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马丁格对父亲说，真正开启我对佛教兴趣的不是阅读，是1966年的喜马拉雅山之行。
那时你二十岁！
老头轻而易举算出儿子的年龄，很微妙的显示了对儿子的关心。
马丁格稍稍想了一下，接着父亲的话：
那时我在巴黎理工学院，还没进入巴斯德学院。就在那个时候，在理工学院，一次电影剪辑课上，我看到了阿尔诺·戴雅尔丹摄制的西藏大师的电影。阿尔诺·戴雅尔丹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与一位通译作了两次喜马拉雅山旅行，深入到那些大师的隐秘的生活之中……
马丁格的叙述越来越流畅，好像已清晰地分离出了自己的“前世”，好像画外音似的讲解着自己的当年。马丁格想起那时因为刚刚结束学期合格考试，在投入研究之前他有六个月的假期，也想进行一次远方的旅行。那是“嬉皮士”时代，许多法国年轻人驾驶着双马力雪铁龙汽车或是靠招手搭车而穿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走上通向印度的道路，而马丁格那时还在被东方的武术吸引，他本来想去日本，但是看了阿尔诺·戴雅尔丹的电影，他决定去喜马拉雅山。
阿尔诺·戴雅尔丹的电影好像也在法国电视二台转播过。
父亲说，也陷入了回忆。
是的，马丁格说，从1966年起转播过多次，那部电影资料片包括《西藏人的使命》、《安详之地喜马拉雅山》，《智慧的子孙》、《瑜伽信奉者之湖》共四个小时。那是一些个非同寻常的资料，那些资料显示人类史上也许从无先例的事实是：西藏有众多的人在修行，他们是和尚、尼姑、洞穴中的隐修士、寺院里教学的学者，精神实践在西藏无可争议地是个人存在的首要目的，与精神生活相比其他都是次要的。
马丁格完全进入了自己的内心，有种平静的激动。
老头没打断儿子。马丁格继续说：
在喜马拉雅山，我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自身即是他们所传授的事物的图像，看起来那么引人注目。我当时还不能明确把握什么要旨，但是使我震动的是我可以确认他们符合我理想的圣者、完人、哲人的形象，这样一类人在西方几乎找不到了。那些静穆的西藏大师是我想像出的圣方济各或苏格拉底那些西方古代伟大哲人的图像，但这些西方的幅图像当时对我来说已变成了一纸空文。我不能去与苏格拉底相会，不能去听柏拉图的谈话，不能坐在阿西兹的圣方济各的脚下，但就在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些人，他们仿佛是智慧的活的榜样……
等等，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打断儿子，你刚才强调古代哲学的特征或形象，显然是指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是一致的，可这并不新鲜。在柏拉图时代，哲学的确并不简单地是一种知识或一种理论，一种对于世界或生命的解释，哲学还是一种生活方式。苏格拉的学生们不仅学习哲学，也在生活中实现哲学，至少是和他们在自己的谈话中使之理论化一样。在西方，直到罗马帝国结束时，哲学家们都是很活跃的。哲学家在一大群重要人物身边扮演着亲信、精神主人、指导者、道德安慰、有益的伴侣等角色。他们不满足于传授而是使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为所传授的事物，这种对哲学的理解在很多情况下与一些宗教的面貌相近。在伊壁鸠鲁派学者或斯多葛派那里就制定了一种学说，同时自己又是这种学说的化身的特点。我想，我可以理解你看到那些西藏人后所受到的精神上的震撼，理解在这些西藏哲人身上一开始打动你的显然是一种直观性或者接近性，这种接近性与西方哲学的那些起源差不多是一样的。
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取消了佛教修者与古希腊先哲的区别，意在说明马丁格所见所感并不足导至儿子的选择。马丁格不认可父亲，温和地反驳道：
西藏的大师并不试图制定一种学说，而是要成为一种千年传统的忠诚完备的守护者。总而言之，不管古代西方情况如何，那些身体力行的西方大师现在早已消失了，而现在在西藏，在喜马拉雅山，仍然存在着一种活着的、可到达的、像美好事物的橱窗一样的传统，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事实。
请原谅，哪些美好事物？老头晃了晃空烟斗，你领会了佛教学说中的什么东西？我是说那时候，你年轻的时候，要知道，自己成为一种学说的化身是不够的，还必须使这种学说具有价值！
父亲老而夺人的目光直击儿子。马丁格不得不承认，在六十年代，确切地说在1966年，他对佛教的确还没什么明确的概念，不过是仅仅看见了那些哲人，仅仅是通过一部电影看到了透露出的那一点点东西。
但是，就是那一点点东西，已使我预感到了一种有着启发意义的东西！
马丁格没觉察到自己的声音也多少提高了。
你知道，马丁格又缓和了口气，在我成长的环境中，由于你，我遇到一些哲学家、思想家、戏剧家；由于我的母亲画家雅娜·勒图默兰，我遇到一些艺术家和诗人，像画家亨利·马蒂斯，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勒东，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由于我的舅父雅克－伊夫·勒图默兰，我遇到一些著名的探险者；由于我的导师雅格布，我遇到一些来自巴斯德学院举行讲座的学者。我就这样被引导着，与很多方面具有慑服力的人物相交往。但是，同时，他们在自己的学科中显露出的才华并没有必然引起这样一种东西：我称之为“人的完善”的东西。他们的才能、知识、技能、名声并不因此就使他们成为好的人类存在者。一个伟大的诗人可能是一个骗子，一个伟大的学者就他自身而言可能是个不幸的人，一个艺术家则粗野、骄傲自大……
马丁格谈到的问题是尖锐的，事实的确如此，就人的理想的“完善”的境界而言，这的确是一个个人是否真正幸福的问题、是那些杰出人物或者任何一个人的困境。但是，这是永远也解释不清的。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显然不想在这个一般性的问题上纠缠，于是不无幽默地谈起儿子对对鸟类的爱好。
那时候，我记得，也就是1966年前后，你好像还热爱过一阵子照相术和鸟类学，对了，我记得你在22岁时还写了一本关于动物迁徙的书。此外，我记得你曾强烈地投身于音乐。
这些爱好回忆起来的确是亲切的，马丁格似乎进入了父亲的轨道。
但事实并非如此，马丁格坚如磐石。
是的，鸟类学和新音乐都曾经强烈地吸引过我，特别是音乐，在我母亲那里我多次见过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和另外一些法国杰出音乐家，我有很多机会与那些在西方激起人们崇拜的人站在一起，但更多的是一次次怀疑地问自己：我是不是向往他们这一切？
你并不想成为他们。
是的，不。他们当时并不让我感觉满足，相反倒是那些喜马拉雅山的电影让我发现了更多的东西。阿尔诺·戴雅尔丹在电影中说的话让我震撼，他说：我相信，最后一批伟大哲人、精神活着的榜样，就是现在这些居住在喜马拉雅山的西藏大师。就在那个假期，我改变了原来准备去日本旅行的想法，去了喜马拉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