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叫来了炊事班长，让炊事班长做了一大锅猪肉炖粉条，然后父亲就陪着这些童年的伙伴，大碗地喝酒了，父亲一边大口地喝酒一边大声地让酒让菜，父亲说：二哥，整酒！父亲还说：三兄弟，整酒！

于是，众人就整，整来整去就都整高了，乡亲们说话也不那么规矩了，每句话都带着操操的了。操来操去的，就想起了母亲，他们大呼小叫地向父亲提议，让母亲来敬酒。父亲这时也有些喝高了，他大着嗓门喊母亲：丫头，来来来，敬酒，敬酒哇！

母亲听到了，她不动，父亲喊了一气见母亲没动静，然后起来敲厕所的门，一边敲一边喊：敬酒，敬酒！这些都是我光腚眼的朋友。母亲不能不出来了，她出现在乡亲们面前，这时已有人为母亲倒上了酒，然后碰杯，然后干杯。母亲不喝，她从来没喝过酒，别说让她喝酒，眼前狼藉的场面早就让她作呕了。趁着酒劲的乡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一碗酒倒在母亲的嘴里，母亲一头撞开厕所的门，她翻江倒海地呕吐起来。

父亲还在说，大哥整酒！小弟整肉！

从那以后，只要农闲时节，乡亲们总要前呼后拥地来到家里，他们来看望父亲，顺便走一走，到靠山屯外的世界开开眼。每次来人，都是父亲车接车送的，他们平生还是第一次坐上轿车，仅凭这一点，就够他们在家乡人面前说上半年的了。

母亲再也无法忍受了，她警告父亲说：不要再让那些人来了，要是再来，我就和你离婚！“离婚”这个词对父亲来说又新鲜又陌生，他以为母亲只是说说而已，在又一次老家来人时，母亲真的搬到文工团去住了。后来乡亲们走后，父亲亲自跑到文工团好说歹说，母亲才回来。

以后，再有乡亲们来找，父亲就不往家领了，而是把他们安排在招待所里。在那几年中，只要在军区大院里看到手提蘑菇、肩扛核桃，在招待所食堂里，大碗喝酒大块整肉的乡下人，十有八九是父亲的家乡人。

乡亲们来过一阵之后，便明显的稀疏下去了，相反的，老家再来人，就换成了公社和县一级的干部。他们不再单纯地来看父亲，而是有求于父亲。在计划经济下，什么都紧张，例如，农机、化肥、种子、布匹……都是农村基层紧缺的，他们来求父亲，想购买这些紧俏商品。父亲对家乡是有求必应，父亲虽身在部队，不管地方上的事，但父亲有许多老战友、老下级，不少人都已转业到了地方，在各条战线上战斗着。这些对父亲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只一个电话一张条子，家乡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父亲这迎刃而解了。这些东西到手后，父亲并没有完成任务，他还要想办法帮助乡亲们把这些东西运回去，有时父亲要到铁路局为他们申请车皮，铁路紧张的时候，父亲就直接命令部队的军车为他们送回老家。

那些年，父亲为老家办了许多大事。

父亲在陪县委书记喝酒时说：老家以后有求我老石的就说，没有老家那些乡亲，我老石早就饿死了。我老石死后也要埋在家乡。父亲说的是实话，他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的实话，给他埋下了一个祸根。后来父亲犯错误了，正是他这一席话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