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写作虽多，却始终没办过自己的杂志，过去主持《文星》杂志，是鹊巢鸠占，不算是自己的杂志。www.xiaoxiaocom.com《文星》被封后，我申请不到杂志执照，后来坐牢，一连十四年大霉运，高办杂志愈来愈远。十四年后复出，在1981年申请杂志执照，“行政院新闻局”在该年4月18日按出版法第九条给了我《千秋评论杂志》执照，但在一个多月后，却又快速按出版法第十一条“技术击倒”了它，使我因冤案入狱而不得为杂志发行人。这一内幕，值得细说。
我二十四岁拿到台大毕业文凭后，一连二十二年都长捐箱底，一直没有用它，因为我没有正式职业，文凭对我毫无用处。不过，到了1981年我四十六岁时候，它派上了用场，因为我想办一本杂志，申请杂志执照要用大学毕业证书，我就申请了一张《千秋评论杂志》执照（局版台志字第二七七五号）。可是，这个执照很微妙地害到了我，执照发下来（1981年4月23日）才五十五天（1981年6月17日），我在地方法院已判无罪的官司（萧孟能自诉李敖所谓侵占案），突然受政治影响，一夕之间，竟被台湾“高等法院”的法官林晃、黄剑青、顾锦才三人枉法裁判为有罪（1980年度上诉字第二四九八号）！这一判决，微妙反映了外界“选举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论为什么口耳相传，也反映了争取自由的长路上我所付出的苦心、代价与牺牲。妙的还不止这种巧于配合的枉法裁判，还有更妙的。在枉法判决后二十三天（1981年7月10日），我突然收到台北“1981府新一字第三一○三一号”市长李登辉的来函，说：“一、准‘台湾高等法院’1981年6月29日剑刑勇字第二六号函略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二、依出版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处二月以上之刑在执行中不得为杂志之发行人。另同法施行细则第十六条规定：新闻纸、杂志……之发行人有出版法第十一条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未依同法第十条之规定申请变更发行人登记，注销其登记。”收到这封来函后，我又大惑不解、又恍然大悟。大惑不解的是：李登辉如果希旨承风，想封杀李敖的《千秋评论》杂志，尽管依例通知可也，何必抬出‘冶湾高等法院”来呢？恍然大悟的是：不抬出“台湾高等法院”，封杀的依据，只能根据报上李敖判罪的新闻，这样证据力就弱了一点，因此抬出“台湾高等法院”来，一切就都站得稳了。更妙的还不止台北当局这封来函，还有更更妙的。这来函中“说明”之“一”中，就完全露出了马脚。“说明”之“一”指出，台北当局是“准台湾高等法院1981年6月29日剑刑勇字第二六号函”，而要李敖“前来办理变更发行人登记手续”的，但是，怪事来了，因为按照台湾“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只是裁判书正本“送达于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及其他受裁判之人”而已，又何必去“剑刑勇字第二六号函”给台北当局呢？“台湾高等法院”在本身忙得案犊劳形之时，居然好整以暇，写信给台北当局，告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这不是天下怪事吗？难道法院承办审理业务之不足，还要兼办箝制言论的通风报信吗？这种行文，岂不是太明显的联合作业封杀李敖吗？更微妙的是：这一杂志执照是“新闻局”局长宋楚瑜核发的，而李登辉给我的信中，却明列“副本收受者：行政院新闻局”字样，这又明显有违行政作业的常规，因为在我尚未拒绝申请变更登记前，毫无知会“新闻局”之理，可见市长李登辉知会局长宋楚瑜，全是两条蒋家走狗的串通法院的联脚作业。当然，我是不会做变更登记的，但我略施巧计，就打垮了他们的作业：按照箝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二条，出版品分为三类：一。“新闻纸类”。二、“书籍类”。三、“其他出版品类”。再按箝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三十六条，出版品如违反本法规定，主管官署得为行政处分：一、“警告”。二、“罚援”。三、“禁止出售散布进口或扣押没入”。四、“定期停止发行”。五、“撤销登记”。这一条中“定期停止发行”、“撤销登记”，是箝制“新闻纸类”的致命法宝，但对非“新闻纸类”的“书籍类”，却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书籍类”既非“按期发行”，自然所谓“行政处分”，也就至多不过即时查禁了事。而“新闻纸类”却可来个查禁一年，或撤销登记。换句话说：对“书籍类”，处分只能及身而绝，不能延伸；对“新闻纸类”，处分却能断子绝孙，可以延伸。因此，理论上，一个作者，如果能定期（“按期发行”）出书，则在某种形式上，几与杂志无异；虽然在事实上，全世界几乎没有这样多产的作者，能够维持——经年累月的维持——每月十万字这种写作量。就这样的，虽然《干秋评论》杂志执照被封杀了，但我的《千秋评论》（全名《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就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出国民党不意的情况下，“创世记”一般地出现了它的“创‘书’记”。这种突破与成绩，足登世界纪录全书而有余矣！
《千秋评论》的开始，是典型的忧患之书，因为它第一期出版的时候，我正在第二次政治犯牢中。在我入狱前夜，“汝清”陪我预先编好了前六册，在1981年8月10日入狱当天的清早，全部交给了林秉钦，转给叶圣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这种作法，活像诸葛亮“预伏锦囊计”似的，只要林秉钦每月“拆开锦囊视之”，即可付印成书。在编六册书的时候，原是以狱中新作无法外传的准备下编成的。我入狱后，林秉钦为了配合时文，曾在第三期《奇情·上吊·血》里编入王小痴的《〈哀〉我的朋友李敖》和林清玄的《我所认识的李敖》。后来在狱中结识石柏苍，他一手帮我建立了秘密运出稿件的管道，于是，从第四期起，每期都代换进我的狱中新作。像第四期的《题泰国漫画》、《中国式好人》、《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党外是谁喊出来的？》、《给党外人士上一课》、《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只许我中央，不许你中央》；第五期的《梦做骆马的自由》、《李诗四首》、《论褫夺狂——兼论政治犯是终身职》、《我的殷海光》；第六期的《“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从大轨迹评论人》、《这样的法官配做院长吗？》、《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喜欢的与该做的》，总计一下，一共十七篇，这十七篇从秘密管道流出来的文字，是《千秋评论》前六期中后三期的最大特色。到了第七期以后，其中虽有许多也是狱中偷运出来的，但那时我已出狱了，发表时候，“传奇”上和“趣味”上，是不能同我在牢里相比的。
我出狱后，每月用《千秋评论》打击以国民党为主轴的魔鬼，从戒严打击到解严，一路打击不休、难分难解。国民党自然负蜗顽抗，从第一期就予以抢劫查禁起，第十一期、第十六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六期、第二十七期、第二十八期、第三十二期、第三十四期、第三十六期、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第四十期、第四十三期（下册）、第四十四期、第四十五期、第四十六期、第四十七期、第四十八期、第四十九期、第五十期、第五十一期、第五十二期、第五十三期、第五十四期、第五十五期、第五十六期、第五十七期、第五十八期、第五十九期、第六十期、第六十一期。第六十二期、第六十三期、第六十四期、第六十五期、第六十六期、第六十七期、第六十八期、第六十九期、第七十一期、第七十四期、均予以抢劫查禁。直到国民党主子蒋氏父子死光，李登辉郝柏村等走狗接班，不管怎么对我“五堵”“七堵”“八堵”式地堵塞，但《千秋评论》仍在排除万难下“按期发行”，大体都在每月一册的进度下飞跃前进、迂回前进、匍匐前进。……在前进过程中，有时情况近乎拉锯式的惨烈。以第五十八期出版为例，1986年7月23日国民党派出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四千本；我不屈服，再印，7月30日再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四千本；我还不屈服，再印，8月4日又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一千五百本。我还不屈服，又再印。……这种一次又一次你抢你的、我出我的的相持，足登世界纪录全书而有余，而我那种心之所善、九死无悔、就是要前进的刚毅性格，于此可见一斑。最后，走狗们力不从心，才告罢。最后胜利属于李敖，李敖成了名副其实的“魔鬼终结者”。到了1991年9月30日，《千秋评论》在创造历史十年以后，停刊进入历史，前后追忆，不无沧桑之感，但是老了十年、赢得千载，却也值得。《红楼梦》开宗明义就点出：“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千秋评论》十年辛苦，字字看来皆喊打，自非吟风弄月的《红楼梦》可比，但究其背后，亦血书也。
《千秋评论》以外，我在1984年1月起，又加出《万岁评论》（“万岁评论丛书”），每月一册，与《千秋评论》错开出版，等于每半个月出书一册。三年两个月期间，其共出四十期。除第一期、第二期、第六期、第七期外，其余三十六期统统被查禁，查禁率是百分之九十。
《千秋评论》《万岁评论》以外，我还贾其余勇出了四册《千秋评论》号外。事实上，我以《千秋评论》为主轴，展开了党外杂志的大串连。我几乎来者不拒地免费为所有党外杂志拔刀跨刀，最主要的是邓维祯、邓维贤的《政治家》系、许荣淑的《深耕》系、周清玉的《关怀》系、林正杰的《前进》系列等等，但是关系最深、持续最久的是郑南榕《自由时代》系。郑南榕活了四十二岁，但他“追随”我的时间长达二十一年。他本是一个力争上游的好学生，从辅仁大学哲学系转入台湾大学哲学系后，深受自由思想的启迪。他佩服殷海光，也佩服李敖，但他与殷海光并无较深的渊源。他对殷、李的感情，不是一己之私的。殷海光死时，他曾倭然下泪；李敖入狱时，他曾怆然若狂，这种感情，都是“我与苍生哭”、“我为苍生狂”式的，全无私恸成分。殷海光没教过他，他只是殷海光的再传弟子，但他对他老师——殷海光一传弟子刘福增、陈鼓应都看不起，而只直接佩服殷海光。但殷海光与郑南榕之间，并无私交的发展，原因很简单，这两个人都是阴阳怪气的，他们的表面性格都不讨人喜欢，只有和他们深交后，有识之士才会肯定他们。他们两人并无深交的机会，自然总是“萧条异代不同时”。至于南榕和我，情况就不同了。他二十多岁时，跑来看我，但我并无特别印象，原因是我虽不阴阳怪气，但有“洗脚戏门生”那种孤傲，以测验人，南榕似乎没有通过我那种奇怪的测验方式。但他并不灰心，十多年后，在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狱后，他又来了，在“紫藤庐”里，他走过来向我打招呼，我重新回忆了这个穿短裤的怪朋友。
那时南榕在《政治家》发表《李敖，不要走！》一文，说他如果是“出入境管理的掌权人”，他就要“禁止李敖出境”，因为，台湾需要李敖。“李敖受了六年九个月的枯囚，同一时间许多人的心灵因而枯萎。”他对我的期许，情见乎词。此后来往渐多，到1984年3月，遂有合作办杂志的事。
在杂志创刊之初，他请我到杂志社，拿出封底的设计给我看，上有赫然黄色大字：“争取100％自由”。当时我表示：我是《自由中国》的作者、是《文星》的主编，在国民党压迫言论自由的漫长黑夜里，我多年躬逢其盛，并且苦战不衰，但是也只能做到百分之几十，始终做不到百分之百。如今你老弟有此雄心，大家就努力努力看。我当时做这种表示，心里实在并不怎么乐观，也许是当年躬逢其盛的积压影响了我，使我估算国民党的余威，有所出入。但郑南榕显然比我乐观，他大刀阔斧地干起来了。我因忙于《千秋评论》、《万岁评论》，对他的帮助有限，但在每月感慨“万”“干”之时，与《自由时代系列》杂志连线作战，努力做到百分之百，却也不甘后人。回想创刊之初，我和南榕携手争取言论自由，南榕亲笔在创刊号第一篇“言论自由第一优先”文中，宣示得十分明白。南榕虽然指出“在这个蔑视自由的小岛上，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从来没有过。李敖先生个人力争自由的成绩是第一名”，但在我看来，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却后来居上。我认为，南榕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上。至于后来从事争取组党的自由（他是台湾第一个以行动突破党禁的人，远在投机的民进党不敢组党前，他就加入了许信良的台湾民主党）、从事争取集会的自由。……只不过都是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下衍生出来的。别有怀抱的人把南榕的功绩，定位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之外，这是对南榕的一种政治性、宗教性的窄化与小化，是与史实不合的。基于我和南榕二十多年的从相识到共事，我想我最有资格说这种话。
《自由时代系列》在郑南榕的实际主持下，最后打着李敖的旗号，真正做到了百无禁忌的言论自由。其中最大的突破，是对蒋家三代的总清算，这种成绩与勇气，可谓历来所无！当时突破行动中，最有名的是连载江南写的《蒋经国传》，南榕这一举动，连我事先都不知情，最后却在封面印着“李敖总监”的声势下，冒险推出，由此一事，可见我对他如何纵容与信任，他对我如何置之死地而后生，想来不胜惊叹。
江南命案后，凶手之一“小董”（董桂林）逃亡，留了一封密件给我。在1985年3月23日，由一位“许先生”出面，找到南榕。“许先生”方脸，戴眼镜，身高约一米七○，微胖，年纪三十出头，外省口音，会说台语。他开门见山，坦白说他不姓许，有关他本人的一切，都不便相告，务请原谅。他登门拜访，只是受朋友之托，前来交付一包东西给李敖先生，托他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江南命案的在逃神秘人物——“小董”。“许先生”告诉南榕说，这包东西是小董在偷渡去菲律宾前亲笔写的，小董本想留下录音带，但怕录音有误差，所以决定用手写。小董在偷渡前夜，把这文件托许先生转给李敖，并说由李敖自行处理。小董走后，“许先生”想直接见到李敖，但是苦无门路，所以耽误一阵。最近他看到《千秋评论》第四十二期，里头有李敖二月份的日记，在日记中发现：郑南榕在二月里见到李敖十一次，他相信郑南榕一定可靠，所以亲自来找郑南榕，请把文件转给李敖。送走“许先生”后，南榕立刻到我家，转来密封的一包东西。我立刻决定由我写篇文章发表。两人商量好注意保密。后来听说，南榕在发排我这篇文章时，在杂志社“清场”，提前让人员下班，由他自己完稿付印，他的警觉性，由此可见。在我写稿前，南榕甚至不肯带走小董密件的影本，同时告诉我，为防这一密件的真实性出问题，那位送信的“许先生”虽然一切不便相告，但他喝了一杯水，水杯上会留下手印，可以追踪。我说我相信东西是小董写的，没问题，水杯可以洗掉，免得给送信人惹来麻烦，南榕同意我的看法，就回去把水杯洗了。这个故事，显示了郑南榕虽然刚毅木讷，学哲学的，但是极有才干，做事举重若轻，“于无声处听惊雷”，真是罕见的大将。
这种罕见的大将，在发起反国民党的“五一九绿色行动”一事上，也可看出他的才干。“五一九绿色行动”倡议之初，大家都意存观望，但郑南榕认为可行，他向我募捐，我捐了十万无，心里还想：“这回给郑南榕买爆竹玩。”后来行动开始，把国民党闹得七荤八素，我十分佩服他。像郑南榕这种大将，国民党当然要去之而后快，所以在他加入并推动“台湾民主党”，策划“百万人签名运动”等相继而来的时候，国民党只好以康宁祥系大将张德铭控南榕讼案为借口，捕之以去。南榕被捕的第二天（1986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以“郑南榕落网”的大标题，广事宣传，俨然把他当做江洋大盗。清朝末年，江亢虎起而抗暴，清朝政府骂他洪水猛兽，江亢虎说，我姓江，江者，洪水也；我名亢虎，亢虎者，猛兽也。说我洪水猛兽，我真高兴呢！如今郑南榕以江洋大盗落网，乍看不伦，实乃神似。郑南榕办《自由时代系列》杂志、发起“五一九绿色行动”、加入并推动“台湾民主党”，最后又策划“百万人签名运动”，在思想界与政治圈中不断兴风作浪，说他是此道中的江洋大盗，不亦宜乎？南榕下狱后，我亲自送十万元到他家里，给他母亲；另约南榕太太叶菊兰和邱谦城（杂志社业务负责人）到我家，面致五十万元，告诉他们：杂志赔了钱，本来与南榕讲好各赔一半的，现在由我全赔，不要南榕赔了。叶菊兰谦辞，我强她收下。南榕出狱以后，1987年2月5比他由曾心仪访问，刊出访问记。曾心仪问他：“李敖与你的私交，大家都很了解。在你的这个案子里，很特别的，我们看到李敖对你的关心是对别人从来没有的。从你被收押起，他就为你做了很多事：你的感受怎么样？”南榕答道：“李敖跟我私交非常深，我们的交往已经不是普通朋友的交往。人家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李敖的君子之交是厚如蜜、浓如蜜。他会对我这样超乎他平常对朋友的行为规范，平常朋友被抓了，他不会出庭、打点等等，他用写文章来支援；从这点可以看出他和我的交情不太一样。他会对我这样，是因为看得起我办杂志有格。他对其他的朋友只会做到某一个程度。”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南榕同我的交情。在访问中，南榕又提到我批评台湾人的文章。他说：“李敖常常发表政治方面的意见，他刺伤了他现有的听众。他现有的听众大部分都只见过台湾岛。行文用字是一回事，但是你要看李敖在政治上的行动，他也没有放弃台湾，也没有和国民党妥协要国民党让他去美国那么大的国家。他在这里批评、批评、批评，就是他喜欢这个地方的人，就是希望这边的人他妈的比较有格调一点。”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南榕清楚知道我对台湾的感情。
本来办杂志是争取言论自由、鼓吹人权民主的，但是南榕愈办愈把重点转移了，我是不赞成台独的，于是两人便逐渐疏远了。1989年3月6日早上，他电邀我为杂志五周年写几句话，我写了《言论自由还是第一优先》一文，以“逆耳之言，以博老友们的一脸苦笑”。那次电话通了四十分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电话中我反复举证，告诉他台独是一种梦幻，“我们要牺牲，但是不要为梦幻的理想牺牲”。从此以后，南榕的声音，对我已是绝响了。一个月后，南榕以自焚殉道。
那年南榕坐牢之日，我由叶菊兰、邱谦城陪同，和小屯一起去看他，南榕的小女儿竹梅也一起去了，眉宇之间，似有无限深沉与哀怨。竹梅十岁时写诗说：“爸爸像太阳一样，如果太阳不见了，我会哭，我会叫，但还是叫不回太阳。”——对小女儿而言，南榕是太阳；但对好朋友说来，南榕是孤星。正因为是孤星，所以他不屑加入民进党。南榕自焚殉道后，民进党趁机拥死人为筹码，奉他为“灵魂党员”。殊不知南榕不屑入这种党，正因为这种党的政客没有“灵魂”，他们唐突死者，无耻至此，南榕、南榕，真死不瞑目了。
南榕死后，一个说法是包围杂志社的警察们谋杀了他，这种郑南榕非自焚论，在“立法院”，由尤清、朱高正带头，就非自焚论展开政治秀，以是否有他杀的可能性，大作文章：陈水扁太太吴淑珍也依据陈永兴、黄华的话，同此炒作。而台南地区，也有四十名民进党员借口“国民党活活烧死郑南榕”，大举游行。——台北方面是打死后焚尸灭迹的，台南方面却是进一步活活烧死了，可见这一被杀焚尸“罗生门”，还有南派北派的不同说词呢！
事实上，郑南榕决心自焚殉道，早见于该年2月18日《自由时代》总号第二六四期里，他用书面表达出“他们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的宣示。4月7日的从容一死，只不过是实践这一宣示而已。他的牺牲精神，是不容歪曲的。在生死线上，他温柔地叫醒十岁小女儿，叫“你们大家先走”，然后反锁自己于办公室内，自行了结他四十二岁的生命。检察官验尸时发现，起火后郑南榕安坐在桌旁，没有逃走的迹象，双手扶在办公椅的把手上，上身笔直，如此端正的死法，尚属首见。呜呼南榕，在生死大节上，图难于易，从容如此，平生所学，真实不虚矣！
我捐给南榕搞“五一九绿色行动”的十万元，来源颇为有趣。那是我告国民党议员郁慕明诽谤的战利品。郁慕明最后以道歉、赔款同我和解，并成为朋友。我借花献佛、“因粮于敌”，把十万元捐给党外。我交给南榕的时候，南榕说：“李先生你捐了这么多钱，整个的宣传费用，都解决啦！”后来得知参加者每人身上佩贴的圆形五一九绿色标志，都是“郁同志”出的钱！
郑南榕并没有钱，他办杂志的一些资金，是向我借的。他采纳邓维祯的建议，把我名字以“李敖总监”形式，单独印在每期封面上，以广招徕，为时年余之久。后来我笑谓：你晓得俞大维挂名做“国防部长”的奥妙吗？他挂名，目的就在把蒋经国带进场，最后还政蒋氏，由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如今我干了一年多了，还是由你来挂名吧。从此以后，《自由时代系列》杂志就在封面上改由郑南榕挂名了。
我自己挂名的“杂志”，除了《千秋评论》、《万岁评论》等月刊外，我还办过《乌鸦评论》周刊，自1988年10月1日办到1989年3月17日，共出二十四期。我不但办月刊。办周刊，还办报纸，在国民党报禁解除后，新创刊的《世界论坛报》邀我写专栏——《世论新语》。《世界论坛报》是一家低格调的烂报，只因全台湾只有这一家报的发行人愿意邀我写专栏，并保障我一字不改地言论自由，所以我也就以“尔为尔，我为我”地划清界限，撒起野来了。最后发行人吃不消，大家闹翻也、绝交也，自是意料中事。如今回想，了无遗憾，但恨没有第二家烂报烂眼识人耳！不过，报禁开放后，我自己倒阴错阳差，有了一次办报的机会。有周孟禄者，学新闻出身，是高斯机的总代理，报禁解除后，他机会大好，大卖这种印报机，但却回收了一些旧的印报机，堆在仓库。他想到如能把这种旧机器废物利用，以小额投资办张报纸，可能是一个好计划。因此通过海王印刷厂的张坤山介绍，以伍振环做人头，邀我合作。伍振环本是警备总部的高干，当年负责查禁过我的书，如今找上门来，我心中一边发毛、一边好笑，于是合作起来，由我包办一切言责，办了只有一大张四个版的《求是报》。这报极有特色，从不奉“中华民国”正朔到天天彩色“三点要露”臭“新闻局”，热闹万分。这报没有一个记者，只有兼任的胡基峻帮我，就每天出刊起来了。从1991年2月27日到8月20日，办了近半年，最后以曲高和寡、资金不足，以致中道崩姐。虽然周孟禄、伍振环双双被我告到法院，但我仍要公平地说，他们两人实在眼光不错。——他们能找到李敖做这场空前绝后的大买卖，虽然买卖垮了官司在，但他们绝对可附李敖骥尾而青史留名，桥也桥、路归路，我虽然告他们背信罪，但仍不埋没两人的功劳。
办报期间，彭明敏来信问我是不是太辛苦了，我有回信写这一生涯：
《求是报》一办转眼两个月了，忙得没有好好回信给你。前一阵子看电视张学良说他是“很胆大妄为的”，我想我办《求是报》，也属“胆大妄为”的一种。因为按情按理按实力，我实在没有办报的财力，正因为如此，报却办了出来，除“胆大妄为”外，殊乏其他解释。
《求是报》开办以后，我个人倒还好，因为即使不办报，我也是“工作狂”，每天由早到晚忙个不停，所以办报只是忙上加忙而已。倒是跟我办报的同人，忙得人仰马翻，以致屡生“逃兵”事件，其中孟祥柯是第一叛徒，他是过惯闲云野鹤生活的，这一忙，吓坏了他，乃留书出走，略谓georgesantayana与阳春有约，他老孟与乡村有约云，一走了之，潇洒无比。
虽然屡生叛逃事件，但李敖是何等人，岂怕别人叛我的变，仍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何况老孟并非夏桀也乎？
老孟写文章，考究环境，他说最理想的地方是狮头山庙里，青山绿水、清风徐来，才有灵感。他问我为何随意下笔就千言，不要靠灵感，我说妓女接客，要不要靠性欲？靠有性欲才能接客，还能干这行吗？
不管怎么责人而不责己，《求是报》办出来，可谓“恶有恶‘报’”。当年我曾说“如果你想害一个人，你就劝他办杂志”（这一名言，大家都忘了是我说的），如今当修正为“劝他办报纸”了。
不过，不论怎么“悔不当初”，《求是报》总算做到了一点，就是全部都是可读的东西。就光凭这一点，《求是报》就是鹤立鸡群啦！
虽然理由头头是道，可是夜里三点泡在浴盆里，未免自笑。周作人打油诗说“老去无端玩古董”，我倒有点“老去无端办报纸”之感。盖办报之事，在去年10月12日以前，我一起认为对我是天方夜谭。报办成后，可好了，每天不要“跑三点半”了，——每天跑夜里“十二点半”了。《求是报》每天夜里四点钟由dhl快传到美国出美洲版，“十二点半”，正是“‘夜’正当中”呢！
你说“每日出报，太辛苦了，但是很值得的”，多谢打气。
1991年11月三日，我创办了《李敖求是评论》月刊，在发刊词中写道：
我的《千秋评论》《“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办了十年。《求是报》办了半年，如今双双达成它们历史的、阶段性的使命，我决定创办《李敖求是评论》杂志，以开新酞。
《李敖求是评论》杂志是我五十六岁时创办的，由于我余生生命贯注的主力是《北京法源寺》以外的几部重要小说，以及非小说的《中国思想史》等书，花在“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式的杂志上面，时间已有限制。因此我用两百页以下的月刊形式，予以掌握和掌舵。
《李敖求是评论》杂志虽是杂志，但它的使命，在“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并不是我一个人发言，而是把特立独行之言、振聋醒聩之言、“虽干万人，吾往矣”之言，不论古今、不论中外、不论新旧，都有以召集，形成光束与弹花，为“中国”开道、为“中国人”导向。“中国人”混蛋混蛋满天下，上自高等知识分子、衮衮诸公；下至匹夫匹妇、贩夫走卒，滔滔皆是混蛋、到处都是混蛋。在这种世风下，第一流的思想家站出来，以实事求是的论证，说点明白话、主持一些公道，这是起码该有的独来独往。《李敖求是评论》杂志就是在这一抱负下创办的。这是全台湾唯—‘一个崇尚真理、全说真话、专讲是非、没有党派的杂志。我敢说，看了它，台湾任何刊物都“不够看”、都“何足数”了。——浅人看来，这种开场白有点吹牛；但真正有眼识泰山的人看来，李敖几十年孤军奋斗、呼啸丛林的纪录，岂不都印证了这一事实吗？
《李敖求是评论》共办了六期，为时半年。到了1992年4月1日，我急着写我要写《北京法源寺》以外的那些书，决心结束每月不得安宁的写作方式，于是在《李敖求是评论》第六期出版后，告别了这一每月折腾的生涯。自《千秋评论》起算，这一生涯长达十年之久。
这十年中，我带头正人心、布公道、求真相、抱不平，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声势，整天四面树敌、八面威风，这一情景，我有一首浴盆中作的打油诗，约可谈笑得之：
一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先当孙行者，后变彼得潘。
只做单干户，不搞李家班。
独来又独往，管他关不关。
二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翻。
早戒夺命酒。不抽长寿烟。
忙时撼天下，闲来逛地摊。
周公不吐哺，独自吃三餐。
三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东流浑似水，北望气如山。
春去人稍胖，老来心更宽。
蜀中需大将，留我做神仙。
四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笔写甲乙丙，口喊一二三。
狂酿工蜂蜜，不搬陶侃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