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在方尖碑广场那儿见过面??”

我觉得我的声音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冷漠。我一直站在她的身后。

“是的??是的??我记得很清楚??方尖碑广场??”

她眼睛一直盯住我，并冲我微笑，是带有一点讽刺性的微笑，同那天夜里——我觉得——在囚车里的笑容一模一样。

“巾．许我们可以坐下来??”

她指指一张最靠近酒吧台的桌子，那张桌子还铺着白色的桌布。我们俩面对面地坐着。她把自己的酒杯放在桌布上。我暗自寻思，里面可能盛的是什么酒。

“您应该喝点什么，”她对我说，“来点提神的??

您脸色很苍白??“

她十分认真地说这句话，甚至带有一种体贴的严肃，直到现在为止，谁也没有向我这样表示过。为此，我感到局促不安。

“跟我一样，来杯‘玛加丽塔’??”

那赛马骑师给我拿来一杯“玛加丽塔”，然后，他就从吧台后面的一扇玻璃门走了。

“我不知道您已经离开诊所了。”她对我说，“我有几个星期不在巴黎??我本打算去打听一下您的情况??”

过了几十年之后，我依然觉得，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面对面坐着的这个地方十分阴暗。我们坐在黑暗中，就好像在眼科医生的诊室里，医生在您眼睛前渐渐地放上不同强度的镜片，使得您最终能够辨认在那一头的发光板上的字母。

“您应该在诊所里待的时间更长些??您溜走了?”

她又微笑起来。时间更长些?我不明白。荧光屏上，字母还是模模糊糊。

“有人叫我出院。”我对她说，“一位索里耶尔先生来找我。”

她好像十分惊奇。她耸了耸肩。

“他没有跟我说起过??我想他怕您。”

怕我?我从来没有想到让什么人害怕。

“他觉得您有点儿古怪??他不熟悉像您那样的人??”

她看上去神情尴尬。我不敢问她，在这个索里耶尔眼里，我究竟古怪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