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索性完全传授了这个秘诀罢：口头上，可必须说是为了“爱”。

“苏俄的金钱”十万元，这回竟弄得教育部和教育界发生纠葛了，因为大家都要一点。（9）这也许还是因为“老婆子女”之故罢。但这批卢布和那批卢布却不一样的。这是归还的庚子赔款；是拳匪“扶清灭洋”，各国联军入京的余泽。（10）那年代很容易记：十九世纪末，一九○○年。二十六年之后，我们却“间接”用了拳匪的金钱来给“老婆子女”吃饭；如果大师兄（11）有灵，必将爽然若失者欤。

还有，各国用到中国来做“文化事业”的，也是这一笔款……。

五月二十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一期。

（2）《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者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参看《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这里的“改成中本”，指《语丝》从八十一期起由十六开本改为二十开本。

（3）《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时事短评栏有《北京城内的外国旗》一文，作者署名“召”（燕树棠），其中说到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国民军与奉军作战和段祺瑞执政府崩溃期间，北京“东交民巷界线以外”有人挂外国旗的事。文中空谈“条约法律”，把依附帝国主义的军阀政客和普通民众不加区别地一概斥之为“托借外国国旗的势力”，说这是“无耻的社会心理”的表现。

（4）红卍字旗当时军阀王芝祥等用佛教慈善团体的名义所组织的世界红卍字会的会旗。

（5）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关于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诬蔑死难的女师大学生杨德群说：“杨女士湖南人，……

平常很勤奋，开会运动种种，总不大参与。三月十八日她的学校出了一张布告，停课一日，叫学生们都去与会。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卫队一放枪，杨女士也跟了大众就跑，忽见友人某女士受伤，不能行动，她回身去救护她，也中弹死。”但事实上，当日女师大并未“叫学生们都去与会”，而是学生自治会向教务处请准停课一日。《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登有女师大学生雷榆、李慧等五人给陈西滢的辩诬信，说明杨德群平时“实际参与种种爱国运动及其他妇女运动”，当日与同学们一同出校，“沿途散发传单，意气很激昂”，揭穿了陈西滢造谣惑众的险恶用心。

（6）“直接或间接用苏俄的金钱”等，是陈西滢诬蔑当时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的话。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四期发表的讨论“节育问题”的《闲话》中说：“家累日重，需要日多，才智之士，也没法可想，何况一般普通人，因此，依附军阀和依附洋人便成了许多人唯一的路径。就是有些志士，也常常未能免俗。……他们自己可以挨饿，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呵！就是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也何尝不是如此。”

（7）山格夫人（m．sanger）通译山额夫人，美国人。自一九一四年起，她从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出发，积极提倡节制生育运动。

一九二二年四月曾来我国从事宣传。

（8）“有些志士”指那些反对节育宣传的人。如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晨报副刊》载署名怀素的《五千年之黄帝子孙从此绝矣》一文，曾引用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胡晋接的讲演辞，其中说：“最新潮流之结果，果如何乎。吾一推究之，不禁毛发森然，不寒而栗。盖其结果，乃一极凶之现象，即‘家破种灭国亡’是也。”“而又有山额夫人之制育方法，制育药品，以为其助缘。此种新文化，如不能普及，则亦幸耳。多普及一人，即灭此一人之种。多普及一家，即灭此一家之种。若真普及全国，恐五千年之黄帝子孙，从此绝矣。”

（9）关于教育部和教育界为“苏俄的金钱”发生纠葛，一九二六年五月中旬，北洋政府教育部以首都教育经费困难，特向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借拨十万元，并拟将此款按照预算平均分配给北京国立大学、公立中小学、教育部及其分设机关。而当时北京大学等国立九校教职员则反对这种分配方法，认为此款只能用于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因而和教育部发生纠葛。

（10）清末，我国北方爆发了以农民、手工业工人为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他们采用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诬蔑为“拳匪”。

义和团开始提出的口号是“反清灭洋”，后来一些领导人把口号改为“扶清灭洋”。一九○○年（庚子），俄、德、美、英、法、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织侵华联军，残酷地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并攻占北京，迫使清王朝于一九○一年九月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索取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就是所谓“庚子赔款”。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决定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

（11）大师兄义和团中较小的头领。义和团练拳，约以二十五人为一团，每团立一头领，称为大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