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本集子和《花为》，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7〕，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8〕。cc

〔1〕邵洵美（19０6—1968）浙江余姚人。曾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所谓唯美主义。他和章克标是《人言》周刊的“编辑同人”。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曾译载鲁迅用日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谈监狱一节，文末的“编者注”中攻击鲁迅的杂文“强辞夺理”，“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2〕“第三种人”一九三三年十月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文中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之外的“第三种人”，鼓吹“文艺自由论”，攻击左翼文艺运动。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指出这些所谓“第三种人”“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3〕施蛰存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作家。曾主编《现代》月刊、《文饭小品》等。他在《文饭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发表的《服尔泰》中，说鲁迅的杂文是“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

〔4〕杜衡（19０6—1964）又名苏汶，原名戴克崇，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曾编辑《现代》月刊。他在上海《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中说，“杂文的流行”，是文坛上“一团糟的混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短论也，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至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5〕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杂文和杂文家》中，说杂文的兴盛，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

〔6〕“死之说教者”原是尼采《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第九篇的篇名，这里借用其字面的意思。

〔7〕诗史意思是可以作为历史看的诗，语见《新唐书·杜甫传》：“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后也泛指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

〔8〕且介亭当时作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个地区是“越界筑路”（帝国主义者越出租界范围修筑马路）区域，即所谓“半租界”。“且介”即取“租界”二字之各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