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看到枢密官露出轻蔑的微笑和皮埃尔信口雌黄，就从人群中走开了；只有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对皮埃尔的话很满意，正像他对海军军人的话，枢密官的话，总之，对他刚听到的任何人的话，全都满意一样。

“我认为，在讨论这种问题之前，”皮埃尔接着说，我们应当问问皇上，恭恭敬敬地请陛下告诉我们，我们有多少军队，我们的军队和正在作战的部队情况如何，然后……”

但是，皮埃尔还没有把话说完，就忽然受到了三方面的攻击。攻击他最利害的是一个他的老相识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阿普拉克辛，此人是玩波士顿牌的能手，对皮埃尔一向怀有好感。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身穿制服，不知是由于这身制服还是由于别的原因，此时，皮埃尔看见的是一个完全异样的人。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脸上突然露出老年人的凶相，向皮埃尔呵斥道：“首先，启禀阁下，我们无权向皇上询问此事；其次，俄国贵族就算有此种权利，皇上也可能答复我们。军队是要看敌人的行动而行动的——军队的增和减……”

另外一个人的声音打断了阿普拉克辛的话，这个人中等身材，四十来岁，前些时候皮埃尔在茨冈舞女那儿常常看见他，知道他是一个蹩脚的牌手，他今天也因穿了制服而变了样子，他向皮埃尔迈进一步。

“而且现在不是发议论的时候，”这是那个贵族的声音，“而是要行动。战火已经蔓延到俄国。敌人打来了，它要灭掉俄国，践踏我们祖先的坟墓，掠走我们的妻子儿女。”这个贵族捶着胸脯。“我们人人都要行动起来，勇往直前，为沙皇圣主而战！”他瞪着充血的眼睛，喊道。人群中有些赞许的声音。

“为了捍卫我们的信仰，王位和祖国，我们俄罗斯人不惜流血牺牲。如果我们是祖国的男儿，就不要净说漂亮话吧。我们要让欧洲知道，俄国人是怎样站起来保卫祖国的。”那个贵族喊道。

皮埃尔想反对，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觉得，问题不在他的话包含什么思想，而是他的声音总不如生气勃勃的贵族说得响亮。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在那个圈子的人群后面频频点头称赞；在那个人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有几个人猛地转身对着演说的人说：

“对啦，对啦，就是这样！”

皮埃尔想说他并不反对献出金钱、农奴，甚至他自己，但是，要想解决问题，就得弄清楚情况，可是他张口结舌，一个字也说不出。许多声音一起喊叫，发表意见，弄得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应接不暇，连连点头；人群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吵吵嚷嚷，一齐向大厅里一张桌子涌去。皮埃尔的话不但没能说完，而且粗暴地被人打断，人们推开他，避开他，像对待共同的敌人一样。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对他的话的含义有所不满——在他之后又有许多人发表演说，他的意见早被人忘记了——而是因为，为了鼓舞人群，必须有可以感觉到的爱的对象和可以感觉到的恨的对象。皮埃尔就成为后者。在那个贵族慷慨陈词之后，又有很多人发了言，但说话的都是一个腔调，许多人都说得极好，而且有独到的见解。《俄罗斯导报》出版家格林卡1被人认出来了（“作家，作家！”人群中传出喊声），这位出版家说，地狱应当用地狱来反击，他曾见过一个孩子在雷电交加的时候还在微笑，但是我们不要做那个孩子——

1谢-尼-格林卡（1776～1847），俄国作家。

“对，对，雷电交加！”几个站在后边的人赞许地重复着。

人群向一张大桌子走去，桌旁坐着几位身着制服，佩带绶带，白发秃顶的七十来岁的达官显贵，差不多全是皮埃尔常见的，看见他们在家里逗小丑们取乐，或者在俱乐部里打波士顿牌。人群吵吵嚷嚷地向桌旁走去。讲话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两个一齐讲，说话的人被熙熙攘攘的人群挤到高椅背后面。站在后面的人发现讲话的人有什么没讲到的地方，就赶紧加以补充。别的人则在这热气腾腾和拥挤的气氛中，绞尽脑汁，想找点什么，好赶快说出来。皮埃尔认识的那几个年高的大官坐在那儿，时而看看这个，时而看看那个，他们脸上的表情很明显，只说明他们觉得很热。然而皮埃尔的情绪也高昂起来，那种普遍表示牺牲一切在所不惜的气概（多半表现在声音上，而不是表现在讲话的内容上）也感染了他。他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但是他觉得他犯了什么错误，想辩解一下。

“我只是说，当我们知道迫切需要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牺牲就会更有价值。”他竭力压倒别人的声音，赶忙说。

一个离得最近的小老头回头看了他一眼，随即被桌子另一边的声音吸引过去。

“是的，就要放弃莫斯科了！它将要成为赎罪品牺牲品！”

有人喊道。

“他是人类的敌人！”另一个人喊道。“让我来说……先生们，挤死我了！……”——