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灰尘实在是大错特错了。www.xiashucom.com”

——1931年7月至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

“听我的，不要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睡觉了。”

——1931年8月27日至丹尼·科林斯的信

《阿黛菲》杂志要改版。由于这份杂志是季刊，所以，《穗芒》得等到1931年4月才能发表，也就是该杂志收到此稿20个月之后。对这样的拖延，奥威尔一定非常恼火，因为他觉得，这是他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早先在巴黎的那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虽然也不错，但是文章并没有特别有深度的东西。这次则不同，这篇描写临时收容所两天生活的文章用了许多观察细致的细节描写，虽然仍然沿袭了他早期作品松散的风格和过度的空话，但却通过简练的文风收到的极好的效果。“傍晚时分，我们49个人，48个男人还有1个女人，躺在草地上等待穗子绽开……”，像那个时期的许多其他的“乔治亚”作家一样，奥威尔抵抗不了华丽辞藻的诱惑，“我们头顶上栗子树的枝干上开满了花，远方羊毛似的团团云朵一动不动地悬浮在空中”，开篇就是这样一大段的描写。尽管这样的描写似乎连篇累牍，但其中悲惨的情景却使文章变得紧凑起来。下文这样写道，“我们散乱在草地上坐着，看起来像市区那些脏兮兮的流氓群体”。刻意追求文风的迹象也开始出现了。后文中描写贫民工作所的厨房里那些没吃过的食物，被扔在其上面的叶子“亵渎”了。文章结尾部分描写一个名叫斯科特的流浪汉追着奥威尔要还给他一些香烟，那些烟蒂掉在他手掌里的时候，奥威尔用的是“堕落”这个词。这些极具比喻意义的意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想到那些日常的东西被破坏了，或是他们的用途不能正常发挥了，奥威尔就会被激起一阵肉欲般的反感。如果做一些适当的修改，《穗芒》将会出现在《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后面两章里面。同时，奥威尔很快借助这次帮他发表文章的承诺和《阿黛菲》杂志及其经营者建立了关系网。

《阿黛菲》杂志是20年代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丈夫米德尔顿·缪利创办的，是当时一份极具特色的小发行量的期刊，“有改革性”，痴迷于当时所谓的“苏联实验”，致力于探索，在品味方面有时会显得有些守旧。奥威尔曾经在《让叶兰继续飞扬》中含蓄地取笑过它，说《阿黛菲》的密友《基督的敌人》好像是一个激进的非基督教徒编辑的，不信仰上帝，投奔了马克思，同时又和一帮放任自流的诗人混在一起。这个笑话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个杂志特有的严肃性（一方面否认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上帝仍然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巨大）和偶尔的唯美主义视角的奇特组合。此时，默里刚刚退休，杂志由理查德·里斯爵士和马克斯·普洛曼一起编辑。里斯爵士比奥威尔大3岁，也毕业于伊顿公学，曾经做过外交官，在工人教育协会任过讲师，是个富有的年轻男爵，付稿费时毫不含糊，乐于帮助那些经济较窘迫的投稿人。在《让叶兰继续飞翔》中，他是主角“雷文尔斯顿”的原型，是一个好心的贵族，看到愈演愈烈的工人示威游行，暗暗感到惊恐。“如果雷文尔斯顿觉得哪个作家快饿死了，他就会在《基督的敌人》上给他发表点东西。”普洛曼当时快50岁了，他是比较旧式的进步主义论者，是个纯粹的和平主义者，西部战线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极大的创伤——他的论文集《中尉简论》于1927年出版——他后来是国家主要反战组织“保障和平联盟”的秘书长。

奥威尔生命中最辉煌的二十年间，里斯一直关注着他，见证了他早期的个人发展和这段时间里奥威尔刚刚开始的政治研究。里斯可能是奥威尔结交的第一个和他有着相同社会背景的人，奥威尔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关注/政治领域，里斯也了解这一领域。但是，里斯刚开始对奥威尔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30年初，在布卢姆斯伯里区《阿黛菲》杂志社附近的新牛津街。里斯回忆第一次见到奥威尔时，奥威尔给他的印象“还不错”，但好像“非常没有活力”，外表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在回忆奥威尔的政治观点时，里斯认为奥威尔是一个“波西米亚式的保守派”，深入工人阶级生活的经历使他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奥威尔自己的回忆也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奥威尔后来写道，他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出于对产业工人被压迫和被忽视的贫困生活的厌恶，而不是对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作理论上的了解”。但是，这时候的奥威尔对社会主义、对《阿黛菲》杂志甚至对里斯本人的看法都还只是雏形——几年前，他还在缅甸的时候，练笔的文稿就投给了这份杂志。可是他显然发现里斯和普洛曼是性格相投的朋友，此后他一直同他们保持着联系（普洛曼于1941年去世）。通过他们两人，奥威尔又结交了另外一个朋友，来自泰恩河畔的一个年轻人，名字叫杰克·康芒。杰克在《阿黛菲》杂志社经营订购业务，后来，他写了当时一部伟大的工人阶级小说《基德的运气》。他很快就把奥威尔带入到这个社会圈子里来。杰克·康芒起初看到这个新来的穿着邋遢的人、看到他的“格格不入”，觉得很迷惑，但很快就在奥威尔身上看到了“伊顿公学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