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三十年中股票市场有反常的情况吗？”

他耸耸肩：“可能是被煤烟弄脏。或者空气中的微粒物质。那时在环保法生效之前有许多微粒。或者也许是其他因素。”

“这些图表表明，二氧化碳在持续上升，但气温没有。气温升起来，又降下去，又升起来。即使如此，我认为你仍然相信是二氧化碳引起的？”

“是的。每个人都知道是这个原因。”

“这张表让你感到不安吗？”

“不，”埃文斯说，“我承认这张表提出了一些问题，但对于气候，我们并不是全部了解。所以，没有不安。这张表没有使我感到不安。”

“好吧。听见你这么说，我很高兴。让我们继续。你说这张表上的气温是全世界气象站的平均数。你认为这个天气数据的可靠性有多大？”

“我不知道。”

“比如说，在19世纪末，天气数据是人们每两天一次地跑到外面的小盒子前，抄下温度。也许有那么几天，他们忘了。也许抄温度的人病在家里了，过后他们不得不填上去。”

“那是过去的事了。”

“对。但你认为2０世纪3０年代波兰的气温有多精确？或者199０年以后俄罗斯各地区的气温有多精确？”

“我想并不十分精确。”

“对了。因此，在过去一百年中，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气象站也许没有提供高质、可靠的数据。”

“有这种可能。”埃文斯说。

“在这期间，你认为哪个国家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保持着最好的气象站网络？”

“美国？”

“对。我认为对这一点没有异议。这里还有一张图。”

“这张图看起来像我们刚才看过的第一张世界气温图。”

“不完全一样。”

“188０年以后的气温变化如何？”

“好像，呃，上升了三分之一度。”

“一百二十年中，上升了三分之一摄氏度。并不是急剧上升。”她指着那张图，“上个世纪中最热的是哪一年？”

“好像是1934年。”

“在你看来这张图是不是也表明全球变暖了呢？”

“啊，气温确实上升了。”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是的。但在那之前的三十年，气温下降了。美国现在的气温跟2０世纪3０年代的气温大致相同。因此，这张图也认为全球变暖了吗？”

“是的，”埃文斯说，“美国的变化也许没有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明显，但正朝这个方向发展。”

“最精确的气温记录表明上升的温度最低，你对此是否感到不安？”

“不会。因为气候变暖是一种全球现象，并不仅仅指美国。”

“如果你非得在法庭上这样辩护，你认为你能说服陪审团站到你的立场上来吗，或者陪审团看着这张图，这些关于全球变暖的东西不值得当真？”

“你在诱导证人。”他说着，笑了起来。

说实话，埃文斯感到有点儿不安了。工业黑客们会把经他们篡改和歪曲的数据拼凑在一起，然后发表一通精心准备的令人不得不信服的演说。不知怎么的，埃文斯开始怀疑这一切。

詹尼弗好像读懂了他的心思似的，说道：“这些图表中的数据都很可靠，彼得。关于温度的记录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戈达德空间研究院。二氧化碳的标准来自夏威夷活火山莫纳罗亚山和南极洲罗多姆的海岸冰芯。全是坚定不移地相信全球变暖的研究者们采集到的。”

“对，”他说。“因为全世界的科学家一致认为全球正在变暖，而且成了全球一个最大的威胁。”

“好，很好。”她流畅地说道，“我很高兴，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你的看法。让我们再看看其他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大卫？”

一个研究生身体前倾：“埃文斯先生，我想跟你谈一谈土地使用、城市热岛效应和对流层温度的卫星数据。”

埃文斯心想，噢，天啊。可他还是点了点头，“好吧……”

“我们正在设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地面温度如何随着土地用途的不同而变化。你对这个问题熟悉吗？”

“不太熟，不熟；”他看了看手表。“坦白地说，你们是在细节这个层面上工作。我不知道这些细节，我只是听科学家说——”

“我们准备起诉。”詹尼弗说，“根据这些科学家的言论。这场官司打的就是这些细节。”

“打，”埃文斯耸耸肩，“谁去打？有点成就的人一个也没有。而著名科学家中没有一个不相信全球变暖的。”

“在这点上，你错了，”她说。“辩护律师会邀请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哥伦比亚、杜克、弗吉尼亚、科罗拉多、加州柏克莱，以及其他一些久负盛名的大学的教授们。他们将邀请美国国家科学院前院长。他们也许还会邀请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还将向英国、德国马普实验室、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们求助。这些教授们会列举理由证明全球变暖，说得好听点，是未经证明，说得难听点，纯粹是白日做梦。”

“毫无疑问，他们的研究是由工业界资助的。”

“有几项是。不是全部。”

“极端的保守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

“这场官司的焦点，”她说，“是那些数据。”

埃文斯看着他们，见他们一脸关切。他想，他们真的相信他们会输掉这场官司。

“但这很可笑，”埃文斯说，“你们只要读读报纸，或者看看电视——”

“报纸和电视容易受到精心组织的媒体运动的影响。而诉讼不会这样。”

“不说大众媒体了，”埃文斯说，“读一读科学杂志吧——”

“我们读了。对我方不一定有帮助。埃文斯先生，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看。可以保留自己的主张，我们继续吧。”

正在这时，电话响了起来，贝尔德让他结束了这段痛苦的采访。“把哈斯勒和布莱克律师事务所的那个人带到我办公室，”他说，“我跟他谈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