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母亲没有回答，两边晃动得更厉害了，她全身都在发抖。伊拉害怕了，她快步向大楼跑去，眼光搜寻着医生，哪怕护士也行。她看见了一个穿白大褂的人。

“快来帮帮忙！”她用力喊道。

穿白大褂的男子转过身急忙向她跑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姑娘？”

“我妈妈在那边……”伊拉手指着妈妈所在的方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她的情况不好，请帮帮忙。”

医生赶忙跟在她后面走。一看到是加利娜，他松了一口气。

“是捷列辛娜呀……您是她的女儿，是吗？没什么可怕的。最近一段时间她经常这样，过一会儿她自己就会好的。”

“可是她是怎么了，大夫？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她得了什么病吗？”

“别着急，她什么病也没有。这是神经性的。”

“她因为什么会神经不安呢？”伊拉问，她稍稍冷静了一些。

“难道您不知道吗？”医生吃惊了，“您没有听说过我们的马尔法小姐出事的那个吓人场面吗？”

“没有。出什么事了？”

“马尔法小姐被杀害了，就在您妈妈的房间里。您的妈妈是第一个发现她遇害的人。当然，这对于她是一个巨大的刺激。直到现在她一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就会哭。您不必害怕。”

“也许，需要给她打一针？”

“我说过了，她自己会平静下来。您马上就会看见，这种现象很快就会过去的。至于打针，她不需要，不用针剂，她服的药够多的了。”

“可是她抖得这么厉害……”伊拉朝母亲投过去满含爱怜又混杂着厌恶的目光。

“有什么办法，亲爱的，”医生耸了耸肩膀，“对此您必须习惯。您的母亲是个重病人。现在她还比较年轻，随着年龄的增长，病症会越来越让人反感，这是事物的自然进程，对此必须有所准备。疾病，尤其是这种病，不是美好的。不过，所有的疾病都不是美好的。”

“我该怎么办？等待她停止哭泣吗？”

“好了，如果您有很多空闲时间，可以在公园里散散步。不过，我建议您还是回家去。这包里是什么？是您的吗？”

“是的，我带来了食品，还有母亲需要的一些东西。”

“把东西挂到挂钩上，在轮椅后面。不用担心，没有人会拿的。您知道吗，我们这里没有小偷。走吧，我送您到门口。”

伊拉把包挂到挂钩上面，向母亲看了最后一眼，发觉自己体验到了一种意外的轻松，是探视时间很短，她没有来得及又一次同她争吵，也没有破坏自己的情绪。上一次她从这里离开时是哭着走的。讨人喜欢、脸色红润的大夫同她一起从环绕着残疾人疗养院的公园走向出口。

“修女出了什么事？”伊拉问，“是谁杀了她？”

“噢，亲爱的，这谁知道？”大夫两手一摊说，“民警分局在寻找凶手，但是暂时没有结果。”

“真想不到，”她叹了口气说，“她是个多么招人喜欢的人啊。我看她是我母亲惟一能够和睦相处的人。说得更确切些，是能够同我妈妈和睦相处的人。那么亲切，那么有耐心。我曾经听母亲大声呵斥，而马尔法小姐全都忍着，还陪着笑脸。您说，人们生病的时候，都是这样让人难以忍受的任性吗？”

“差不多都是，”医生点点头，“病得越重，性格就变得越叫人难堪。对待这种变化，应该像对待不可避免的事情一样，不去计较就完了。您好像不经常来看妈妈？”

“差不多一个月来一次。您是怎么猜到的？”

“如果您来得勤一些，我们一定早就认识了。您的妈妈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年了……”

“六年。”伊拉更确切地说，不由得突然为自己很少来看妈妈而感到羞愧。

“对，是六年，”他附和道，“但是我是第一次同您说话。一般常住这里的病人亲属，我都很熟悉。他们都来找我。可您不知为什么不大赏识我。”

“可是您是谁？”伊拉坦率地问。

“我是主治医生。谢尔盖-里沃维奇-古拉诺夫。”大夫自我介绍道，“您好像是叫伊拉？”

“是的。您怎么知道的？”

“哦，亲爱的，”谢尔盖-里沃维奇笑起来，“您忘了，我们住在这里。对于您来说整个世界都是开放的。而在这里我们的小天地是封闭的，我们的病人脱离了外面的大生活，与世隔绝，当然，大家都认识所有的人。诚然，由于您的妈妈失去了记忆，恰恰关于您的家庭我们知道得不太多。但是我们知道，您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们也住在医院里面。非常遗憾，您的妈妈碰上了什么事情以及她为什么做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举动，对我们仍然是个谜。如果医生知道这些，也许，我们能够让她恢复记忆。”

“我也不知道。”伊拉坦白地承认。

“难道就没有人知道吗？也许，总有个人可以问问？”

“没有，”她直摇头，“没有这么个人。谁都不知道是什么邪恶缠上了她。我爸爸大概知道，可是他在出事的第二天就去世了。”

“这么说您是孤身一人了？”古拉诺夫同情地问。

“彻头彻尾是一个人。不过我能够过下去，您别担心。”

“我不怀疑，”他微笑一下，“我提这个问题是出于另外的考虑。您大概知道，我们的资金来源是国家预算，简单地说是掏国家的腰包。但是这个腰包近年来窟窿越来越多，变成了无底洞，鬼知道钱都漏到哪里去了。您亲眼看见了，我们都给我们的残疾人吃些什么东西，实在是不得已。钱拨得很少，而药品却不可或缺，所以我们要筹款，首先只能指望亲属给我们的残疾人增加点营养。但是，我们院被迫收取住院费的那一天已经迫在眉睫了。您对此有所准备吗？”

“我？”伊拉惊惧地问，“很贵吗？”

真是雪上加霜。难道为巴甫利克一点一点节省下来的钱却还要用来支付母亲的费用吗？

“我也还不清楚。我想一想，一个月不少于五千吧。”

“多少？”她吓了一跳，“五千？天哪，我到哪里去弄这么多钱！”

“请等一等，亲爱的，不必过早地张皇失措。第一，这还没有实行。第二，完全有可能，交款数目不至于这么高。第三，对生活没有保障的人还有种种优惠。考虑到您的经济状况，对您的妈妈的收费将会低得多。也许，甚至会被列入免费住院的范围。瞧，我们到了。您紧跑几步，公共汽车来了。”

古拉诺夫赞许地对伊拉微笑着，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的肩膀，似乎是把她推向正在驶近的公共汽车方向。她默默地点点头，向车站跑过去，又同平时一样忘记了礼节性的告别。

这几次谈判进行得异乎寻常地艰难。阿亚克斯知道，他出了纰漏，他的部属办事不得力，不过他认为，为了过去的多数干得无懈可击的行动，他们能够饶恕他，不会提出索赔。

都怪伊里亚斯。阿亚克斯对自己说过多少次，不能用训练无素、未经全面考验的人。考验方式一般是把一个人派往中亚沙漠中的随便什么地方，看他能否从容地忍受炎热、饥饿、干渴、长时间孤独沉默的期待。如果第一阶段的考验结果不甚理想，但是候选人本人仍然坚持想要工作，就给他机会训练，直到他感到在沙漠中如同在自己的家中一样为止。伊里亚斯的沙漠考验不及格，但是非常想为阿亚克斯工作，于是未经补充训练就录用了他，况且小伙子保证过提高自己，使自己在第一次执行任务之前具备应有的身体和心理素质。相信了他，可结果却……

行动的第一部分干得非常出色，花高价顺利买到了核工艺秘密图纸，而伊里亚斯的任务是把图纸送到利比亚去。他同阿亚克斯手下执行类似任务的其他人一样，买了一张单独周游埃及的票，到埃及后租了一辆小汽车。对旅游代理说，他想一个人呆一呆，转一转，晒晒太阳，游游泳，三四天后才需要导游。然后他向埃及同利比亚的边界开去。那里横穿沙漠的边界线有名无实，根本没有人守卫。伊里亚斯在约定地点同向导兼中间人接上头，就同他一起进入沙漠到达指定的绿洲，他要在那里同利比亚方面会面，尽管事先警告过伊里亚斯，沙漠可不像特维尔斯卡娅和奥加列夫的栖身之地，人们会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到中心电报局见面，在沙漠中，商定好的约会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乃至几天几夜，总之对于等待他缺少定力和耐力。他很快失去了精神平衡，开始焦躁发火，冲中间人大喊大叫，中间人既不能向他解释，也不能让他消除烦躁，更不能让他振作精神。那个阿拉伯中间人只会说当地土话，而且是古老的阿拉伯语，对英语总共只会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几个短语：“请跟我走”、“请在这里等着”。

利比亚人到达的时候，伊里亚斯已经到了神经崩溃的边缘，可能更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他愤怒地冲着他叫喊起来。这个英语说得同样糟糕的利比亚人几乎什么也没有听懂，接过图纸就走了。但是他向自己的上司汇报说，受托转交如此重要的机密图纸的人，是个缺乏自制力的人，看来不甚可靠。为此，现在阿亚克斯得到了他应得的报应。同他谈判的人，是接近上层受卡扎菲信赖的人物。他的文化程度相当高，能流利地说好几种欧洲语言，是保障“穆斯林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潜力小组的成员。阿亚克斯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的化名是卡斯托尔。

“你们的国家背叛了我们。”卡斯托尔厌恶地撇撇嘴说，“你们对社会主义失望，而置当时受这一思想感染的人的命运于不顾。你们曾经向我们承诺，用分享核武器的前景引诱我们，可是现在却一头扎进了灌木丛。不过，伊斯兰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依然生机勃勃，每个利比亚人的桌子上都放着领袖卡扎菲的《绿书》。我们要使不赞同我们信仰的全世界屈服。我们思想的伟大是无限的。而您，阿亚克斯，竟敢让我们的行动受到威胁，派一个意志薄弱、败事有余的草包饭桶传送文件。”

“我承认您的正确。”阿亚克斯顺从地低下头说，“我可以向您保证，不会再有这种事了。我将会加倍关注手下人的训练。我建议讨论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条件。”

计划的下一个行动已经不是保密工艺，而是为在利比亚的各个营地训练的恐怖分子制作证件和假履历。在这些营地训练的人是从黎巴嫩的各个难民区挑选来的，经过强化训练后“分散”到世界各地。新训练的恐怖分子需要证件，最好还要有假履历，以帮助他们避免检查时的难堪。阿亚克斯和自己的团伙在这方面也给予了他们很大的帮助。在沙漠会晤中，他们把即将从训练班毕业的人的照片交给阿亚克斯的人。这些照片被以普通商贸生意旅行作掩护的人分别送往土耳其、意大利或者塞浦路斯，交给证件制作人，他们在短时间内制作相应的证件。然后沿原路线返回。阿亚克斯的人拿到证件后，先到埃及，再去沙漠，在绿洲等候利比亚人的代表，将这些证件交给他。就这样，在营地经过训练的恐怖分子，揣着完全合格的能够证明自己的姓名和职业的证件，走向广阔的世界。况且，一般给同一个人备有好几份证件。当然，证件上的姓名各不相同。实践证明，这类事先伪造好的证件大大提高了机动性和安全性，使得小组的行动不仅更为顺当，而且也更加长久。

这种事已经找阿亚克斯干过四次。现在要谈条件的是第五次。然而卡斯托尔并不着急，所有的时间里他始终围绕着一个话题，即能否无条件地信任阿亚克斯和他手下的人，他们还会不会出伊里亚斯这样的纰漏。阿亚克斯明白，卡斯托尔别无办法，反正这次行动只能由阿亚克斯去完成，即便去找另一个人干，过上一段时间，就算是不短的时间，他还是会收到定单。但是卡斯托尔生拉硬扯地责备阿亚克斯及其同伙冒完全失败的风险，惟一的目的就是杀价。既然你们不如我们希望的那样可靠，那么对你们的效力所给的价钱就应该低一些。阿亚克斯明白，很难同他争辩，可靠性和安全性从来受到高度重视，既然可靠性和安全性有了问题，那么钱也要少给一些。

最终，他们到底谈妥了条件，于是阿亚克斯提出了下一个问题，也是他今天最为关心的问题。

“我们准备为你们开始进行优生法培训工作，这种方法将使您的国家不仅能提高科学潜力，而且能造就一批完美的士兵也是完美的执行者。在此之前我已经同您的同事波卢克斯谈过这件事情，他对我们的建议很感兴趣。他准备为这件事提供资金。”

卡斯托尔静静地等着他继续往下说，既不开口提问也不插话打断。阿亚克斯猜到，拥有伊朗国籍、化名波卢克斯的大富翁如果不是卡斯托尔的兄弟，也是他的亲戚。他们为自己取希腊神话中一对孪生兄弟的名字做化名不是没有缘故的。卡斯托尔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自己的亿万富翁兄弟，显然，他在欧洲或者美国留过学，在那里受到了古希腊文化的熏陶。“阿亚克斯”这个化名也是他建议的。自由往来于世界各地的波卢克斯，在任何一家银行都有户头，阿亚克斯为他的兄弟所做的事情，都是由他付钱。大概他也是为伊斯兰社会主义而奋斗。阿亚克斯怀疑，他实际上不仅为利比亚而且也为伊朗效力。至少涉及核工艺、核武器的部分是如此。伊朗也在恐吓世界舆论，声称他们很快就要拥有核武器，但是毕竟还有一条核查通道通往这个国家。而利比亚，无论谁都没有进入通道。周围是茫茫的沙漠，随你核查去吧。然而举世皆知，沙漠中什么都可以隐藏，不管是恐怖分子训练营地，还是核中心，谁也找不到。因此，如果国际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对伊朗的核恐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那么对利比亚的话就不可掉以轻心了。一方面，似乎他们什么也没有。另一方面是怎么知道。完全有可能，阿亚克斯弄到的那些图纸不仅会落到卡扎菲的手里，而且也会被转交给伊朗。当然，会得到很多钱。须知伊朗这个国家很富有，不像利比亚。大家都有利可图。

同波卢克斯会面要简单一些，因此大量实质性的问题，阿亚克斯都是同他而不是同利比亚人卡斯托尔谈定的。关于沃洛霍夫博士的方法他事先也是同波卢克斯谈的，波卢克斯一点就着，当场就答应为这一方法付一大笔钱，钱的数目非常可观。甚至还派来了自己的医生，让他看“货”。

“波卢克斯先生往我们那里派了一位鉴定专家。他看到实验样品后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您的国家对这种方法是否感兴趣。因为从试验样品到总结性文件的路不近。唉，走完这段路需要大量开销。我需要知道，是我应该继续投入呢，还是你们不需要这种方法。”

“我信任波卢克斯先生。”卡斯托尔鼓凸闪光的眼睛定定地盯着阿亚克斯，不动声色地说，“如果他认为这件事情值他准备支付的那么多钱，就是值那么多钱。当然，您应该明白，如果您提供的方法在我们的条件下不见效，您必须退还一部分钱。”

这一条十分苛刻，出乎阿亚克斯的意料之外。在得到任何商品之前，买主从来都要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从来没有提过这种条件，让卖主为顾客的风险和疏忽付出一定的代价。买到手的商品不得调换或者退回，在这个世界上法律无情。因为受骗，可以杀死不诚实的卖主，或者随意施以其他的惩罚，这个受禁止，但是买主无权索回自己的钱。当然，就是有权也行不通。卡斯托尔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阿亚克斯给他传递过多少花大钱、行贿讹诈弄到手的机密文件，他从来没有提出过退钱的问题，如果利比亚的专家不能在这些图纸的基础上造出导弹或者做成什么装置的话。他们没能造出或者做成——这是他们的问题，就是说，物理学得不好，基本常识少了点儿。不过，卡斯托尔从来没有说过怀疑阿亚克斯的清白，也没有怀疑他使绊子。或许他起了疑心，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不说？而现在闹成这种局面……

“您说在你们的条件下可能不见效，是什么意思？您想说在没本事的人手里？”阿亚克斯尖刻地问。

“我想说的是，我国的气候、基因储备与研究你们方法的条件有重大差异。当然，如果这种方法真的研究成功了的话，”卡斯托尔说，他忍受不了讽刺挖苦，“因此，这种方法对于我们可能没有益处。难道您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差异吗？”

“这种方法是以在母腹中经受过放射性照射的胎儿为基础的，”阿亚克斯解释道，“据我所知，放射性的作用在各种气候带没有大的差异，也与被照射对象的人种尤其是民族属性无关。”

“好吧，我们看看。”卡斯托尔淡漠地说，“我们等着，看波卢克斯怎么说。”

从他不置可否的脸上，阿亚克斯看不出，利比亚人对这个建议是否动心。其实，卡斯托尔从来就是这副脸孔，喜怒不形于色，沉稳平静，有点挑剔，仿佛接受阿亚克斯的效劳反倒是格外抬举了他似的。阿亚克斯认可了他的骄傲，既不气恼，也不委屈。他很早就同各种穆斯林组织合作。说实在的，这种合作在他是子承父业。父亲身为俄罗斯人，信奉伊斯兰教仅仅是为了向他所憎恨的苏联现实表示抗议。他在中亚工作过多年，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他大肆向近东国家走私武器。他的关系又多又广，他把这一切都传给了他钟爱的独生子，对他说：“记住，儿子，只要存在着伊斯兰恐怖活动，就有挣大钱的机会。不抓住机会就太愚蠢了。”

六月底的罗马，酷暑难当。他们坐在皮亚察-拿波那“科伦坡”露天酒吧，这是个旅游胜地，游人如织，四时不断，在这里会晤可以避人耳目，省却担心。阿亚克斯坐飞机到罗马呆了两天，仅仅为了会晤卡斯托尔。今天晚上应该飞回家去。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愿意在这个城市逗留。不知道什么缘故，他不喜欢罗马，一次也没有产生过到市里观光的兴致。阿亚克斯总的说来不是旅游爱好者。谈判结束，就该走了。阿亚克斯不慌不忙地取出钱夹，抽出几张纸币，塞到服务生送咖啡和账单的纸盘下面。各人自己付账，这是旅游圈中通行的规矩，在这种场合不可以标新立异。

民警机关的侦查员越是审查沃洛霍夫博士，他的形象就变得越发不可理解。如果从他的工作日志来看，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修女马尔法小姐和儿科护士阿列夫金娜-梅利科娃被害的时刻，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都在忙自己该忙的事情，除了杀人。前歌唱家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不合时宜地从楼梯上摔下来的那一天，沃洛霍夫正在卡卢日斯卡亚州奥勃宁斯克一个俄罗斯知名的最大的医疗放射研究所参加学术会议，并且还在这个会议上作了报告。把所有的登记都仔细地查了又查，结果是，这四次谋杀发生时，沃洛霍夫博士不在现场是不容争议、确凿无疑的。

“这么说，他有一批帮凶，就像我们曾经估计到的那样，”娜斯佳-卡敏斯卡娅断定，“我们只好跟踪他，等待他同手下的人会面。”

但是戈尔杰耶夫上校不赞成这个建议。在莫斯科地铁发生爆炸之后，几个人群密集的场所又分别发现了爆炸装置。大部分人员都加强上去了。民警全部出动大张旗鼓地检查了地铁车厢、无轨电车、公共汽车以及郊区电气列车，而便衣警察则暗中查访，注意观察旅客、行人和间谍活动，试图防患于未然，及早发现“爆破手”。要找到从外部监视沃洛霍夫的人极为复杂，在外部监视的条件下有可能放过那个非常危险的犯罪分子，恐怖分子，或者，比如脸谱化的狂热分子，无论如何注意不到一个衣冠楚楚的医学博士。假如说是在第二阶段选举的前夜，他准备谋杀总统候选人，那另当别论。可这样……

“我的孩子们，让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付吧，”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

“可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呢？”谢卢亚诺夫激动地叫道，“科罗特科夫到他们的研究所去过，就是说，一个人失效了，博士认识他的相貌了。我们的阿西卡不能动，她的责任是动脑子不是跑腿。只剩下我和米沙尼亚。如果我们昼夜跟着他转悠，过上两天，我们就在他的面前‘曝光’了。接下去我们怎么办？”

“就是说，不用昼夜二十四小时，”戈尔杰耶夫回答，“你们可是密探，应该本能地感觉到，什么时候监视他有意义，什么时候多半不会发生有意思的事情。你们应该有辨别力再加上经验，是不是？顺便说一句，你们要查清他带太太们去的那套宿舍的确切地址。不能排除他就是在那里同帮凶们会面的。要是过两天不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请奥里山斯基同博士谈一谈，让他说出，使他对捷列辛一家感兴趣的是什么。”

“您认为时机成熟了吗？”娜斯佳怀疑地问。

“我不这样认为。”“小圆面包”——戈尔杰耶夫断然回答。“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小姑娘被绑架了，到现在没有她的音讯，也没有绑架者的动静，必须加紧工作，要不我们要错过时机了。”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娜斯佳还没有来得及把一大堆当天的情报摆上架进行分析，头发蓬乱的科罗特科夫就闯了进来。

“伊拉-捷列辛娜收到了妹妹的电报！”

“什么？”

“电报。她在电话上念给我听了。电报说，请原谅，我爱，他带着我走了关心我。我想事先通知，但是没来得及。”

“胡说八道！”娜斯佳怒气冲冲地脱口而出。

“当然，”科罗特科夫附和道，他已经平和了一些，“绝对不可信。事实本身如何呢？电报好像是发自摩尔曼斯克。我已经往那边打过电话了，那边答应找到电报局，拿出原稿核对地址。不过这纯粹是一派胡言。”

“可能是胡扯。好吧，尤利克，让我们有点远见，着手准备鉴定材料。如果找到原稿，奥里山斯基一定会要，我们也需要样本进行比较。医院里大概留有娜塔莎的练习本，必须把它们暂时收起来。”

“我的理解是你想让我去做这件事情，”科罗特科夫把话挑明，“你自己当然脱不开身。”

“我是脱不开身，”娜斯佳老实承认，“请原谅，亲爱的。”

尤拉去了。娜斯佳开始琢磨那份莫名其妙的电报。为什么要发电报呢？要知道，很明显，谁也不会相信这种蠢话。不过，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有。莫非是要通过这种方法传递姑娘还健在，尚未发生不测的信息？即是说，停止寻找她吧，谁也不会动她一个手指头。不，不对。想出这份电报的人，不会指望靠这些蠢话让民警轻信。那么他又是何用意呢？

现在一切多少有点明白了。机智的电报作者很可能就是绑架者，他对实际情况知道得比较准确，民警分局正在全力以赴地工作，特别是现在，正在进行选举，发生了暗杀政治家和行政领导人，以及在交通工具上制造爆炸等事件。为了寻找一个失踪的姑娘，谁也不会竭尽全力。最初的措施没有结果，就会悄悄忘却这个案子。最重要的是让失踪者的亲属不要去麻烦警察，暂时不会死人，谁也不会行动起来。这份电报完全不是为了让民警机关或者法院的侦查员相信它，它是为了使侦查员们不去寻找她，如果他们不想寻找的话。按照那位绑架者的看法，他们不应该想这件事情。他们干嘛，是不是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干了？

大概，绑架者的用意有以下几点。收到妹妹的电报，伊拉就会明白，这样分开后少了一张嘴，已经不错了。如果伊拉因为要养活四个残疾人而受够了苦，她一定会对妹妹的消息信以为真，因为这会让她稍稍松一口气。在这种情况下她说什么也不会去麻烦警察了。一切都顺利解决了，解释清楚了，娜塔莎得到了妥善安置——谢天谢地。就算会有一点令人不安的疑虑折磨她，那么很大的可能是，多年的身心疲劳、毫无出路、经常缺钱，很快将使这种恼人的心烦即使不是永远也会长久地消失一段时间。

还有另一方面。完全可能，电报不仅是给伊拉-捷列辛娜，也是给她被绑架的妹妹看的。这件事情完全同那个事实一样，即绑架本身组织得小心仔细，当着17岁姑娘的面没有使用暴力强制。这种爱护娜塔莎的态度立即会引起娜斯佳，也会引起科罗特科夫的注意。而现在，他们又想安慰娜塔莎了，即给她机会通知姐姐，一切正常，不必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电报底稿肯定是娜塔莎亲手所写。既然可以给她亲手写电文的机会，为什么要答应姑娘，说我们一定会把电报发往莫斯科给你的姐姐。这样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安慰娜塔莎，又可以在那些爱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搜寻者们开始审查时，给他们一个额外的不必寻找姑娘的证明，因为她自己亲手写了一切正常。至于地址对不对，这也可以理解。要知道她不希望姐姐来把她带出她与心爱的人一起同住的房子。

所以，技术鉴定可以不用特别着急，反正能够肯定，电报的确是娜塔莎-捷列辛娜写的。在这种情况下惟一有意义的是想办法查明，是什么人把电报送到摩尔曼斯克邮局去的。说这个人是娜塔莎自己最不可信。绑架者未必肯冒险把她弄出屋子推到邮局去，毕竟是一个坐着残疾人轮椅的姑娘，这样过于招摇，太引人注目，何况还是个那样漂亮的姑娘，从她的身边走过不可能不注意到她。但是，一天之中，从邮局服务人员眼前经过的人何其多啊……

嗨，还是让米沙-多岑科到那里去走一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