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付由窃贼闯入这一事实而引起的精神负担方面，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戈托夫齐茨觉得相对而言比较容易。www.xiaoxiaocom.com未丢失任何物品——谢天谢地。门上的锁被撬坏了这不假，可这用不了多久就能修好。可是，她越是观察丈夫，心里便越是忐忑不安。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开业的心理分析医师、医学博士——对未遂盗窃案的反应，要按妻子的观点看，明显不适当。他神经紧张、惊恐异常、不加掩饰，从而使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心里不光惊慌，而且还产生了怀疑。这疑心远非那么令人愉快。她所得出的结论是，鲍里斯一定有一些家庭预算外的财物丢失了，可他既不敢对警察，也不敢对她本人说。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一直努力做一位诚实的纳税人，她可不愿以此而给自己招惹什么不愉快，因此，她亲自掌管家庭所有的财务，并亲自关注诸如及时向当地税务局交税单的事。她想睡得安稳。作为一个大商人的女儿，她在童年时代度过的不眠之夜真是大多大多了。她父亲的诡计终于破产，而通向监狱囚室的道路，又被一个绳套打断了——她父亲在即将被捕的前夜，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了。十四岁的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就是在那时，暗暗发誓今后在自己的一生中，绝不能允许任何有碍平静生活的事情发生。众所周知，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但自己的生活却可以由自己来安排。

早在丈夫鲍里斯刚开始着手私人行医时，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就立刻开诚布公地说：“你要是不对我发誓从今以后我们诚实做人的话，我立马就走，和你离婚，”她决绝地说，“这样的恐惧我早在小时候就已受够了，那时每一声风吹草动，都能使父母从床上蹦起来。我再也受不了这一套了。”

她觉得她的话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听懂了，至少，他们以后再没有谈起过这个话题。当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承担起监督财务和与税务部门打交道的职责时，丈夫并没有提出异议，这使得她相信他没有向她隐瞒什么事。难道他到底还是把部分收入隐瞒起来了吗？他会不会参与了某种可疑的交易，而把这笔收入作为“启动资金”投入商务运转中。而如果他参与的并非什么可疑的，而是犯罪的交易呢？喏，这不，那些打日工的这会儿不是正和鲍里斯分赃吗？对丈夫的惊恐不安和神经过敏，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想不出任何其他解释。况且，她力图弄清情况的所有尝试都毫无结果。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在不做咨询的业余时间里，总是久久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系统整理书籍和文件，像是在寻找什么，而对妻子的提问则含糊地咕哝了句什么。

“鲍里亚，你可要老实告诉我，你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每天都会这样问他。

“什么都没丢，”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心神不安地说，“可使人害怕的恰恰在于什么都没丢。”

“你的话我不信。如果你什么都没丢的话，你急什么？你一直在找什么？你总是什么东西找不到了，才会以为人家偷走的正是这件东西吧？”她套问道。

“我能找什么东西！”丈夫发了火，“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你是不是有一笔钱瞒着我？你为什么要对我隐瞒呢？我们不是已经讲好，鲍里斯……”

“我什么钱也没有！这样的话你要让我重复多少次才是个够呀？没有就是没有。”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生气地闭了嘴，进了卧室，可是，过了一会儿，委屈之情就被担心所取代了。要知道只要你略一分析，那么一切是再简单不过了：家里有钱，只要你愿意，这不难找到，可钱却没被人动过。家里也有珠宝，同样完好无损，放在原地，既然如此那究竟是什么把贼给招来的？答案很明显：吸引他们的根本就是另外一笔钱，也许其数目远比这要大得多，且来历不明。而且，这些罪犯都知道这笔钱是单独存放的，而且还知道存放在哪儿。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就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瞒着妻子在暗中从事某种肮脏的金钱交易，而在这件事上，说轻一点儿，他有消息灵通的帮手；而说得重一点儿，是有一伙帮凶。在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稳定而又安逸的生活中，光有这个就够了！她在中学时代受到的精神折磨还少吗？莫非如今还得为丈夫做下的蠢事而恐惧得发抖吗？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问题不在这儿。当年，许多年以前，她完全还是个孩子，无论她的父亲做出什么坏事，多大的责任也无需她来承担。如今情况不同。万一查出来，鲍里斯在与国家的金钱关系方面不干净，她也脱不了干系。谁会相信她一无所知，什么都没参与了呢？无怪乎人们都说：丈夫和老婆原为一体。而假如闹出丑闻，那么她，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也洗不清。她，一个税务纪律的热情斗士；她，女议员戈托夫齐茨，以无情揭露贪污受贿的政客闻名的女记者戈托夫齐茨，也说不清。拜拜了吧，名望！可这一切鲍里斯怎么就不明白呢？要知道我跟他说过多少次，又是祈求又是央告的……

于是，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做起了以前从未允许自己做过的事。当丈夫在电话里跟人谈话时，她摘下并联机的听筒偷听他们的谈话。她在他的口袋和办公室书桌上的抽屉里翻找东西。当丈夫接待顾客时，她躲在门后偷听。当然，所有这些人都是来咨询的，可万一里面混进一个那样的家伙呢？这些事下流到了令人恶心的地步，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长达三十六年的婚姻生活中，一次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她认为这种事太可耻，是一个尊重自己的人所不屑于做的。可她太想了解真相了。而丈夫对她，这一点显而易见，并没有说真话。

娜斯佳那位于彼得罗夫卡的办公室，已经热得够呛，窗户洞开，街上汽车刹车时发出的疯狂尖叫声迫使她向窗外望了一眼。还好，谢天谢地，不是出车祸。不过是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啪”的一声怒气冲冲地甩上他那辆亮光闪闪的德国巴伐利亚新型车车门，疾步走进楼里。还没过3分钟，他就闯进了娜斯佳的办公室。

“到底是我对啦！”他不知为何得意洋洋地长出了一口气。

娜斯佳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这对我也算新闻。你总是对的。这次是怎么回事？”

“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心理分析医生家里发生偷盗的事吗？准确地说，是发生了撬窃案，可什么东西也没丢失。”

“记得。”她点点头。

“那你肯定还记得，我早在那时就跟你说过，我觉得这位医师有些不大对劲儿？”

“我也记得。他今儿个又犯什么事了？”

“这我暂时还不知道。可是，现在又有了他老婆的尸体。还没凉呢。”

“干得漂亮，”娜斯佳伸展身体，仰在椅背上，舒展着由于久坐在文件桌前变得酸麻的肩膀说，“可为什么这么大的喜事不向区里报，而要给我们报呢？”

“因为被吓得惊恐万状的心理分析医师的妻子不是别人，乃是国家杜马的议员。这就是实情，可爱的娜斯塔霞。你就等着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和一大堆愉快的工作吧。”

“去你的，”娜斯佳沮丧地一挥手，“议员凶杀案，这不是我的专业。找我办的最好是与生命、爱情和世仇之类有关的。这我会。对政治我反正是一窍不通。”

列斯尼科夫狡猾地一笑。

“正如一位曾经为我填写毕业证的教授说的：没文化，这不成其为理由。你别指望科洛布克会饶过你，他才不会在意你对政治和经济的病态仇恨呢。”

“那倒也是，”娜斯佳听天由命地叹了口气，“这么说，我们可以认为，撬门行窃的对象，不是医师而是他的妻子了。那么，她叫什么？”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

“莫不是一直都在为维护税务纪律而斗争的那个女人？”

“瞧，你还说什么你从不看报。你一直都在撒谎，我的小心肝，你只不过是在装傻。”

“可我真的从不看报呀。也就是说报我也是在读，可只读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可列什卡每晚都看消息节目，我也只好听几句。我的话绝对可信，我宁愿听游吟诗，也不听消息或综述，可齐斯加科夫在这方面与我的趣味不同，这多么可悲呀。”

这是真的。尽管娜斯佳的丈夫在忍耐和理解她的许多弱点和缺点方面，的确表现出奇迹般的宽容，但在一点上是不可动摇的：晚上8点的“消息”、9点的“时代”、10点的“今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妻子想听古典音乐的话，那就请在信息节目以外的任何时间听吧。

然而，玩笑归玩笑，破门撬锁夜入民宅，加上接踵而来的凶杀，这可不是什么好事。罪犯寻找的很可能不是金钱和珠宝，而是某种文件。娜斯佳那位曾在刑侦科工作过多年的继父说得对：信息之争乃重中之重。有时候是有人想要获得它，有时候则是想要毁掉它，老实说，所有纷争都不外乎这两种。如果无法找到并且把文件毁掉的话，那么，接下来往往就是把人——极其危险信息的携带者——给干掉。

娜斯佳对从事信息战很感兴趣。她惋惜的是，根据一切迹象判断，这一信息带有政治性质。可这是无可奈何的。有一件电视金钱案就够她干的了……是的，近来她的运气越来越不好，这样的时代到来了，那就是动机和理由愈益成为犯罪的基础；娜斯佳对之毫无兴趣的，比方说，爱情、嫉妒、复仇和深藏心中的仇恨，变得越来越少了。

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去向戈尔杰耶夫报告去了。半小时后，上校把娜斯佳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瞧，我们不能总是坐着一动不动了，”他嘟囔道，“去，跟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一起去找死者的丈夫。当然，他现在的状态还不能提供条理清晰的证言，但我们也不能白白浪费时间。你们也知道，她是国家杜马议员。各种各样的电话和要求每分钟都可能出现。动起来吧，孩子们，不要再拖延。”

“可……”娜斯佳刚一开口，就被戈尔杰耶夫打断。他对自己这位下属太了解了。

“别担心，我不会派你到杜马去的。你到那儿去也无济于事。你的弱点在于不善于同我们的政治家们打交道。让科罗特科夫和杜马议员打交道吧，什么困难也难不倒他。你今天先跟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一道干，以后我要把他转到另外一条战线上去，我把死者的丈夫、她的亲戚和朋友们就交给你了。”

“谢谢。”娜斯佳感激地点了点头，她已经无数次感激命运赐给她这样一位处长了。

好吧，这就轻松多了。每次当某一显赫人物死于罪犯之手时，报刊上都会为此掀起一番可怕的鼓噪（“银行家被杀！”“部长被暗杀！”“无用的记者被干掉！”），娜斯佳总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即当真相大白时，人们会发现，这一罪行完全出于个人动机。归根结底，那些银行家们、部长和记者们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也都是些普通人，他们也有亲人、爱人、朋友，因而，也就有敌人和嫉妒者。他们也有金钱上的往来关系，也有从中往往会涌现出可怕的、已快被人彻底忘记的幽灵的过去。为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因为这些而被杀，而名流却不可以呢？谁都不会蓄意诋毁一位诚实部长的升职过程，但这并不妨碍他实际上不过是个虐待狂，是个把情妇折磨到神经崩溃的大混蛋。这也就是她为什么要抓起刀来的原因……

娜斯佳满心期望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议员谋杀案就是这种“日常生活”性质的。也就是说，是最普通的那种。

在刑侦科工作的这些年中，她有机会看到许多死了亲人的人。这些人的表现各各不同。有的人僵直呆立如石化了一般，有的人犯起了歇斯底里，还有些人尽量保持自制力。但像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这样的人，对娜斯佳来说，是极其罕见的一种。手扪心口说实话，可以说是根本就没见到过。

鲍里斯-戈托夫齐茨被吓坏了。而且，他的恐惧是如此强烈、如此明显，以致他都感觉不到丧妻之痛。他连一分钟也不肯消停，连续不断地变换姿势，把手指弄得“啪啪”响，手里始终在把玩着个什么东西，而他的目光是内敛的。看起来他甚至并不怎么注意他的谈话对手。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您妻子的尸体是在奥斯特洛维佳诺夫街上被发现的。您知道她到那个区是干什么去了吗？”

“不知道。一般说，我甚个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那是在莫斯科城南，在‘孔科沃’地铁站旁边。那里还有一个大的商品市场。”

“不知道。说不定她是到市场买什么东西去的吧……”

“在她留下的物品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新买的，就只有一个提包。这条街上有没有您的熟人或亲戚？”

“我不是说过我不知道吗？你们到底要我重复多少遍呢！”

“需要多少遍，就重复多少遍。”列斯尼科夫突然语气严厉地说道。

娜斯佳责备地瞥了他一眼。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人的妻子被人杀死了，他的反应当然不可能那么适当。对于一个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即使他表现得无耻、粗鲁、愚蠢或记忆欠佳，都是可以原谅的。但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是如此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中，以至于根本未发觉侦查员态度严厉。

“请您尽量详细谈一谈昨天的情况。您和尤丽娅-戈托夫齐茨到过哪儿，做过什么事？你们到过哪儿，谁给你们打过电话，电话里又说过些什么？”

“一切都跟平常一样。我们和每天一样，7点半起床。吃过早饭，聊了会儿天……聊的是……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没发生任何异常。10点钟我开始接诊，尤丽娅回到自己房间准备她在杜马发言的讲稿。随后，大约在2点，我们吃了午饭，下午4点又有人来咨询。病人离开时，尤丽娅已经不在家了。从那以后就再没见到过她。喏……”

戈托夫齐茨又把指头弄得“啪啪”响，并且掉转身子。

“早上接诊时有人给您打过电话吗？”娜斯佳问。

“不记得了。我的办公室有电话，可是，在我和病人谈话时，通常我的电话总是挂断的。这一点你们能理解吧。”

“是啊，是啊，当然啦，”她急忙表示赞同，“那你们的另一部电话呢？”

“卧室和厨房里各有一部。可平常在我接诊时，尤丽娅总是把电话音量调到最低档，不让电话铃声传到办公室去，她甚至在屋里走动时都蹑手蹑脚的。在谈话过程中只应有我和我的病人。整个世界里只有两个人。你们明白吗？如果病人感到身边有第三者在，会妨碍他谈话。任何无关的嘈杂声都不应有。”

“这么说，您也不知道，在10点到2点之间，是否有人给您或您的妻子打过电话？”

“有人给我打过电话……我已记不大清楚了。尤丽娅总是把要转告的话记在纸上，在接诊后转给我。”

“这么说，昨天吃午饭时，她向您报告过什么人给您打过电话？”伊戈尔追问道。

“是的，是这样。”

“至于谁给她本人打过电话，她没说吗？”

“我不记得了。或许吧……我没认真听。”

“为什么？”

这个问题再普通不过了，但心理医生却没回答，只是含糊地耸了耸肩。

“吃午饭的时候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告没告诉您她下午的计划？”

“没有……好像没有……我没在意。”

“您当时有心事，心神不安？”

“我？不。您此话怎讲？”

“这么说，您平常就不怎么认真听您妻子的话了？”

这话从列斯尼科夫方面说当然显得有些唐突，可这一情况毕竟有必要了解清楚。也许这个家庭里关系并非那么和睦？而国家杜马议员被杀也不是政治性案件，而是一件十分普通的日常生活案件？

戈托夫齐茨把目光转向列斯尼科夫，眼神突然变得专注而又尖锐。

“您这么说该不会是有所暗示吧。我和您，伊戈尔-瓦连金诺维奇，已经打过交道，在小偷撬门溜进我家那次。我想您一定还记得这件事吧。当然，撬窃事实本身使我不得安宁，尽管什么东西也没丢。可这件事使我很不安。”

如今坐在娜斯佳对面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全身紧张而又严肃的人。也是，他居然想得起列斯尼科夫的名字，但娜斯佳记得很清楚，这一次伊戈尔根本就没对他说出自己的名字和父称。他只说“列斯尼科夫中尉”和“卡敏斯卡娅少校”。

“你妻子是否也对撬窃的事很不安？”娜斯佳问道。

“是的。”

话说得很肯定，但不知为何似乎不大确信似的。

“您家里有没有属于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文件和证明？”

“当然有。”

“能让我们看一看吗？”

戈托夫齐茨疾速从他坐的椅上站起来。娜斯佳直到此时才注意到他的相貌：一个身材高大的美男子，刚过四十多岁的样子，头发浓密，梳理得十分整洁，脸上的线条粗犷严峻。可是，不知怎么显得神经过敏，使他看上去矮小萎琐而又忙忙叨叨。而且，娜斯佳必须克制自己不看他的秃顶。“要知道这可太奇怪了，”她暗自笑道，“为了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出一种与其真实现实无任何共同之处的外部形象，别的演员会情愿献出自己的半生的。也是，心理状态对一个人外貌的影响有多大呀！如不是亲眼见到的话，连我也不会相信的。”

“拿到这儿来还是就在原地看？”

“就在原地看吧。”伊戈尔道。

死者的文件在客厅柜橱的小抽屉里。戈托夫齐茨默默取出文件放在沙发上。

“请看吧。”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平常在家时在哪儿办公呢？”伊戈尔问。

“这要看是什么时候了。如果我在接诊，她就在远离办公室的卧室里，这我告诉过你们……”

“是啊，是啊，”列斯尼科夫连忙点头道，“其余时间呢？”

“在这个客厅或是厨房里。”

“这么说，卧室和厨房里也可能有部分文件？”

“可能吧。看一看？”

“请。”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丢下两人走了出去。

“您是怎么想的，打算就在这儿把所有文件都看了？”列斯尼科夫怀疑地问。

“当然不，得带走。但第一次看得有主人在场。或许需要他解释一番。有什么必要以后每过5分钟就把他拽到电话机前来呢！”

“你疯啦！”他惊叹道，“这儿的工作够两天干的了。”

“别夸大其词。”娜斯佳蹙着眉头端起一个硬塑文件夹，“今天先快速大致分一下类就走。你不是有急事吧？”

“孩子病了，老婆急得很，好几天没合眼。要我哪怕回家那么一次，好让她喘口气儿。”

“那你走吧。我一个人对付得了。真的，伊戈尔，走吧，放心，尊敬的心理医生不会把我给吃了的。”

“可万一是他把自己的妻子……啊？你就不怕与凶手面对面？”

“瞧您说的！”娜斯佳扑哧一声乐了，“第一，这样的场合我已多次经历过了。目前还皮毛未损。第二，即使他真的是凶手，那也几乎可以肯定，促使他杀人的原因不在这些文件里。因此，在我翻寻他妻子的文件时，我对他是不会构成危险的，因为我正在搞的调查不会对路。在这件事上，他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和可靠的助手。”

列斯尼科夫瞥了一眼手表。

“7点半了，我走你真的不生气？”

“是的，不生气，真的。快走吧，明天见。”

厨房里传来移动椅子的声音和壁柜门“劈啪”的开合声。

“去看看他在那儿究竟在翻找什么。”娜斯佳小声说道。

伊戈尔哧溜一下走出房间。的确，怎么可以让主人一个人呆着呢。你怎能知道，他打算交给刑侦科侦查员的，是被杀死的妻子的全部文件吗？或许他还想隐瞒点什么呢？

响起了椅子倒地的“劈啪”声，娜斯佳吓了一跳，连忙跑进厨房。地板上乱堆着文件夹、单张的纸和翻倒的凳子，房主人一声不吭垂手站在地上，看样子对所发生的事似乎感到莫名其妙。

“我来帮帮您，”娜斯佳俯下身去开始拾文件，“伊戈尔，你走吧，我俩能行。”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蹲在她身边，却连一份文件也不捡，就只是看着娜斯佳，等她把所有文件都捡起来，列斯尼科夫身后的门“啪哒”响了，但主人连动都不动一下。

“请您原谅，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理解，您会觉得我在此时此地讯问您不合适。而且，一般说我的在场也会使您感到窘迫。可我们得破这个案子，因此，很遗憾，您还必须得在一定时间内容忍我们对您生活的打扰。”她尽可能委婉地说道。

“需要多长时间？”戈托夫齐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