起度过一个跟刘心武有关的周末，在嘉年华式的活泼气氛里，顺便地了解到一点关于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和关于一个中国当代作家的相关信息。

美国式大娃娃的心态，感染了我。出发前，一位友人叮嘱我：“你可是负有重大使命啊!”到了美国，我会见了华美协进社的社长、副社?长――?两位白人女士――以及其分支机构人会的双主席，来自内地的何勇和来自台湾的汪班二位先生。轻松交谈中，我就明白了，在纽约这个大都会，每个周末都会有无数的文化活动，且不说大都会博物馆和林肯中心里面，也且不说百老汇长街上的无数剧场和分布在各区的图书馆里，就是许多小型的文化场所，也有极其丰富多彩的安排。某处可能有关于柬埔寨吴哥窟的研讨，另一处可能有某部东欧作品英译本的首发式。华美协进社本身，也开展着多种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一楼的展厅里就正举办中国青花瓷精品展。来一个刘心武，讲两场《揭秘红楼梦》，而且只是用中文讲，不过是一滴雨水，落进浩瀚的大海里罢了。认真对待是应该的，但又何必把自己和讲座看得那么重要，动辄视为“使命”呢大家一起玩玩，寓文化传播于周末消闲，“刘心武日”无非是个小小的周末游戏。进入这样的心态后，我那天的演讲，意态轻松，挥洒自如，反而获得了异常热烈的反响。

那天中午，接待方引我去一处学生宿舍休息，路经大学绿地，看见一些从新泽西州开车来听我演讲的人士，在草坪上铺开布巾，席地野餐，以待下午我的第二讲，很是感动，也更有返老还童的欣悦。

夏志清捧场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弘红”次日，几乎美国所有的华文报纸都立即予以报道。《星岛日报》的标题用了初号字《刘心武哥大妙语讲红楼》，提要中说：“刘心武在哥大的‘红楼揭秘’，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他的风趣幽默，妙语连珠，连研究中国当代的泰斗人物夏志清也特来捧场，更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讲堂内座无虚席，听众们都随着刘心武的‘红楼梦’在荣国府、宁国府中流连忘返。”

我第一次见夏志清先生是在1987年，那次赴美到十数所著名大学演讲(讲题是中国现状及个人创作历程)，首站正是哥伦比亚大学。那回夏先生没去听我演讲，也没参加纽约众多文化界人士欢迎我的聚会，但是他通过其研究生，邀我到唐人街一家餐馆单独晤面，体现出他那特立独行的性格。那次我赠他一件民俗工艺品，是江浙一带小镇居民挂在大门旁的避邪镜，用锡制作，雕有很细腻精巧的花纹图样，他一见就说：“我最讨厌这些个迷信的东西。”我有点窘，他就又说：“你既然拿来了，我也就收下吧。”他的率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8年二次赴美，在纽约也是不少的文化界旧友新雨举办餐会，欢迎我和妻子晓歌。记得那回来的人甚多，以至餐馆包间的玻璃拉门都关不上了。在座的文化泰斗级人物有唐德刚先生，夏先生却仍不来“合群”。那次唐先生身子骨显得十分硬朗，谈笑时声如洪钟。但这回再赴纽约，要把周汝昌先生嘱交的《我与胡适先生》面呈唐先生时，接待方告诉我，唐先生竟已中风，行动语言不便，我只好惆怅地把周先生大作和两册拙著给华美协进社的何勇先生，烦他转递致慰。

夏志清先生只比唐德刚先生小一岁，这回赴美在哥大演讲的前一天，纽约一些文化名流在中央公园绿色酒苑小聚，为我洗尘。夏先生携夫人一起来了，他腰直身健，双眼放光，完全不像是个85岁的耄耋老翁。他不仅在中国文化方面造诣很高，英文写作在英语为母语的人士眼中也属一流，我感觉他已经具有熟练的英语思维，也具有了“美国大娃娃”的特点。席上他称老妻为“妈妈”，两个人各点了一样西餐主菜，菜到后互换一半，孩童般满足，其乐融融。

我演讲那天上午，夏先生来听，坐在头排，正对着讲台。讲完后我趋前感谢他的支持，他说下午还要来听，我劝他不必来了，因为所有来听讲的人士，都可以只选一场来听，一般听众是要购票入场的，一场20美元，有的就只选上一场，或只选下一场，两场全听，其实还是很累的。但下午夏先生还是来了，还坐头排，一直是全神贯注。

报道说“夏志清捧场”(用二号字在大标题上方作为导语)，我以为并非夸张，这是实际情况。他不但专注地听我这样一个没有教授、研究员、专家、学者身份头衔的行外晚辈演讲，还几次大声地发表感想。一次是我讲到“双悬日月照乾坤”所影射的乾隆和弘皙两派政治力量的对峙，以及“乘槎待帝孙”所表达出的著书人的政治倾向时，他发出“啊，是这样!”的感叹。一次是我讲到太虚幻境四仙姑的命名，隐含着贾宝玉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四位女性，特别是“度恨菩提”是暗指妙玉时，针对我的层层推理，他高声赞扬：“精彩!”我最后强调，曹雪芹超越了政治情怀，没有把《红楼梦》写成一部政治小说，而是通过贾宝玉形象的塑造和对“情榜”的设计，把《红楼梦》的文本提升到了人文情怀的高度，这时夏老更高声地呼出了两个字：“伟大!”我觉得他是认可了我的论点，在赞扬曹雪芹从政治层面升华到人类终极关怀层面的写作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