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慢使劲点头，把书放入怀中，夹好。www.maxreader.net

馆内已空无一人，闭馆时间早过了，只有工作人员行色匆匆，老人送李慢到图书馆大门口，安全地走过了传达室。李慢一出门就跑了起来，没有回家，一直沿筒子河跑，最后跑到了快到故宫午门城墙的拐角处，进入五月的树丛中。那里百草丛生，有石桌石凳，是李慢最喜欢的地方，夜晚情人在此幽会，白天几无行人，行人都在午门广场。除了这里李慢还能到哪儿看画册呢？

夕阳慢慢透入树丛，照耀着李慢，那一年的春天。

那是1975年，李慢十三岁。

没成为一个杂耍演员，让人怀念。那个冬天好像也没什么演出，不过听说在巴黎获了奖，还是大奖，轰动了巴黎。巴黎，我想也不曾想过的城市，就算梦见过天王星或海王星我也没梦见过巴黎。

冬日阳光直照，正午时分，河岸空无一人，我挽着老馆长或者莫如说是老馆长挽着我，我们并肩走在风后的积雪上。老人腰弯得厉害，老得不成样子，但仍比我高出许多，仍昂着头，因为昂着头脸拉得越发长，目光直瞪，如同过逝之人。最初看到老人远远瞪着我，恍忽以为河边一尊街头青铜雕像。故宫河畔始终没一些雕塑实在让人遗憾，古老名城因此缺少一种艺术底蕴实在不该。石狮铜狮固然是艺术，但究竟还是一种图腾，还是不如人像。

“这雪天您也出来，也不怕摔倒了。”

“我摔不倒。”还是有点南方口音。

“您可真是。我没事的，您不用操心我。”

“你不来看我，我找你还不行么。”

“这路多滑呀，您也不多穿点儿。”

“我不冷。”老人硬硬地说。

老人的固执得惊人，以至有些湖涂，没有温度感。几天来我沿着河岸慢步，凝视雪后的太阳，古老城墙常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已风烛残年，不久即可羽化成仙，直到见到见雪中老人才发现时间不对。我的时间还无比的漫长，几至让人生畏，让人绝望，一个人可以那么久吗？那时老人一条黑手杖，穿了一件单薄的黑呢大氅，一顶旧毡帽，站在一棵树下，像一只苍老的乌鸫，满地积雪，不禁想起斯蒂文森：

周围，二十座雪山

惟一活动的

是乌鸫的眼睛。

这也是老人赏识的诗，但老人眼睛不活动，直目，好像盲人。老人出来散步，也是为了找我。我送老人回家，与其说我搀扶着老人不如说老人拉着我。老人的手依然有力，把我的手握得生疼，如果老人滑倒我根本拉不住老人，但如果我自己滑倒说不定会一下吊在老人的手臂上，我觉得自己的样子一定十分好笑。假如在杂耍舞台上这一定会是个生动的笑料。想象一下吧，一个类似小道士的年人轻搀扶着一个老人，倒年轻人常常摔倒，像荡秋千似的吊在老人身上悠来荡去，嗯，完全可以演上一阵子。马戏或杂耍的特点除了精湛技艺就是哗众取宠，让人发笑。我记得当时还偷眼看了一下老人的毡帽，觉得很有某种效果，只要再稍加化装老人就是大师，同样可能会轰动法国。老人是西班语翻译家，但法文也是不错的。

老人住北长街一个灰色小院，在一条只有两个院门的小胡同里，原是独门独院，过去有影壁，古木，花园，鱼缸，现在一切面目全非，影壁被推倒，树伐倒，花园盖起了新房。小院归了房管局，搬进许多住户，很快便人丁兴旺，各家的小厨房土围子占用了越来越多的空间。老人一家被轰到一间房子里，若干次抄家，甚至挖地三尺，已是家徒四壁。第一次抄家还是老人儿子带人抄的，老伴为此气绝撒手人寰。老人的儿子当时大学一年级，文革之初即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成为当时背叛与决裂的典型，但是很快还是因为决裂不够彻底被清出红色组织，1968年自愿到广阔天寻求革命，在包头的武斗中冲锋在前，死于乱枪之中，实际上已精神错乱。女儿早早下了乡，回到南方老家，1972年去了香港，后到了美国。

我成为老人身边惟一的人，但直到1978年我才第一次去了老人的家，老人恢复了馆长职务，《洛尔迦诗集》也重获出版，并到了我的手上。我不再是三年前的孩子，三年同老人的接触，使我成了一个越发寡言的人，我与周围人的隔膜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现在看来事实上读了那么多书对我有点过分了，16岁，我既不像一个孩子，也不像年轻人。当然不仅是书的缘故，更有老人的缘故。我与老人的交往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但我并没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骄傲，事实是三年中无论我多么深爱老人，对老人始终是持有警惕的，我们的接触仅限于图书馆，直到老人平反。我与老人的交往在1977年一时成为校园佳话，但我自己清楚我是不真实的，某种程度我始终部分扮演了一个监视老人的角色，因为某种直接性我的警觉实际上超过了所有同龄孩子，同时这也是我与老头交往的一个心理支撑和正当的理由。这些当然不是很明确，但它们是存在的。泰戈尔不能抹去老人的标签，普希金不能，冰心不能，洛尔迦也不能，这些都是文明典范，但仍不能清除我对老人的警觉。人们越是赞扬我，把我视为有思想的小典型，我越是觉得出入很大，是个玩笑。我无法告诉别人事实上我扮演了某种打入敌人内部的角色，这是多么荒唐，真实有时不能说出，也无法说出，甚至老师也不让说出。我没勇气向老人说出真相，只能加倍地热爱老人，无条件热爱老人，什么也不信了，只相信老人。我去了老人家，结果让我吃惊。

我记得那年已是年底，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母亲单位发了点过新年的年货，要我给老人送去一篮子鸡蛋。这是我没想到的事，母亲想到了。母亲说老人对我帮助那样大，也算是我的恩师，快过新年了应该到家看看老人，老人虽然恢复了职务，可家破人亡，身边没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是母亲提醒我去老人家，不是我自己想到的。我非常高兴，知道老人住哪儿，这条街无人不知。我如此兴高彩烈到了老人的小院，可一进院子心先凉了一下，老人房门上墨画的黑叉子赫然还在，虽然淡了但仍十分清晰；窗棂斑驳，陈年的柿子皮烂菜叶还粘在上面，烟筒正在冒烟。小院已十分拥挤，四周都伸着烟筒，我虽然没见过早年有花园的小院，也没见过孩子们眼中的魔鬼屋，但我觉得一切不该是眼前的这样，应该是什么样我不清楚，我的兴高彩烈包含了某种理想化的东西，眼前的普通与黑叉让我定了一会。

敲开了老人的门，更是一下愣住了，如果刚才仅是有点幻灭，那么现在我真的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老馆长人没变，还是我平时见到的穿蓝工作服的样子，比早年大殿里的新，也合高大的身，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房间太奇怪了；我对十年前的1968年并不清楚，我是在人们揭批林彪四人邦运动中才开始重新经历，对我那已是词语中的1968年，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像真的一步回到了现场的1968年。简单地说，老人十年的生活几乎没有改变，只是蓝工作服稍稍改变了一点，比较合身了。我提着鸡蛋始终没放下，像问历史一样问老人，墙上的标语怎么还没刷掉？我目光朦胧，或者不如说是老人的目光朦胧，总之我们都在穿越时间，我像做梦一样，而老人几乎就像实物。

“为什么要刷掉？”房间几乎有回音。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砸烂倪维明的狗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墙上的字有用毛笔写的，有用刷子刷上去的，老人的名字打了叉子，没见过那样粗暴的字，写满了一面墙。灰尘布满墙壁，蛛网层层叠叠，有的滚成一团，有的拉成一道弧形，能看到上面炉灰发红的粉末。去安源的画像石膏像标准像选集四卷语录若干纪念章一切都在灰尘中、在时间中的原位，未动过一指。房间空荡，几件旧家具，有的门子掉了，里面空无一物；一张床，铺盖简单，黑糊糊的，地上墙角丢弃着或粉或黄的传单，破碎的唱片，皮带头，折了的棍棒，扫把，水桶，皮管子，胶鞋。一件旧蓝大褂儿。一张油漆了红色万岁的两屉桌。方凳。烟缸。老人早已不抽烟，只是一种陈列。一把竹躺椅，应该是幸存的，就是当年孩子们看到的：老人柱着半截树棍，坐在躺椅上，看孩子们探头探脑，呼喊，向他投掷，冲锋陷阵，跑掉

你以后不要到我这儿来，知道么？

回去吧。把鸡蛋拿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