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年前的那次采访中，我曾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一妇婴接受黄织入院生产，是又一番波折的，最后还签了个协议。因为如果顺产的话，那没问题，一旦难产，黄织就会有生命危险。

因为血库里没有能给她用的血浆。

她的血型，就是u-色姆别伊型！

太巧了，不是吗？全世界只有三十几个u-色姆别伊型血的人，韩国的死婴是这个血型，黄织也是这个血型，她生下的孩子，也有一定概率是这个血型。周纤纤是不是？那个纸婴如果正常发育，会不会也是？

这代表了什么？

这什么都不代表。我对自己说，这什么都不代表。

合上笔记本，我把它放在一边。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有些浑浑噩噩，在网上晃了一圈，却不记得有看进去什么东西。

我用拇指按摩了会儿太阳穴，脑袋里纷乱的思绪稍微安静了一点。我起身为自己去倒了杯热茶，其实夏天我更喜欢喝冷饮，只是慢慢喝茶有种仪式性的作用，可以让心境随之平静下来。

一次性塑料茶杯的沿口沾满了细密的水汽，几缕白雾慢慢地升起来。我出了会儿神，目光穿过白雾，又停留在后面的那本旧笔记本上。

我挪开杯子，翻开笔记本，然后又拿起电话，照上面的记录拨了个号码。

接通了。"这儿是上海某第一妇婴保健医院，请拨分机号，查号请拨0。”一个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女声，这是自动应答。

我拨了分机号。

“喂？”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接了电话。

“请问张医生在吗？”我问。

“我就是，你是哪位？”

“我是晨星报社记者那多，你还记得我吗？”

“晨星报社记者？”

“三年前我采访过您，关于一个畸形胎，纸婴。”

我听见听筒中传来轻轻的吸气声，然后是三秒钟的沉默。

“哦，纸婴。”他说，“是的，我想起来了。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一下，那个畸形胎的成因，后来搞清楚了吗？”

“没有。”

“那个胎儿，保存下来做标本了吗？”

“也没有。”

“哦。”我一时语塞。

“怎么，你还在关心这件事？”张医生问。

“那个病人后来精神除了异常，一直没给我写信。她总是相信除了这个纸婴之外，肚子里还怀了另一个胎儿。”

“她那时的确受了很大刺激，没想到。”他啧了一声。

“张医生，如果她当时真的怀有另一个胎儿的话，纸婴的形成是否就能够解释了？”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张医生说,“这种假设毫无意义，她当时就生下了那么个畸形胎儿。”

对于一妇婴医院，三年前的这宗畸形胎病例尽管在当时吓到了不少人，但现在似乎早已经和其他千千万万普通病例一样，风过不留痕。

人的思维常常是荒唐的，明知不可能的事，却总忍不住要去想一想，就像我现在，总忍不住要想一想黄织口中那个消失的婴孩，和韩国死婴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就算黄织和死婴都具有概率为亿分之一的相同血型，仍然无法对这种联想提供一丁点儿的支撑。

一家上海的公立大医院，怎么可能藏掉一个婴儿，这简直一点可能性都没有。而且发现死婴的地点是韩国，不是上海。此外，库尔若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是一对双胞胎。

我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要是这一连串互不相关的环节竟然可以联系起来，那样的匪夷所思只有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单靠我的想象力，在此刻是无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