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既然出现了吁请站在穷人一边、抨击"媚富"的声音，可见在多元的格局里，如何确定写作者的价值标准，脚跟落下在什么坚实的东西上，确实构成了一个当下应该加以讨论的问题。

上面已经提及，我思考的结果是，写富人也好，写穷人也好，写中产阶级人士也好，写经济面目不清的自我或他人也好，都只是个选材的问题，如果写得不成功，各种原因之中，最主要的恐怕是没能进入到的本性之中。

的本性，其实在认知上，也从来都呈现着多元的见解。依我看来，"媚富"固然令人皱眉齿冷，"媚穷"也未必就可取。作家写出的文本可以不动声色，看不出倾向性；如有情感的倾向性，比如就同情心而论，能把同情心奉献给穷苦一方，不消说是好的。但正如上面已经提及的《红楼梦》，曹雪芹在被打击的穷丫头坠儿身上所表达出的同情，远逊于做过迫害尤二姐及若干亏心事的富婆王熙凤，你可以说，曹雪芹这样写可能在道德导向上存在一定问题，但在进入本性这一点上而言，他对王熙凤的塑造，应该说是达到了100的满分。

就我个人的美学取向而言，我最仰慕的，中国是曹雪芹，外国则是旧俄的陀思妥也夫斯基。

陀氏的处女作中篇小说，巧得很，题目就是《穷人》，那当然是"站在穷人一边"，其对穷人生存困境的同情，也是溢于字里行间的，但是，倘仅仅达到这个份儿，恐怕也只能算是一个良好的作品罢了，可是《穷人》却达到了优秀，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作品，它深入到了的本性之中——对人性的挖掘，它在描摹主人公的穿越穷困以及真诚的爱情向往时，也揭示了他心灵中令读者读来因不忍而颤栗的卑微。他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他的头一部长篇小说，题目也很直截了当，就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以为，光是这个题目，就值得我们一再体味，如果你真想同情自己以外的人，那么，说穷人其实并不一定准确，那些明明有工作能力，甚至身体比一般人还康健，却偏偏去做职业乞丐的穷人，你恐怕就很难站在他一边，给予他你宝贵的同情心；说失败者，也一样不一定准确，希特勒和江青都是失败者，怎么能站在他们一边给予同情？陀氏这"双被"的提法，准确极了。脚跟落在"双被"者一边，是一个至为准确的站位，体现出了作家向社会不公发出呐喊的艺术良心。但陀氏的了不得之处，是他在抨击、批判侮辱损害别人的富有者，对"双被"者给予充分同情的时候，还能撕开"双被"者那甚至是相当清白的灵魂，加以无情的拷问。这就是的"正经活儿"。

在《罪与罚》里，他更表达出"双被"者也应有面对自己灵魂、勇于救赎的精神，那样的一种令人不能不掩卷深思的沉痛吁求。陀氏有时也把富人当做作品的"一号角色"，比如《白痴》，当然那主人公梅斯金公爵是一个富人中的异数，他无论是在贫穷状态下，还是在突然获得大笔遗产暴富之后，都始终保持着孩童般的水晶心，这恐怕是作家以一己的理想虚拟出的人物，但因为该作品的叙述技巧很好，这一人物居然也还血肉丰满，有相当的"蒙蔽性"。不过统观这部作品，最令读者心灵颤栗的，可能还是那个退休将军的儿子，相对贫穷而不甘贫穷，在金钱的利诱下，灵魂如同麻花扭动般痛苦的、给害过自己父亲的现任将军当秘书的加利亚，陀氏对他的刻画真可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陀氏创作的最高峰是《卡拉玛卓夫兄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把一个最颟顸卑污的灵魂，给了一个似乎是几个主要人物里最穷、并且乍看上去也最符合"双被"标准的、老卡拉玛卓夫与最污糟的女性在最不堪的情景下所生下的那个私生子，陀氏是在引导我们超越贵贱贫富，去痛苦地探究人性的永恒秘密么？

要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割除腐败、组织好社会生活，使"双被"者不再"双被"，使为富者能仁，贫穷者能脱贫，说实在的，，加上其他的艺术门类，甚至再加上学术界的研究探讨，恐怕铆足了劲儿，所能达到的实效也毕竟有限。就而言，它的本性，恐怕还不是救世，而是净魂。这净魂的含义里，也不仅是灵魂的拷问与救赎，还应有生命诗意的开掘，与文字美感及丰富象征的营造——如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达到的。陀氏的作品里有一部《恶魔》，曾把旧俄的革命家们气了个仰翻，因为在那部作品里，陀氏把口称为民请命的革命精英，刻画为虚伪的权力欲者，这部作品在"十月革命"后很久都不能再版。这件事情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悟到，家的站在"双被"一边，那思路、方式与终极诉求，是可能与要彻底清洁世界的革命家很不一样，乃至发生抵牾的。

反省自己，在近20年的社会风云变幻中，也有踮起脚尖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跑动，以至瞎跑了步子的情况，但由于自己在大格局里越来越边缘化，也就越来越没有害怕"落伍"的焦虑，因此也就不再踮起脚尖喘吁吁地随潮，并在一再思考中，渐渐选定了自己的站位——落下脚跟，立马遍体清凉。当然，由于自己的青春期里没赶上好时候，自己运气又不好，学养见识都比较欠缺，尤其是，最根本的，自己的灵气可能先天就未必上佳，加上年龄逼近了花甲，在这个选定的站位上，究竟还能写出些什么文字，不敢自诩。只能对自己说：努力！同时，把自己的有关思考，写出如上，或许对某些人也还有些参考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