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对孩子的教育最为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与人或环境相处和谐，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执著而不偏执，有健康的爱好。这些都比学习成绩好坏重要得多。

健全的人格包括：善良，努力，开朗，大度和拥有爱的能力以及爱的技巧。

一个孩子成绩再好，跟同学老师相处不好，为一分两分斤斤计较，每天成为学习的奴隶有什么好？我知道劳工会反驳我说，成绩好不代表其他方面不好。这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我认为其他方面好比成绩好要重要得多。

成绩好这个东西是没止境的。以前我小时候，每门课八十五以上就是好成绩了，现在的孩子呢？都竞争到九十九和九十九——最好门门都满分，次次拿第一。这正常吗？试问你一个成年人，能保证自己每次工作都百分百令领导满意吗？你成年人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要求孩子这么严格？

还有，第一名全班只有一个，全年级只有一个，全校只有一个，全国只有一个。你究竟要做到哪一个？人都是这样，对欲望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好了不行，好了以后得好上加好。到最后，这就成了负担了。

我有时候觉得应试教育是对孩子的一种摧残。以前平均分八十五就可以上重点，最近几年水涨船高，上重点的孩子考分越来越接近满分。我想这种心理承受的极限，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或是孩子，都无法接受吧？

不进重点的孩子就不是好孩子了吗？不进重点大学的孩子就没出息了吗？我看不见得，这种出息的定义太狭隘。不是说白领就是成功，蓝领就是失败吧？关键你得让孩子对生活充满乐趣，有活着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这种想法，而不是越活越觉得悲观。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给孩子指导而不是指令，与孩子商量未来的发展而不是限定。他爱音乐我才让他学，不会因为让他在大众面前表演或是别人都学我就让他学。

哪怕他成绩不好，我也相信他是个好孩子，只要他努力了，快乐着，健康，有信心就行了。

至于老师的小金帽，不戴也没关系，妈妈小时候就没拿几朵红花，还不是过得很好？

一台冰箱的记忆

编剧王丽萍在与我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对电视剧里的一个情节——蔡姐的公公对一台已经报废的冰箱反复修理的细节提出疑问。她说，上海人注重生活品质，不应该对一台已经使用过十多年的冰箱执著地修理，就不放弃。她对这个细节耿耿于怀。

我当时答：我们不是老人，我们不理解老人的心。

我当时写的时候，也是看论坛里有个媳妇的抱怨，当时引来同龄媳妇的一片同情。家有古?如此，不知道每日如何生活。可我的心却怦然，脑海里飘浮着那年的夏天，我与表哥们在外婆家，帮她和外公收拾破烂，把家里一些废弃不用的家具都扫地出门。

我们忙得满头大汗，门外堆了一堆垃圾，外婆也忙得满身大汗，又把垃圾搬回来。

外婆指着已经被汗水浸润成棕红色的藤椅说，这个，加几根藤就可以用了。指着断胳膊断腿的玩具说，这些，等我空下来缝，送给以后的乡下孩子。

最后，一堆的垃圾，就剩点报纸了。

正当我们几个哀叹，说一早上的活儿就几张报纸的时候，外公回来了，他生气地说：“谁让你们扔我的报纸了？这些都是我特地收起来的！里面很多消息，我都拿笔标出来的！有用！”

门外一片清爽。门内乱七八糟。

我们几个还得费力把东西塞回去。

当时，我们几个苦笑摇头说：“人一老，脑子就僵了。”

外婆去世前，我回去。

那时候，以前那个年富力强的外婆，已经风烛残年了。她曾经抱我的臂膊，甚至无法抓住我纤细的手指头；她曾经炯炯的双眼，已然失明了；她跌断了几次的腿，每次都在我们的惊叹中站起来，而今，站不起来了。

她摸着我的脸说：“阿妹呀！让外婆再摸摸。下一次，外婆就看不到你了。”

她这样说狼来了，已经十几年了。从最初的看我，到现在的摸我，每次的告别的话，都是“以后怕是不会再见了”。我都习惯了，心想，下次回来，又看见外婆躺在床上，除了越来越瘦，越来越沉默。

然后，有一天，在我在欧洲的路上，有电话说，外婆去世了。

我的心，蓦地就丢了。

那一刻，我看见——

小时候的藤椅上，外公坐着看报，

小时候的布娃娃，外婆在钉扣，

小时候的梦乡里，外婆坐着打扇唱歌。

我哭了。

这次再回去，藤椅，布娃娃，报纸，全都没有了。随着外婆的最终离去，它们大多作古。

这段记忆，一并蜡封。

那一台冰箱，电视里的那一台冰箱，我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要选取它作为一段情节，尽管它显得可笑，与时代格格不入，脱节。

在我们看来，那是不可理喻的愚拙。

而在老人眼里，它不仅仅是一台使用了十三年的旧冰箱。他们都知道，这台冰箱用起来比新冰箱费电，也许使用成本远远高过新科技。老人并不如我们想得那样不算小帐。

他们算的是大帐。

那台冰箱，是他们年轻时候走过的路，凝结着大夏天骑自行车在烈日下奔跑，一分钱一分钱省积攒下的浓情；那台冰箱，是他们过去十三年生活的记录，每天剩了什么菜，每天吃了什么棒冰。

那台冰箱，在他们心中，俨然已是一本堆满旧照片的album。

有谁，舍得把旧照片扫地出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