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大楼您回自己房间去了？”

“没有。”

“您到哪儿去了？”

“到达米尔房间。”

“为什么？”

“为……那个。”

一阵令人不快的沉默。终于，侦查员笑了。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我怎样评价您的回答呢，是情报还是不礼貌的话？”

“是情报。您就认为我的词汇量贫乏好了。”

“好吧，我们认为您到伊斯马依洛夫那儿是为了幽会，对此您不好意思说出来。您在他的房间呆了多久时间？”

“很久。这段时间我还看完了半部影片，喝了咖啡，与伊斯马依洛夫聊天，大约两个小时。”

“这段时间伊斯马依洛夫一直在房间吗？”

“是的。”

“没有离开过吗？”

“没有。”

“您绝对有把握吗？”

“是的。”

“您确认您的证词是发生凶杀案时伊斯马依洛夫不在现场的证据吗？要知道伪证会带来严重后果。”

（不要吓唬我，也不用虚张声势。您最好注意我的所有证词的最大特点——非常准确。我将以最简单的方式让您相信我的认识、我的作为、我去侦破罪案方面的思想。既然我工作的刑侦处是对付重大暴力犯罪的，一个杀人案又怎能难倒我呢！）

“我确认。我毫无保护伊斯马依洛夫的企图。我所说的完全符合事实。”

“为什么，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如果您接受了一个男人的爱慕并在夜间到他房间去幽会，自然您就会产生保护他的愿望。可是为什么您没有这种愿望呢？”

“因为我是具有正常理智和健康心理的人。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把男人的爱慕和公民的义务相混淆。正是公民的义务感使我拒绝提供伪证。”

（实际上我到他房间并不像您所说的是去幽会。那只不过是双方的游戏。达米尔出于某种需要，而我只不过出于好奇。他矫揉造作表露情感，因为他出于某种动机需要我，而我做出信赖他的姿态，因为我想弄清楚他玩弄把戏的真实目的。尤其是现在我更有兴趣弄明白它，因为好像他对我的需要急剧消失了。可惜，您不愿意和我谈这些问题。）

娜斯佳认真而准确地回答了侦查员的一大堆问题，同时与他进行了广泛的思想上的对话。对这次谈话她早有准备，决不与侦查员对她保持距离的立场妥协，即使在言语中不表达出来，即便只是心灵的思考，她反正要倾吐出她认为需要倾吐的一切。

“从伊斯马依洛夫房间回来时，您是否经过240号房间？”

“我不知道240号房间在哪里。如果在豪华套间那一侧，那么就经过了；如果在另一边，就没经过。”

“难道您走在走廊上没看房间号吗？”

“没看，而且走廊很暗。”

“伊斯马依洛夫没送您吗？”

“没有。”

“为什么？”

“没这个必要。我从不怕黑暗，也从不迷路。”

（从达米尔白天对我说的话来看，他没有送我，让我多少感到奇怪。这是不是表明前一个晚上直到上午都存在某种危险，有可能发生某种不该发生的事件，而达米尔和我在一起就可能防止它呢？就是在那个晚上，起初这种危险还是存在的，达米尔不会无缘无故在花园里到处找我。到后来这种危险消除了，好像从来没有过一样，于是达米尔也就不必要在深夜两点钟从二楼护送我到五楼。）

“谢谢您，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相信这不是最后一次见面，我不得不再一次提问您。”

“请原谅，我可以再问一句吗？”

“问吧，但我不能保证回答您。”

（忍耐住，亲爱的，忍耐住！时间不会很久，不久一切都会澄清，还其本来面目。）

“在阿尔费洛夫的上衣口袋里或他的房间里没发现一包‘阿斯科尔’牌香烟吗？黑色的硬纸盒印有金字的那种。”

“没有。您再没有问题了吗？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再一次感谢您，祝您一切顺利。”

娜斯佳记不得是怎么回到自己房间的。她一点都不理解。一个多么骄横无理的人，竟把与女人讨论专业问题看做有损于自己的尊严。他真的是不是很愚蠢呢？为什么当时他对她的最后一个问题没有反应？他应该、他有责任问她那包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留在阿尔费洛夫那里。她就会向他解释，烟是她忘记在长椅上的。如果阿尔费洛夫没发现是一回事，但如果他发现、带走或放在口袋里，他们应该会看到它。发现了吗？没有。那么到哪儿去了呢？在被打死倒下去时掉了？那就是说，他不是在房间里被杀的。随之她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可真不明白为什么提问她的侦查员却看不到这一点。

她从里面锁上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煮咖啡。她两手发颤，手指僵硬，耳朵轰鸣，脚也不听使唤，同时眼前发黑，冒着金星，仿佛一群苍蝇在房里飞来飞去。一股寒流在体内四处漫溢，她感到手指和脚趾变得冰凉。工作带来的快慰已消失殆尽，屈辱伴着痛苦和孤寂又占据了她。

人类分为男人和女人。这个朴素的尽人皆知的真理原本只是对生物客观现实的确认，但渐渐地转化为一种规则、行动的指南，并据此形成一种莫名其妙的社会思想。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规则的覆盖面还多少扩大了。在存在着男人和女人的基本范畴的同时出现了补充的、也可叫做辅助的范畴。这种辅助范畴作为一种奇谈怪论己濒临破灭，因此很值得列入红皮书1。

1国际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联合会出版的有关全世界稀有物种的现状和保护措施等内容的书籍——译者

聪明的人类依据这种基本规则的精神，挖空心思想出各种复杂程度不同的游戏：有专为男人的，专为女人的，还有供男女混合编队的。如果深入研究社会性别活动的演化过程，并没有发现这种界线一开始就不符合实际，而更多的仅仅是一种形式，游戏的一部分。可忽然这种界线却从游戏的东西变为真正的钢筋混凝土一般的森严壁垒，以至任何先进的思想、任何完善的武器都不可能击穿它。

缝制衬衣裤应当是女人的事，侦破犯罪应当由男人干，就是这样。不管你如何努力，也是徒劳。但奇怪的是男人又完全可以成为著名剪裁和设计大师，圣洛朗、扎伊采夫，女士发型设计师萨苏都是有力的证明。既然这样，妇女从事侦破犯罪的工作也就不应该有什么奇怪。

女侦查员差不多和男的一样多，但刑事侦查是男人的领地，你，蠢婆娘，就别想涉足了。这就是传统公认的侦查工作，难道对吗？个人的侦查、埋伏、追踪、攻击都是体现男孩子们浪漫精神的开心的活动。许多文艺性、记叙性的作品，甚至口头传说故事都以此为主题赢得读者的心。可为什么谁都愿意承认和证明侦破工作是一项需要智慧、默默无闻、不抛头露面的工作？在获得个人侦查奇迹之前，不知要熬上多少个不眠之夜，专心致志地、反反复复地分析地点、住址、历史、绰号、外表记号、语言和行为特征，而后才到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去寻觅自己都不认识的人。在坐上三辆带警灯的车，风驰电掣般去阻截一个武装匪徒之前，要长时间细心地搜集情报、跟踪匪徒的行踪，像预测天气一样对他明天的行动计划做出判断。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人才玩游戏。生活，只有当它摆脱愚昧，才会按其本身的规律运行，而且这些规律绝不是人们在那些游戏中杜撰出来的规则，而完全是客观存在的。同样，就是包藏着罪恶的生活，它的客观运动也始终要求人们不要以自己的游戏规则，而要以客观现实规律为指导。如果为了侦破犯罪需要进行情报的分析，情报的汇集、思考和核实、梳理，那就让我们这样做吧。决不能把分析工作和侦破工作的其他形式混为一谈。每个人应该做他最擅长做的，而不要按所谓的规则行事。你善于射击和奔跑——就去阻击罪犯；你善于了解他人的心理和找到让人开口的钥匙——就去审讯；你善于研究情报——就去做情报工作，但不是为自己个人，而是为整个事业，为共同工作的每个人努力吧！所以不管你的性属是从哪个字——男或女——开头，都不应该有任何区别。

维克多-阿列克赛那维奇-戈尔杰耶夫很早就认识到不能把生活规律和游戏规则混为一谈，只要条件允许，他就力促实现这一新的认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他把各有所长的匠人们团结在自己周围。比如，伏洛佳-拉尔采夫是位优秀的心理学家，能给大家提供咨询，帮助你如何与某人进行谈话，以求达到你要达到的目的。笑容可掬的科利亚-谢卢亚诺夫对莫斯科了如指掌，什么穿堂院、偏僻的小巷、死胡同他都一清二楚，在制订行车路线上没有人可与他相比。长着一对黑眼睛的年轻人米沙-多岑科在做证人的工作方面也是不可替代的。他极其耐心和细致，能从证人那里取到最细小的证据。而娜斯佳-卡敏斯卡娅是位分析专家。如果说起初戈尔杰耶夫处的人对她持怀疑态度，因为除戈尔杰耶夫外，许多人还遵从老的游戏规则，那么现在大家不仅喜欢和尊重她，而且让她放出光彩。

可是，如今娜斯佳处在别人的场地，按着老式的规则玩着常规的游戏：一个婆娘算什么，在刑事侦查方面干不了什么事；女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也不会比男人更聪明，真的是头发长见识短。因此，论侦查的斗智从不会比男子汉强，论斗勇就更不行了。

人类，其中包括某些侦查人员，已经认识到世代形成的规则的不合理性，但一时还找不到一种道德力量来粉碎高高竖起的栅栏。

娜斯佳-卡敏斯卡娅怎么办呢？她已经两次被别人场地的代表否定了。首先是安德烈-戈洛文，而后是那个侦查员（他虽然说了自己的名字，但说得不清晰，娜斯佳没有听清楚）。难道她能对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说：喂，这要你去核实……你知道就去做吧……你听我说，我说的是案情……不，这些话只能是那些和地方警察打过交道，进行过意料得到和意料不到的游戏，包括不完全体面的形式的人们才能说出口的。而如果你是个女人，除了觊觎历来由男子从事的工作之外还想指教男人如何如何，那么，亲爱的，这几乎是不现实的。卡敏斯卡娅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戈罗德市从一开始就没有理会她，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认定女人在刑侦部门工作完全是胡闹，是根本不可能的。当凶杀事件发生之后，娜斯佳曾设法公开给他们提供帮助，而这相反却使她完全明白：女人应当知道自己的位置，不要向栅栏靠近。

娜斯佳尽量不听信这些话。她真诚地想帮助他们，为此她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但一切总得有个界限。既要冷静，也需要理智。她冲破第一次屈辱的浪潮，随着浪峰顺势向前冲去，投入第二次浪潮，不料却呛了水。

又有人敲门了。第一次约在一个小时前，娜斯佳躺在床上躲着，佯装室内没有人的样子。此时她正在进行翻译，打字的声音很远都听得到，便没有什么理由不开门了。

“阿娜斯塔霞，你怎么了？请把你的病历给我，”主治医生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严厉地说，“我已经想到了。你已经连续两天没有去治疗，也没有去游泳池，你不舒服吗？为什么不去餐厅用餐？”

“我……我不舒服。”娜斯佳懒懒地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呢？这里是疗养院，不是市场，请你考虑这一点。一遇到身体什么地方不舒服，立即去找医生，明白吗？”

“明白，现在已经好了。明天我就去餐厅，去治疗，一定，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

“好吧，我想知道你什么地方不舒服，为什么没有食欲。难道我给你订的医疗方案不对吗？”

“别担心，只不过情绪不太好。”娜斯佳笑着说。

“那个悲痛的事件对你影响很大吗？”

“有一点儿。不必担心，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一件蠢事，今天，请您原谅，还有点难过，明天早上一切都会好的。”

医生不甚满意地走了，他对娜斯佳的固执也没什么办法。她还是没去餐厅吃饭。

达米尔仍然没露面……

差不多晚上10点又有人敲门。是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

“您的电报，娜斯佳。我走过值班室，值班的护士请我交给您。”

邻居交给她一封已拆封的电报。是谁那么好奇，忍不住偷看别人的电报？“请速给家里打电话吻你爸爸。”她感到不对劲。如果家里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就不会在电文中用“请”字。如果用“请”，这是请求，而不是命令语气，“请求”，可以不办。另外，“速”，为什么要求尽快呢？要知道，昨天收到汇款后才给他打了电话。

“怎么办呢？”娜斯佳不知所措地说，“父亲叫我马上打电话回家，但到市里去已经太晚了，电话局工作到21点。”

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果断地拉住娜斯佳的手。

“走！这种特殊情况应当用特殊办法。我们走运的话，就可以在经理办公室打电话。”

娜斯佳被拖着往前走，心里有一种小羊被拖去宰杀的感觉。从各种情况判断，继父想向她传达戈尔杰耶夫的通知。处长不想通过当地的刑侦机构与她联系，这本身就能说明许多问题。比如，能否利用她建立一个立足点。他也许打算派什么人来再考虑如何行动，还要决定娜斯佳在疗养人员中间以什么面目出现：翻译工作者还是刑侦局的人。

娜斯佳想到在经理办公室的前面总有一间接待室，接待室的电话与经理室的是连通的。这种情况下从经理办公室打电话回家是非常愚蠢的。谈话可能被偷听。拒绝不打吧，又以什么借口呢？你收到家里的电报，要你速回电话，又把你领到了电话旁，可你呢？真想把脚扭伤算了。真没办法，只好让你用哪部电话就用哪部吧！最好不要发生什么事。娜斯佳自我安慰地想着。有谁又有什么必要去偷听我的电话呢？普普通通的翻译工作者给家里的亲爱的父亲打电话。有什么不一般的呢？没事，不会出事的。娜斯佳给自己鼓气。

她一路想着，和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走到护士值班室。

“奥莉娅，”列基娜亲切地向护士打招呼，“你能不能给我们打开格奥尔基-瓦西里那维奇的办公室？我的朋友收到家里的电报，她要马上打一个长途电话。”

奥莉娅点点头，从抽屉里取出一串钥匙，走进接待室，娜斯佳立刻往秘书的办公桌上看：的确，有几部电话，有一部是与经理办公室连通的。很可能让我在这儿打，那时就能确定经理室有没有人拿起听筒，但奥莉娅和列基娜就站在身边……

这时护士打开经理室，开了灯，然后用手做个邀请的手势。让进娜斯佳之后，护士有礼貌地关上经理室和接待室之间的门。娜斯佳差一点没喊出来：“不要关，我好能看到秘书办公桌上面的电话。”

一切都会好的，没什么可怕的。娜斯佳一咬牙，拨动莫斯科的区号和家里的电话号码。

“喂！”听筒里传出列昂尼特-彼得罗维奇的声音。就在这一刹那娜斯佳的耳朵捕捉到非常细微的咔嚓声，也不是咔嚓声，是某种咝咝声。也就是说，有问题。

“爸爸，是我。说大点声。声音不清楚，有杂音，怎么搞的？”

“娜斯佳，”列昂尼特-彼得罗维奇提高声音，虽然电话里的声音非常清晰。他明白了“有杂音”是什么意思，“你把自己房间的钥匙留给谁了？”

“七楼的马尔加里达-约西冯芙娜。我不是专门留了字条？怕是你忘了。”

“噢，想起了。”继父的声音炮含后悔的情绪，“想起了，你好像在冰箱上放了个什么条子，我到处都找不到。”

“你要钥匙干什么？”娜斯佳怀疑地问。

“你知道，柳霞-谢苗诺娃的男朋友来这里出差，柳霞问能不能让他住在你那儿。她知道你去疗养院了。”

“为什么一定要住我那儿呢？”娜斯佳有意不满地说，“柳霞在旅馆有后门，让他住那儿去吧！”

“哎，丫头，你别那么凶嘛！他们不是在谈恋爱嘛，你知道，旅馆里有规定。你，怎么，舍不得吗？”

娜斯佳感到她的思维在飞速运转，甚至还来不及接受。他，这就是谈话的关键性人物，表明到市里来的将是尤拉-科罗特科夫。他和柳霞谈恋爱已有一年多了。柳霞去年也是一个凶杀案的见证人。怎么回答呢？责备自己一通再说“舍得”。不要忘记秘密拜访和搜寻过她房间的不速之客，还有……

“哎，这个柳霞，”她对着话筒叹着气说，“她看我从来不为难她。就是她那位问起来，也没有我的事，都知道她是个不拘小节的人，真的。算了，把钥匙给她吧。不过房间我没收拾，走得很匆忙，房里到处乱扔着内衣。”

“役问题，自己人。马尔加里达-约西冯芙娜住几号房间？”

“7楼，43号。妈妈没给我打电话吗？”

“没有，好的，休息吧，亲爱的。谢谢你，吻你。”

放下听筒，娜斯佳急忙打开门。没有人，灯也夫着，护士奥莉娅正对着窗口吸烟。娜斯佳注意到烟已烧到过滤嘴，不是才点燃的。在接待室并没有烟味。如果偷听谈话的不是奥莉娅又是谁呢？

她立刻转身回去，走到秘书办公桌前，用手掌触摸每一部电话听筒。没有哪一部有温热的感觉，看不出哪一部是握在手里几分钟只是在10秒钟前才放下的。娜斯佳无法独自核实自己的疑点。现在就等科罗特科夫来了。

“我们要我的人就在山谷疗养院。很多现象都说明这一点。首先，他们把姑娘运到疗养院的游泳池。对这一点可以不必怀疑：高大的铁门，墙上贴着瓷砖画。在戈罗德市共有4个游泳池，从外表上看就是这一个。其次，在把斯薇特兰娜运往游泳池的那段时间，热尼亚不可能监视各个楼层。他来不及搜集从344～358，401～412，509～519各房间所住的人的情况。以前他还没遇到过类似的困难。这就使我们想到一种有组织的对抗行动。第三，住在513号房间的正是从莫斯科来的卡敏斯卡娅。从她的表现看不像一个在疗养院休养的人，同时有传闻说她在莫斯科内务部工作。她不可能不知道那些传闻，但为什么不制止呢？因此，完全有理由认定，她利用传闻更容易掩盖自己的面目。根据所说的种种迹象，她的行为很值得怀疑。第四，凶杀案就发生在疗养院。就此事要特别加强对卡敏斯卡娅本人和她的情夫伊斯马依洛夫的审问。因为他们是最后见到过死者的人。”

“你们给斯薇特兰娜和伏拉德看过伊斯马依洛夫的照片吗？”

“看过了。他们从没见过他。”

“奇怪。总的看好像你是对的。我们找了很久的这个马卡洛夫就在疗养院。还有很多东西不清楚，有很多漏洞，甚至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这正表明要出事。要知道，这种情况以前还没有过。”

“是没有过，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

“请我们市内务处的朋友到这儿来一趟，要客气些。”

当斯塔尔科夫走后，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杰尼索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陷入深深的思考。一个姑娘和一个侏儒——奇妙的构想，至少可以说明有一个外来的组织在他的——杰尼索夫的领地上从事活动。还不太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而且完全不清楚他们是些什么人。

那个伊斯马依洛夫的情人卡敏斯卡娅是个什么人物呢？热尼亚对她的情况还没有弄明白，这使人担心……热尼亚不能骗取这个女人的信任。她一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需要隐瞒，所以才孤僻、冷漠、自我封闭。要把卡敏斯卡娅的情况弄清楚。

然而，当前的形势还有更为复杂的一面。不管用什么手段，山谷疗养院中的凶杀案必须侦破。一方面对他杰尼索夫来说，弄清这帮外地人的团伙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如果罪行不被揭露，至少在年底前都会捆住他的手脚。早在7月策划的两起保证不被揭露的暗杀，他已经用其中的一起教训由邻省窜来的不自量力的敲诈勒索之徒。杰尼索夫计划把第二起用在他所保护的一个人身上，如果侦查的材料被证实，暴露出他与黑手党有牵连和通过自己的银行为他们洗钱等问题的话。材料的核实工作也会很快结束。如果他的保护人不得不惩治的话，决不能等到明年年初。剩下的两个月他能够把那些案件一并处理，不排除对非法贩卖麻醉品的亡命徒的袭击。这种事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应当在罪犯还没危及大人物时就干掉他。如果疗养院的凶杀事件没有暴露，杰尼索夫就用不着违反与市内务处达成的协议，以免招引部里来检查他们，以急剧下降的破案率使他们为难。但现在他杰尼索夫应当尽一切努力破获发生在疗养院的杀人案，要出钱、出人、出技术帮助他们，这些他全能办得到。因为这有助于在一旦需要的时候，有余地把与非法保护人的关系推卸得一干二净。

没过多久，市内务处的人来了。他严肃、文雅，还算长得漂亮，如果不看那对掩饰在茶色眼镜后面深陷的小眼睛的话。杰尼索夫没有拐弯抹角，直接谈起事情来。

“首先，我要弄清楚是一伙什么人舒舒服服住进了山谷疗养院，其次，我要求破获疗养院的杀人案。您怎么做，认真还是不认真，我不感兴趣。案件应该结束侦查阶段，然后移送法院，而且要尽快。明天向我报告您需要什么帮助。能够找到真正的凶手更好，不能的话也不要紧。您应该明白我爱惜自己的人。”

“明白，”戴眼镜的人点头说，“第三呢？”

“第三，我想知道，卡敏斯卡娅是什么人？她在疗养院休养，住513号房间。热尼亚-萨赫诺维奇碰了一鼻子灰，我想知道原因。”

“您想什么时间得到卡敏斯卡娅的情况？”

“我不催促您。那就明天吧，您来见我时要谈侦破杀人案，同时谈谈卡敏斯卡娅的情况。”

“那就明天见，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

“明天见，亲爱的，明天晚上，7点前，一起吃晚饭。”

深夜，按摩师柯季克和他的上司见面。

柯季克在自己的房间里，依靠着沙发，伸着腿，从瓶子里喝着黑啤酒。

“我已命令谢苗和希米克离开城市了。”

“对的。谢苗失去了自控能力，很危险。达米尔呢？”

“达米尔不得不留下。还要审问他。依我看，他们怀疑他是凶手。”

“真可笑，那个女翻译家怎么样？”

“也审问了她。我看，我和您都错了。她不是警察局的。”

“那就好。如果是警察局的，她在这里做什么呢？这可能与夏天谢苗干的事有关？”

“不大可能。过去那么久了……他们何必等那么久呢？”

“你说得对，柯季克。还可能有第三种情况：她是警察局的，但不是来工作，而是来休养的。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她会对我们构成危险吗？”

“我想不会。”

“应当让达米尔监视她。他们常见面吗？”

“达米尔已经两天没见到她了。”

“好一场戏。她窜到哪儿去了呢？”

“坐在房间里工作，整个楼层都能听到她打字的声音。只是达米尔对她没兴趣。他要她干什么？要知道他只是保护她避开扎尔普。”

“不对，柯季克。你错了。达米尔应当有自知之明。你去说一下。”

“我对达米尔说什么呢？您不是说不能让他知道她是警察局的嘛！”

“随你说什么。一般情况下不要提到我。对这个浪漫文人说，不要先是纠缠人家，然后跟他说这是不可能的爱情，最后就无缘无故地消失了。告诉他，她可能感到委屈，要知道只有她能证明发生谋杀案时他不在现场。不能和她争吵。没有什么比被抛弃的女人的报复心更可怕的。这些道理他会懂的。”

“就这些，好的。”柯季克表示同意，接着又喝了一大口酒才放下瓶子。

“你可要卖力，朋友，要保证达米尔常与卡敏斯卡娅在一起，但要小心。”

“我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