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疯子来说自然死亡就是疯子本人给自己招致的死亡。不要再怜悯她，她不值得怜悯。”
“你在说什么呀！”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愤怒了，“每一个人都值得怜悯。不能这样对待人。”
“她是凶手，你不要忘记这一点。她打死自己心爱的人只是因为她不想让他属于另一个女人，也就是你。”
“她杀人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因为他请求她这样做的。你不要假装不明白这一点。”
“反正都一样。斯韦托奇卡，你不要多愁善感。你要记住，她是冲着你干的。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躺进那个魔鬼医院和那些鬼东西一天六次给你打针的，就连你的臀部和大腿都变成了一片青紫斑，你既不能坐，也不能躺。你甚至准备忘了，至今你每天夜里还常常梦见那个女人手持大刀向你猛扑过来。柳德米拉-伊西琴科罪有应得，所以决不许怜悯她。”
“但是，她毕竟是个病人啊！”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几乎绝望地高声说，“在这些方面怎么能责备她呢！是啊，她是这样做了，她手持大刀向我猛扑过来了，她开枪了，但她毕竟是情绪不正常，她不能支配自己的行动，她做这些事情是无意识的。难道可以向精神病人报仇？难道可以为自杀者而高兴？”
“可以，斯韦托奇卡，可以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是需要的。”
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从男人弯曲的胳臂下把自己的手抽出来，并轻轻地离开了。
“你有香烟吗？我自己的烟放在汽车里了。”
他默不作声地从口袋里取出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风是直接迎面吹过来的，所以斯韦特兰娜-格臭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只好扭过身去点烟。她深深地吸了几口，然后慢慢地向身后的汽车走去。
她因他表现得如此冷酷无情而感到恼火，不高兴。而且令她感到更加不愉快的是她对他这种对待人冷酷无情的态度没怀疑过。
走到汽车跟前，她坐到了司机位置。
“我送你回家。”她谨慎持重地说。
“难道你不顺便去看一看？你是想去的。”
“我没有顾及到时间。我在想，我们早一点把住宅的活干完。而现在已经晚了，我要返回去。”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拐弯抹角地说。
“那我和你一起去。”
“不，你不要和我去，我送你回家。”
“斯韦托奇卡，我不能再这样了。你不在我身边我会死的，我想和你时时刻刻在一起，昼夜二十四小时。”
“需要等一等，现在还为时尚早。眼看我就搬过来了——我们马上会在一起的。”
她千方百计地笑得尽可能亲切一些，温和一些，期望用这个不自然的微笑驱散走支配着她对自己所爱的人刚刚表现出的那种难以置信、恬不知耻突如其来的恶感。
“加林娜-伊万诺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昨天打电话了。”她说，只是为了随便说点什么，“在我看来，她情绪非常不好。她打算郑重其事地和我打官司。”
“你告诉她说书是你写的了，她不相信？”他气呼呼地说。
“当然，不相信，而谁会相信呢？任何相信无论如何首先是建立在你想听到的和你现在听到的一致的基础之上的。瞧，我妈妈，如果有人对她说，天才的作家是她的女儿，而不是女婿，她马上就会相信，因为任何一个妈妈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总是希望她的孩子是一个杰出的、天才的、尽人皆知的人。因此，你对任何一个母亲说，她的孩子非常有才华，于是她将会很乐意相信你。而如果对著名作家的母亲说，她的儿子是无能之辈和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思想，而所有他的天才的书都是可恨的儿媳妇写的，那么她会相信吗？”
“那这个蠢货要打算干什么？”
“她将就有关遗产分配提出起诉。而我回应她关于确定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帕拉斯克维奇签名的作品作者的诉讼。她将证实自己对儿子的继承权，而我将证实引起争论的金额不在继承的范围之列，因为它属于作为作者的我本人。”
“没脑子的笨蛋。谁会想到她对你如此的刻骨仇恨！”
“别再说了。”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皱了一阵眉，“是的，加林娜-伊万诺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正在做出不是最聪明和不是最合乎道德的举动，但这是个已过中年的女人，哪怕是考虑到她的年岁也需要对她采取宽容的态度。况且亲爱的，你如果忘了三周前她刚刚埋葬了自己惟一的儿子的话，我现在提醒你，当一个人患了重病快要死的时候，那么亲人们至少从精神上对逝世有一个思想准备的阶段。而当一个年轻人被凶手杀害致死的话，那么不会很快由这种精神压抑的状态恢复常态的。当加林娜-伊万诺夫娜-帕拉斯克维奇镇静下来的时候，过一到两年她本人会为她现在的举动心里感到惭愧的，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
“惭愧？”他大笑起来，“斯韦托奇卡，我为你那种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的信念而感到崇敬。假如一个狂躁者，他的手上沾满了数百个天真活泼无辜者的鲜血，你也会在谈论他时说，大概他在童年时缺乏爱和关心，母亲给小弟弟的爱胜过了给他的爱，因此，他整个一生会对小小孩充满憎恨的。你敬爱的婆婆永远不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惭愧的，所以你别指望。但是，她知道你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她是正确的以后大概会非常惊讶的。因为她确信，不需要什么表白的理由。”
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小声地说：
“你从哪里来的这么多恼恨啊？从前你不是这么冷酷无情的呀。”
“我变了？”他傲慢地问道，同时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忍痛地指出，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用这种目空一切、冷冰冰的语调说过话。
“是的，你变了，变化非常之大。我甚至没有料到，你是这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是冷血动物。是残酷无情、恬不知耻的人。”
“斯韦托奇卡，胡扯！你觉得好像是这样，你的感情实在太脆弱了，过于多愁善感和富有怜悯心了，而我通情达理，深思熟虑，公道正派。但是由于你本人太易动感情，所以你觉得我的深明事理好像是冷酷和无情。我再重复一遍，疯子柳德米拉-伊西琴科罪有应得，因为她胆敢动手打你，打我比生命更爱的女人。”
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没有作答，接着他们默不作声地走完了剩下的路。让他在他房子旁边下车后，她没有像平常那样，等着他一直进了大门再离开，而是立即加速开走了，她的心情十分沉重和忐忑不安。在数月的时间里她第一次对他的行为正确与否突然怀疑起来，立刻想起了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洛希宁的话：做完手术后，外科医生已无权怀疑需要不需要做手术了，而应该考虑如何把病人护理好的问题了，手术完毕，被切下的和扔掉的器官不能再放回去了，所以现在开始的是长期和复杂的护理阶段。那位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洛希宁说，做手术——不是变魔术，而护理好手术后的病人——这是一项比较复杂的任务，它要求耐心、细致、技能。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当时没有把他的话同她本人所处的那种情势联系起来。因为她自己的手术要求长时间的和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并且任何人无法告诉她，这“不是变魔术”。而结果是，术后期——更加复杂、更加严重，而且需要比手术本身更大的精神力量。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是一个女强人并知道，她将忍受这个不一般时期的所有痛苦，但现在她第一次对是否值得产生了怀疑。
为了完成纳培利娅-米哈伊洛夫娜-多休科娃的重托，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决定重新见一见所有在证词中指控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犯杀害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罪的证人。他们共有十一个人，不过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不排除他们实际人数还多一些的可能，仅仅是十一个人被传出庭。暂且他的手中只有判决书副本，而后可能需要查阅刑事案件卷宗。
总之，从“拉达”饭店与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一起出来的太太、门卫还有两个听到太太绝望的惨叫声后急忙跑到大街上的饭店客人——四个人，三名警察和两名“急救队”的医生——五个人，还有两个人——家有名叫洛尔德的大猛犬的主人伊戈尔-吉洪年科和一个在电视上看到被捕的凶手后，急忙去履行自己公民义务的姓普里加林的人，共计十一个人。
最简单的是“拿下”三名警察，因为他们既然是一起到达事故现场的，他们应该在一个地方工作。斯塔素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愿望实现了，但是只是部分的。奉召唤来到“拉达”饭店并作为证人在法院开庭时被讯问的这三名警察的确是一年前在莫斯科中央区内务局工作过，而现在在中央区只剩下其中一个人了。第二个人被调到西南区了，因为据说那里有人答应为其解决住房。第三个人则完全离开了机关并作为某个公司的法律顾问随心所欲地生活着。
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那维奇把两天时间（准确地说是两个晚上，因为白天他应该在“天狼”公司工作）花在寻找这个人上了。他们三个人一致确认，在他们到事故现场时就发现了躺在人行道上的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并在他周围有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其中一人是“拉达”饭店的门卫，而另外两个人是那个饭店的客人。受害人心情沉重，但神志清醒。有人问：“您知道是谁向您射击的吗？”他小声地和很困难地作了回答，但说得十分清楚：“多休科夫……叶尼亚……叶夫根尼……多休科夫。”
女人和几个男人马上确认，这些话在警察到来之前他就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找过警察之后，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开始着手找医生，因为他们也应该是从一个医务站来的，据查的确如此。不知是医务人员的干部比警察局的干部流动得慢，还是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那维奇真的走运，两个人——医生和医士——仍然在一起工作。结果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没有看出某个人为提供假口供付出代价的任何迹象。两位看破红尘、一贫如洗、嗜酒如命的客人毫不犹豫地证实了判决书上所写的东西。是啊，他们来到“拉达”饭店，从这里把受弹伤的男人带走了，这个男人在被送往斯克利福索夫斯基学院的路上死了。但是，到最后他神志清醒并回答了与他们一起去的一个警察所提的问题。
“警察提的是什么问题，你记住了吗？”
“是的。基本上是同一些问题。谁向您开枪的？为什么他向您开枪？”
“而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回答了些什么？”
“他说出了名字，于是大家都深感惊讶，他说，用‘他’，还是用第一人称‘我’讲述？”
“可以用直接引语，而不用间接引语吗？”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那维奇请求道。
“可以。”一个并不年轻的胖女医生和蔼可亲地说，“大概是这样的：‘叶尼亚，多休科夫-叶尼亚，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叶尼亚，为什么？’他就这样嘟囔了一路，一直到死。我们没有把他送到。”
“也许他是在说胡话？”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那维奇推测说，“您不觉得好像是吗？”
“不。”一个面容明显枯槁的瘦小的医士加入了谈话，“警察还向他提了其他一些问题，问了地址，他的名字，也就是受害人的名字，天气怎样，今天是几号和谁在饭店了，他都回答得非常正确。那名警察显然很内行，也开始检查受伤人是否在说胡话。”
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从门卫、两个和饭店毫不相干的客人及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的熟人口中获得某些特别的东西是不大可能的事。而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那维奇由于天生办事认真还是找到了他们，在他们身上花了三个晚上的时间，但任何新东西都没有找到。
剩下的还有两个人：在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楼下住的邻居伊戈尔-吉洪年科和偶然路过的普里加林。这完了之后需要向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跪拜叩求，要不然就是向伊万-阿列克耶维奇-扎托奇内将军本人跪拜叩求，以便在法院档案室弄到有关控诉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的刑事案件卷宗。认真看一下，就这个案子谁还审问过，偶然发现由于某个原因没有写入起诉书的某些事实和推论。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鉴定专家的结论。看一看，侦查员向他们提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和在鉴定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什么。但这一切都是后来从档案室弄到卷宗后的事了，而暂时需要与伊戈尔-吉洪年科进行谈话。归根到底，绝大多数证人最多是些情报传递者：他们听到了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说过什么样的话，一一讲述给警察听。而就是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本人和伊戈尔-吉洪年科任何人的话都没有转述过，他们亲眼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人。但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现在已经无法问了。
伊戈尔-吉洪年科是一个十分可疑的男人，未经长时间的事先商谈不允许进入他的住宅。对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拜访他感到不能理解，因为早就开过庭了，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已经坐牢，就这一点要进行什么样的补充谈话——完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最后，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发火了，到伊戈尔。吉洪年科的楼上把纳塔利娅-米哈伊洛夫娜-多休科娃请下来，两人一起来到了伊戈尔-吉洪年科的住宅门前。
“伊戈尔-吉洪年科，”她大声说，“是我，娜塔什卡，207号住宅的。”
只有在这之后疑心重的伊戈尔-吉洪年科才打开了门，但个头很大的灰色大猛犬站在主人旁边并完全不友好地看着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它显然认识纳塔利娅-米哈伊洛夫娜-多休科娃。
“伊戈尔-吉洪年科，请回答一下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的问题。”她请求邻居说。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伊戈尔-吉洪年科不高兴地嘟囔了一句，他个子不高，看上去是一个身体很虚弱的人，大约三十到三十二岁。“干吗又要旧事重提呀？”
“我雇用的私人侦探，”纳塔利娅-米哈伊洛夫娜-多休科娃开始解释说，“我想证实一下叶尼亚任何人都没有杀。我坚信，发生了误会。悲痛的错误，而结果无辜的人坐了牢。伊戈尔-吉洪年科，请和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谈一谈，这首先对于你本人来讲是需要的。”
“为什么？”伊戈尔-吉洪年科翘了翘浓重的眉毛，“我干吗需要这一切？”
“因为，肖叶尼亚将获得自由的时候，知道你不想竭尽全力为他复权并证实他无罪后他会非常惊讶的。”
漂亮话说得像珍贵的女人内衣一样十分露骨，不要脸。她说：“如果叶尼亚知道你把按着他的旨意雇用的私人侦探拒之门外的话，那么他会找你算账的。而你如果与这个人好好谈一谈，那么叶尼亚很可能会因为在困难时候帮助过他而感谢你的。因为说不定叶尼亚也许没有罪，而且也证明他无罪，他很快就会获得自由的，甚至他会知道，你，伊戈尔-吉洪年科带着狗不允许为他的自由而去斗争的人进门。”
结果在胆小怕事的伊戈尔-吉洪年科身上花了很多时间，而收效甚微。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对伊戈尔-吉洪年科深更半夜领着随地大小便的狗散步，真的看见了自己的邻居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没有任何疑问。由于诸多原因他不可能认错人。第一，他在讯问时正确地描述了他那天晚上看到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所穿的衣服。第二，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和他进行了交谈，并提到和叫了大猛犬的名字。第三，也是重要的，伊戈尔-吉洪年科和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住在这栋楼里已有十五年的时间了，并认识了整整十五年。伊戈尔-吉洪年科连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的父母都熟悉，发财的儿子为他们购买的一套新住宅比他留给自己住的这一套稍微旧一些，但也是相当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认惜人。因此，所有有关衣服和交谈的证词基本上是多余的。
这些推论在下列情况下是可信的，即如果不怀疑伊戈尔-吉洪年科的认真态度和检查他的话的可靠性，换句话说——可能有错误的话。正像已经查明的那样没有任何错误。但捏造是有可能的。伊戈尔-吉洪年科在夜间两点钟没有看见从家里出来的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和与之交谈过。要知道任何人都不能证实这次谈话事实，因为没有任何证人。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完全否认这一些，其中包括那天晚上他从家里出去过。这就意味着，实际上伊戈尔-吉洪年科的证词无法被证实和检验。惟一的借口——衣服。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喜欢漂亮的新式服装并购买了大量的衣服。当一个人穿一件大衣时，那么在这一季满可以描述出它，不用担心搞错。而当有多少夹克衫、大衣、绒毛褥子和熟羊皮短皮袄，就在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的立柜里挂多少，那么偶然的命中是很令人怀疑的。伊戈尔-吉洪年科描述的正是那件夹克衫——短款的，面料是浅棕色皮，白兽皮口袋点缀的腰身——也是其他证人所描述的并在上面发现了火药质点。而且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从家出来的时间他说得是对的。
“我的狗哀嚎起来了，开始把被子拉下来，我明白它又急于想干什么了。我打开了灯——我的天啊，差十五分到两点。喂，好吧，不能虐待哑巴畜生。我半睡半醒地起来了，穿上裤子、越野鞋、皮夹克，便带着它拖着沉重的脚步蹒跚地向楼下走去。我刚刚出来——过了三分钟左右，大约五分钟叶尼亚下楼。可见，时间是差五分两点到两点之间。”
从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的家到“拉达”饭店，沿着夜间空旷的大街，考虑到结薄冰天气的原因不过二十分钟的路，这种天气，如果你注意到那时是十二月份的话，是完全可能的。从“02”铃声1响到“拉达”饭店在夜间两点五十二分被注册登记。事实表明，从向人开枪到警察局的电话铃响经过了五到十五分钟——全靠在附近人的数量。有一种参加者的最佳数量，在这种数量情况下警察局的铃声实际上马上会开始响起来。如果人少，不超过三个人的话，那么他们会马上齐心协力地扑向受伤者井试图查明发生了什么事并是否可帮助他，而且只有经过足够时间，他们当中随便一个人才想起报警。有这样一种情况表现得特别有说服力，如果参加者少且其中有受害人的亲人，他们看到出事时自己开始晕过去或者拼命地喊叫，结果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自己这方面来。如果人特别多，那么大部分人都以为有人给警察局打电话了，而某个人试图查明这事办了没有，那么很难得到准确的答案。
1报警电话——译者注
在杀害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时现场的人不多，但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多少受过一些训练的警卫人员，他马上反应过来拨通了报警的电话号码。因此可以认为，传来致命枪声在两点四十五分到两点五十分之间。如果推测，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是在两点钟离开家，大约在两点二十分到达夜间营业的饭店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设想，他在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没出现之前只好等候半个小时的时间，这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非常熟悉受害人并了解他的习惯。比如，他大概什么时间从夜间营业的饭店离开。大概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有在两点半到三点之间这个时候出来的习惯，顺便说一句，正是这一点可以说明那个事实，怒气冲冲和妒火正旺的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没有马上跑去对付欺负人的人，而是耐心地等到夜间两点钟。这样一来，如果设想，伊戈尔-吉洪年科根据某些暂时谁都不知道的意图说的不是实情和他那天晚上在大街上没有看到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的话，那么他怎么可能如此准确地“命中”时间呢？他说出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比如不是两点，而是两点三十分，于是会产生怀疑了。怎么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这个凶手能如此准确地正好赶上在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从这里出来的时候抵达饭店呢？而你告诉伊戈尔-吉洪年科，这事发生在两点四十五分，那么所有的认为有罪的判决就像建造在沙滩上的房屋全部塌方了。因为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在三分钟里无论如何是到不了“拉达”饭店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
然而事实不是这样，伊戈尔-吉洪年科坚定地说出了同样的时间——差五分两点到两点之间，而且经验丰富的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的任何狡猾手段都不能使他动摇，伊戈尔-吉洪年科没有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