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时喜欢一鼓作气，从始至终保持同样激情。最怕写作过程中情绪被意外的干扰打断，什么地方被打断了，什么地方就常常留下一块疤痕，即使后来精心修补，也很难再是本来的面目。为了保持生活的逼真感，常选择和作品很相似的环境中写作，这样可以随时将作品的细节带到环境中去印证，需要的时候可以立即到生活中去补充。比如写《人生》时，我住在陕北一个小县城的招待所，出城就是农村。有一晚上，写德顺凶带着加林和巧珍去县城拉粪，为了逼真地表现这个情节，我当晚一个人来到城郊的公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完了回到桌面上，很快把刚才的印象融到了作品之中，这比想象得来的印象更新鲜，当然也更可靠。

工作时间一般在中午到凌晨两点为最佳。上午睡觉，觉有午休习惯，吃完午饭后用一个小时看报纸。写作时不愿读书，但每在必须详细读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四种报纸。读报是一种长期的习惯，有时所处地方偏僻，读不到报纸，但必须想办法读到。自我感觉读报是一种最好的休息和调节。因为整天在虚构的世界里，极想看看当天真实的世界里发生了些什么事。奇妙的是，这种时候，读报往往给当天的写作带来许多新的启发，并且对作品构思的某些方面给予匡正。

工作环境和桌面在外人看来是零乱的，但对我一说却是“整齐”的。因为一切从自己工作方便出发，使得一坐下来就能立刻进行工作。

要求自己写作时的心理状态，就像教徒去朝拜宗教圣地一样，为了虔庄地信仰而刻意受苦受罪。工作中由于艰难而难以忍受之时，闭目遥想那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而艰辛地跋涉在朝圣旅途上的宗教徒，便获得了一种力量。但我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我只是说，为了达到目标这样一个信念，就得有一种与此相符的工作精神。也有垮下来的时候，这会造成一种长时间的痛悔而使自己追念莫及。

问：对批评家的意见重视或感兴趣吗？受过些什么启发和影响？

答：很重视。深刻的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常常使作家看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些批评家的文章看了会使人立刻产生一种创作的欲望。对国内批评的现状来说，使人感到不满足的是，有些批评的立足点较低，并且视野也嫌狭窄。

问：谈谈的阅读范围。

答：范围比较广泛。除过外，各种门类的书都读一些。对俄罗斯古典作品和苏联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杂志中除过作品外，喜欢读《世界知识》、《环球》、《世界博览》、《飞碟探索》、《新华文摘》、《读者文摘》和《青年文摘》等。

问：在中国或世界名某种中，你最喜欢谁的作品？

答：喜欢中国的《红楼梦》、鲁迅的全部著作和柳青的《创业史》。国外比较喜欢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肖洛霍夫、司汤达、莎士比亚、恰科夫期基和艾特玛托夫的全部作品；泰戈尔的《戈控》、夏绿蒂的《简·爱》、马尔斯的《百年孤独》等。这些人都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他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巨大的海洋。

问：你当前最关心的、思考得最多的是什么？

答：自己的工作如何和我们的社会改革相适应。在短短的几年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阔的，深刻的，迅猛的，使人大有目不暇接之感。生活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需要作家来研究。如何反映这个大改革，已经迫切地需要作家们做出回答。有些目光敏锐的作家已经写出了反映这方面生活的作品。有的作家正在对生活深入研究，艰苦地做着一些准备工作。

问：社会上有人传说你要写《人生》的续集，你是否有这个打算？

答：我没有这个打算。《人生》小说发表后，许多读者就写信建议我写续集。有的人并自己且写了寄给我看。《人生》电影公映后，更多的人向我提出了这种要求，而且许多人正在自己写续集。我也看到了报纸上报道“万元户”要续写《人生》的报道。对我来说，《人生》现在就是完整的。

对于《人生》这部作品，我欢迎批评界和读者、观众继续争论。但我希望争论以外的其它宣传能够消失，这种宣传已经使我苦不堪言。我希望自己能平静地工作。

问：你对办好《延河》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

答：《延河》曾经是一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刊物，发表过许多优秀作家作品。它还扶植和培养了许多作家。我自己就是通过这个刊物走上之路的，因此我对这个杂志充满了尊敬的感情。

近几年来，杂志如林，《延河》仍然做了大量有创见的工作，成绩很大。当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我觉得主要是版面反映的题材比较窄，影响了读者面。另外，对于本省创作力量的发掘，以及发挥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不够。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改革的形势下，《延河》本身适应这个形势，在工作方面和版面内容上有个大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