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到1957年，报刊上已经有文章批判《约翰·克利斯朵夫》，严厉指出其宣扬的是地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与我们所强调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相抵触的，不过那些批判基本上还是讲道理的。后来中、苏两党的分歧逐步公开化，再后来是文化大革命，大字报式的批判可就蛮横不顾逻辑了，连《牛虻》也扫荡了，遑论罗曼·罗兰的文字，傅雷也在那场浩劫中殒命。改革开放以后，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重新出版，我激动地去重购一部，那时我已37岁，读时依然心往神驰，不过也增添了许多的沧桑之慨。

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很少有读罗曼·罗兰这部篇幅浩荡的长篇小说的。一位女白领要求我把这部书的内容给她“速成”一下，我试制了“方便面”式的“提要”给她，谁知她略尝几口就对我说：“啊，原来主人公以贝多芬为原型，太古典了，那样的个人，承载的社会历史责任也未免太沉重了，读起来我会脑仁儿疼，还是读些轻松的成人漫画，更有利于我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之余润滑心灵。”我也不跟她讨论，只是更痛切地意识到，正如“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谓“一茬读者一茬书”。

不管别人怎么样，就我个人而言，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已经嵌在我的生命年轮里，再难消除。也无需消除，关于这本书，我不想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框架中去讨论它。书被我消化了，融进了我的生命。我对它心存感激，是因为它使我懂得了，我毕竟是一个独立的自己，我当然要努力合群，要尽力使自己于群体、他人有益，要有社会责任感，但自我的尊严、独立的思考、人格的完整、意志的自由，特别是内心深处的良知积累，是投入群体、交际他人的基础。这种铭心刻骨的“个人”感，不必称“主义”，却是生命中最可宝贵、不可出卖、绝难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