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膀上永远有着瑕疵的小男孩。www.xiashucom.com
——伊顿公学的同代人约翰·威尔克斯
他在学校里从来没有非常成功过——读书不用功，一份奖状也不曾获得过——但是，他努力发展适合自己的东西，阅读了大量的校长在讲话中再三反对的书籍，形成了自己对英国圣公会、爱国主义和校友网等等东西的非正统见解……
——《让叶兰继续飘扬》(1936)
圣诞节后到伊顿公学开学前有一段空闲，埃里克去伯克郡作了一次短期旅行，并于1917年在惠灵顿公学度过春季学期。虽然惠灵顿公学确如利维先生在《堕落与毁灭》中所说的是一所“重要的学校”，但是，它总有一点儿“苦行僧”似的氛围。该校是康索特王子在19世纪中叶创办的，它与那些像哈罗公学、拉格比公学等地位显赫的学校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它的名声在于它的办学宗旨是招收“不那么富有的军人后代”。另外一个不为太多人知晓的名声是在校学习时间短——不超过9周。埃里克在这里度过了春寒料峭的两个月的光景。一个后来认识他的朋友与他一起谈起该校的情况，得到的印象是，埃里克觉得该校“过于严格艰苦”，即使他经历过圣西普里安学校的种种磨难。吉辛莎·巴迪康姆概括该校的特色是“有一种令人寒心的失望”，她所看见的埃里克唯一喜欢做的事情是在长长的冰封的湖面上溜冰。然而，埃里克毕竟还是遵循该校的传统，并且在25年后建立起惠灵顿公学同学网，对于伊顿的朋友罗伯特(“罗比”)·朗顿——一位年轻的校长，在二战空袭中不幸遇难——发起的学校改革深感兴趣。奥威尔认为，在朗顿的领导下，惠灵顿公学变得“轻松愉快多了”。这表现了奥威尔对待传统的典型态度：保持传统和改造传统两者兼得；这有点像他对待同学网的态度：蔑视它的魅力，但一见到它又立刻意识它的重要性。而且，惠灵顿的好时光还在日后呢。埃里克作为1916年奖学金的获得者终于要走进伊顿公学了。复活节［指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是纪念“文明用语复活”的节日——译者注］过后不久，埃里克就离开了惠灵顿公学，去了什罗普郡廷克勒顿的祖父家，与巴迪康姆家的孩子一起玩上几天。从时间顺序以及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文明用语夫妇把他们的儿子埃里克从惠灵顿公学转入伊顿公学的决定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决策。伊顿公学是中上层社会人士子女读书的地方，凭借家长社会地位的关系网，学生更容易从事父辈们的工作，所以，这所学校适合像埃里克·文明用语这样的孩子，现在，机会来了，埃里克和家长毫不犹疑地选择了伊顿。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第3个年头，已经过去一多半了，正处于交织停顿状态。后来，奥威尔回忆起这段时间，认为它是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的年轻人的战争热情锐减而变得冷淡的一段时期。奥威尔说，年轻的老师上了前线，退休教师被拉出来代替他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差，许多学生对战争、对世界大事件麻木不仁，甚至那年秋天发生的俄国革命也触动不了他们的神经。大号的西方战线地图贴在图书馆的黑板上，上面用丝线环绕的图钉表示进攻和撤退，却没有一个人去注意它；从佛兰德前线回来的年轻气盛的军官发表演说时，人们暮气沉沉、无动于衷地听着。然而，战争给文明用语一家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917年，理查德·文明用语放弃了在高尔夫俱乐部里承担的职务，摆出一种高贵的、气势不凡的爱国主义姿态报名从军，任一名临时调任的陆军中尉(他时年60岁，是英国军队里最老的下级军官之一)。他被派往法国，负责驻扎在马塞利斯的一个驮骡兵站。文明用语先生在军队服役期间，文明用语夫人匆忙撤退至伦敦，在救济部工作。女儿玛乔丽被妇女团体雇佣充当骑马的信使。母女俩起初住在鄂尔斯庭院街一间小小的公寓房里，后来搬到诺丁山一间较大的房子里。当时，两个年幼一点的孩子住在寄宿制学校里。他们的圣马克大道36号的住处被出租给一批批短期房客。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团聚是非常困难的。而一个实际的结果是，与巴迪康姆一家更亲密了。比方说，1917年圣诞节，埃里克和阿弗丽尔作为每周每人付1英镑的客人住在舟湖(文明用语先生向巴迪康姆太太致歉道，“我觉得要求你这样做的确使你勉为其难，但是，这是非常时期，人们被迫不按常规办事”)，一年以后，又做了同样的安排。
1917年5月，埃里克到达伊顿公学。热衷于分析伊顿经历的回忆录可以充塞整整一书架。安东尼·鲍威尔在离开伊顿后10年就想准确地传达这个地方给他最初的印象是什么，他是一位观察力敏锐的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伊顿麻痹了他的感受力。在刚刚到达伊顿的某一天，鲍威尔从书房的窗户朝外望去，看见一个15岁左右的男孩远远地从大街的另一端走来，他的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紧贴大腿提着一捆书，后脑勺戴着一顶礼帽，这种礼帽在40年代以前根据社会地位不同是有严格讲究的，最令人吃惊的是他的十分醒目的腿长裤短以及浅色袜，还有，他的一个肩膀比另外一个肩膀高，膝盖处微微弯曲，这个形象是典型的“伊顿懒人”的形象。唯一可以美化这个人形象的是，他正在哼着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鲍威尔立刻呆若木文明用语，“这是我见到过的最世故练达的人。”他对伊顿的总体评价是，伊顿提供了“一个上演绚丽短剧的场所，有点调皮淘气的现实主义氛围，就像勃鲁盖尔的一幅画”。伊顿给鲍威尔最重要的印象是它展现出来的标准，其次是它冷静对待“布赖德谢尔德一代人”。在伊顿，人们不仅能看到多位前首相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课桌上，其实远非这一点，伊顿人把管理整个国家视为个人职责，这就像人们在说“如果你不会讲地道的法语，就永远无法享受巴黎”一样的清楚，而学校当局一直在默默无言坚持着的是，“如果你不学会文明的行为举止，英国就会成为不适合你住的地方了。”体验到这种感觉的并非鲍威尔一个人，康诺利就有过一次相似的感觉。当康诺利参加奖学金考试期间伫立在温莎桥上时，他注意到两个没精打采的伊顿学生在评论桥下船工的划桨方式，其中一个学生慢吞吞地说，“是的，那个名叫威尔金森的人不是一个很差的桨手。”
奥威尔对自己在伊顿度过的4年半的时间所发表的正式评论言语谨慎、字斟句酌，这些话出现在有专业水准的参考书上和写给那些不熟悉其著作的外国读者们看，他的言辞给人一种深思熟虑的感觉，用一些更加动情的话来表达他对往昔的不可更改的观点。例如，在《20世纪作家》一书中的1940年条目下，他写道，“1917—1921年，我在伊顿上学，我很幸运，获得奖学金，但是我读书不用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伊顿并没有在我一生性格的形成中留下太多的影响。”5年后，他在为一家文明用语杂志《评论》所撰写的简历中依然坚持说，“我呆在伊顿，只是因为获得了奖学金，我并不属于在那儿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人的社会圈子。”然而，没有多久，他在《动物庄园》的乌克兰文的译本上对此说法做了小小的修改，“我在伊顿上学，这是一所费用最贵、最势利的英国私立学校，而我是通过获得奖学金进入该校的，否则的话，我们家根本无力负担我上这种类型的学校。”奥威尔在5年中所讲的这3段话清楚地暗示了3点：伊顿对他而言真是太好了；他是勉强留在那儿的；伊顿对他的性格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前两点的说法合情合理，而第三点的说法完全是在把人引入歧途，因为伊顿给予了奥威尔巨大的深远影响，在他离开伊顿之后，影响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标志没有哪一样东西能超过伊顿。
要弄清楚奥威尔在伊顿如何打发时间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因为伊顿的特色之一就是伊顿人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许多不言明的个人或者集体的行为很难穿透到外界。正是在这个时候，伊顿的学生人数骤升，有近1000人之多，分住在20幢房子里。实际上，因为人数众多，许多在此生活了5年的学生根本不可能同其他班级的学生交往，而在规模较小的学校里，全校学生几乎每天都得接触。这个时期，奥威尔“在伊顿”只参加有着明显特征的活动，就像哈罗德·阿克顿、安东尼·鲍威尔、西利尔·康诺利和布莱恩·霍华德一样。但是，从接受感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奥威尔认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比奥威尔小一岁的阿克顿根据其外表记住了奥威尔；比奥威尔小两岁半的鲍威尔连这一点也未做到；甚至连1903年9月出身、比奥威尔晚3个学期进入伊顿的康诺利在伊顿看见奥威尔比在圣西普里安学校看见他少多了，他回忆说，奥威尔“非常偏激、超然离群”，永远在嘲笑“他们”，即：教师们、原伊顿的学生、牧师和文明用语的同学们。
围绕中心广场散布着许多大楼，离温莎大约一英里左右的距离，所以，伊顿的校园特色很难界定，因为它有宏伟壮观的建筑物、逶迤伸展到河边沼泽地的运动场；夏天，校园光辉灿烂，冬天，泰晤士河谷雾气萦绕。鲍威尔在《成长之路》的开篇章节中就描绘了在他心中孕育多年的情景：冬季降临河谷，雾霭升起于黄昏时分，弥漫于水草之上，直至房屋、城郊皆笼罩于淡淡的轻烟般的冷雾之中。房子变得有点奇形怪状，仿佛一只无形的手在随意地摆弄它们，把中心建筑和周围的房子全部变成了不规则的四边形。在中世纪的红砖建筑物里，久经风霜的遗物不断地发出幽光，令人沉思遐想……
除了建筑物可圈可点之外，伊顿其他方面的东西似乎都凝固在以往的历史中了。奥威尔注意到，伊顿的氛围几乎是近代之前的“喧嚣声”占主导地位。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伊顿实际上逃脱了阿诺德的教育改革，从而出现了19世纪的英国私立学校。关于这一点，来伊顿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同意，这就造就了伊顿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一个充满着隐匿秘密活动的傲慢实体；永远维持着正统的外表，但也悄悄地同情持不同政见者；贵族化但不绝对；自我管理；非常特殊。在这所宁静的校园里，奥威尔觉得，奖学金与他的巨大愿望极不相称。身为一名国王奖学金获得者，除了生活开支(大约一年25英镑)之外，可以免去一切费用，而奥威尔是被同时代的人称为“社会精英中的知识分子精英”中的一员。这些人住学校的房子，接受导师的监督，与住在校外宿舍的900名未获奖学金的学生有着明显的区别。大约70名获国王奖学金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他们推动着伊顿运转的轮子，他们是班长、是“流行”社团的成员、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28人的伊顿协会的成员，他们文质彬彬、举止优雅，享有某些特权，非常讲究衣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