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会儿呢？我很快就得付房租了。”

“噢，咱们会有办法的。我还留了几张牌没出呢。比方说，有人欠我钱——在巴黎，这种人太多了，其中有一个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还清我的账。再想想有那么多女人跟我好过！女人永远不忘情，你也知道——只要我开口，她们就会帮我。另外，那个犹太佬跟我说他要从他干活的那间修车厂里偷几台磁发电机，他让咱们清洗一下他再拿去卖掉，每天给咱们五法郎。光是这样，就够养活咱俩的了。千万别担心了，我的朋友。弄到钱，这是天下最容易的事。”

“好吧，那咱们这会儿就出去找活干吧。”

“等会儿，我的朋友。咱们不会饿死的，别怕。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有几十次过得比现在还惨。只是个坚持的问题。记住福煦的格言：‘进攻！进攻！再进攻！’”

过了中午鲍里斯才决定起床。他现在只剩下一套衣服，有一件衬衫，一条硬领、领带，一双已经几乎穿破的鞋子，一双上面全是洞的袜子。他还有件大衣，万不得已时才会当掉。他有一个衣箱，是个硬纸板做的破玩意儿，值二十法郎，可是很重要，因为旅馆老板想着里面全是衣服——要不是有那个衣箱，他大概早就把鲍里斯扫地出门了。衣箱里装的，实际上是勋章和照片、零七杂八的玩意儿和一大扎一大扎的情书。尽管如此，鲍里斯还是总能把外表收拾得很体面。他用一个已经用了两个月的刀片刮脸，不用肥皂，领带打得看不出上面的洞，仔细用报纸堵住鞋子上的眼。最后，穿好衣服后，他拿出一瓶墨水把袜子洞露出来的皮肤涂黑。等他打扮停当后，你想像不到他最近还在塞纳河上的桥下睡觉呢。

我们去了里沃利街的一间小咖啡馆，那里是个酒店经理跟雇工见面的地方，很出名。咖啡馆靠里面是个光线阴暗的房间，像是山洞，坐了各种各样的酒店人手：衣着光鲜的侍者，别人衣着没那么光鲜，而且显然在挨饿，有面色粉红的胖厨师，身上油乎乎的洗碗工，神态憔悴的擦洗女人，每个人面前都放了杯没碰过的黑咖啡。实际上，那地方是个职业介绍所，买饮料花的钱就是给老板的佣金。有时，一个看样子像是有身份的胖子——显然是个开餐馆的——走进来跟酒保说话，酒保会叫咖啡馆靠后面那里的某个人，可是他一直没叫我和鲍里斯。我们待了两个钟头后走了，因为规矩是买一杯饮料，只能待两个钟头。后来为时已晚时，我们才得知窍门在于给酒保塞钱，你出得起二十法郎的话，他一般都能给你找到活干。

我们去了斯克里布酒店，在人行道上等了一个钟头，指望经理会出来，可他一直没出来。之后我们脚步沉重地去了商业街，却看到那间正在装修的餐馆关着门，老板不在。这时已经是晚上。我们在人行道上走了十四公里，很累，不得不花一个半法郎搭地铁回家。鲍里斯腿瘸，走路对他是种痛苦。随着那天越来越晚，他越来越消沉。等到从意大利宫车站出来后，他已经绝望，转口说去找活干纯属白费力气——根本没用，只能试试犯法了。

“宁可去抢，也别饿死，我的朋友。我经常这么打算。挑个有钱的美国胖子——在蒙巴纳斯区路上哪个黑古隆咚的拐角——用袜子包着一块鹅卵石——砰！翻完他的口袋就跑掉。能干成，你不觉得吗？我不怕——我当过兵，你记住了。”

最后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容易暴露。

我们回到我的房间后，又花了一个半法郎买面包和巧克力。鲍里斯狼吞虎咽地把他那份吃完，奇迹般马上高兴起来。似乎食物对他全身所起功用，相当于喝了一杯鸡尾酒。他拿出一杆铅笔开始列名单，那些人着黑色塑胶线大概能给我们找到活干，有几十个。鲍里斯说：

“咱们明天就能找到事儿，我的朋友，我有预感会时来运转，再说，咱俩都有脑子——个人有脑子就饿不着嘛。

“有脑子啥事都好办！就凭脑子，干啥都能挣到钱。我以前有个朋友，波兰人，真的是个天才。猜他怎么着？他会买一个金戒指，当十五法郎。然后——你晓得填当票的店员有多马虎——在店员写了‘金质’的地方，他添上‘镶钻石’这几个字，然后把‘十五法郎’改成‘一万五’。干得漂亮，是吧？然后，你瞧，他拿当票去抵押，借到一万法郎。我说有脑子就是这个意思……”

那天晚上后来，鲍里斯一直满怀希望，说要是我们一起去尼斯或者比亚里茨当侍者的话会怎么样：住漂亮的房间，挣的钱也足够养个相好的。他累得没力气再走三公里回他所住的旅馆，晚上就睡在我的房间的地板上，外套裹着鞋当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