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的个人经历与写出《老鼠》的戈登·康姆斯道克本质上的孤独世界很不同，但是，《让叶兰继续飞扬》中的确有许多并不显眼的自传性成分——戈登学生时期的“叛逆”，散乱写成的长诗（“大约两千行，极好的押韵，描写了伦敦的一天”）；甚至戈登逃脱出的警局牢房都是出自1931年《阿黛菲》上的一篇文章。同时它也展现了奥威尔是怎样成长为一个作家的：早期的唯美主义仍旧很明显，但是渐渐被一种不祥的预示所覆盖。例如，当戈登在晚上的街市闲逛时，他看到3个十来岁的女孩，她们的脸“并排凑在一起就像一捆石竹花或是夹竹桃”。当他凝视她们之中最引人注目的那个时，“她脸上泛起红晕，就像一波水彩浮上来”。《在缅甸的日子里》中也同样像绘画一样描绘了伊丽莎白的脸。而戈登和罗斯玛丽去伯纳姆比奇远足时的兴高采烈的心情在早一些的小说中也不会不合适：

大路下面，薄雾笼罩的树篱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略带紫色的棕色，就像冬天光秃秃的灌木中欧楂果的颜色。突然，就在他们又回到大路上时，树篱上的露珠闪过钻石般的光芒。太阳穿透了云层。金黄色的阳光斜斜的洒在田野上，万物都突然反射出出人意料的美丽色彩，就像哪个巨人的孩子拿了颜料盒出来玩耍。

尽管就奥威尔来说是可以断定的，关于这点奇怪的是同时还并存着一种习惯性而且越发夸大的对臭味、贫穷、衰落的苛求。例如，戈登从小商品市场的工人阶级的酒吧回来，还拉着不情愿的雷文斯顿喝两杯啤酒：

这些是便宜的厚玻璃杯，几乎像果酱罐一样厚，暗淡而且满是油污。啤酒上那层薄薄的黄色泡沫渐渐沉了下去。空气中弥漫着火药一样浓烈的烟味。雷文斯顿瞥见一个装得满满的痰盂，赶忙转开视线。他想到这啤酒可能是从哪个满是小虫子的酒窖里通过黏糊糊的管子装出来的，而这些杯子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洗过，只是泡过啤酒水。

在奥威尔30出头的时候，他一面仍然追求着19世纪90年代老式的唯美主义，而另一面则高兴地从日常生活中汲取斯威夫特式的恐惧。它们之中都有着虽然微小却坚持不懈的预言式的口气。“不久就会有飞机来了，”戈登早前反思道。“嗖嗖地飞过来了！整个世界都会在一场大爆炸中被炸毁。”“我的诗歌是死的，因为我死了。你也死了。我们都死了。死亡的世界中死亡的人们。”戈登这样告诉罗斯玛丽，神秘而又精确地预示着《一九八四》。甚至戈登回到广告行后，在做防汗脚的广告海报时——“排汗脚你呢？”（这个口号被认为是“险恶的简洁”）——看上去跟“老大哥”和思想警察的世界很接近了。

最重要的是，《让叶兰继续飞扬》是一部关于成为一个作家和普通的生活情况的小说。作为一部战时的小说，它延续了《潘丹尼斯》和《新格鲁勃街》的传统，也影响了后来的安东尼·鲍威尔作品《塞满房间的书》。在他快要结束这部小说时，奥威尔听说了将会戏剧性改变他自己写作环境的一些消息，而这也的确对他未来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消息来自维克多·戈兰茨，让他去英国北部研究当地的社会情况，写出一份长篇报告。

因此，奥威尔写出了《通往威根堤之路》。但是，这并不标志着大马士纳斯的变化——向30年代末血性的社会主义迈出的第一步。显然，这其中也没有什么强烈的经济诱因（尽管奥威尔告诉杰弗里·戈尔说没有戈兰茨的支持他不能完成这次旅行）。这次冒险完全是偶然的。没有任何东西保证奥威尔会写出一本关于萧条的工业中心地带的作品，也没有任何许诺奥威尔的报告一定会发表。然而在1936年初，他搬离了劳福德街，在沃里克大厦待了几天。在韦斯特罗普家居住的时间刚好够他交出手稿，给《新英语周刊》写一篇吉卜林逝世的文章——他很精明地表达了吉卜林的作品给他童年时期的深刻影响以平衡他对吉卜林的殖民主义倾向的遗憾。1月31日，奥威尔带着对第一部小说可能引起诽谤嫌疑的担心，离开伦敦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